挖“癌症村”病根的人
這段時間，林景星又開始失眠了。已經從現代生態環境地質研究中心退休的他，接到陝西省華縣龍嶺村村民的電話，這個著名的“癌症村”，不久前又有兩人死於癌症。

儘管3年前，林景星就查出了那裡致癌的原因，開出了“藥方”，但至今沒能徹底解決。作為國內提出“生態環境地質病”的首位學者，他原以為自己能夠當一個“開方治病”的醫生。可十多年的調查研究讓林景星越來越認識到自己的角色：“我只是一個真相調查者，用科學的數據告訴人們地質環境發生了什麼變化，這些變化不僅觸及生命而且細及毛髮，但整治是一個社會系統大工程，不是僅僅學者能為的。”

親嘗毒核桃

2001年，林景星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陝西發現“癌症村”。以他對生態環境多年的關注，他堅信這就是被自己命名的“生態環境地質病”的發作，這顆“環境化學定時炸彈”已經爆炸。

為了證實判斷，他自費去了趟“癌症村”——陝西省華縣瓜坡鎮龍嶺村，調查發病原因。

村長早已在村口迎候，村民們紛紛拿出自產的核桃招待貴客，林教授成了全村人的希望，被稱為“北京來的專家”。然而在來之前，林景星已經托人取過樣品化驗，認為致癌的“罪魁禍首”可能就是該村的核桃。

即便如此，林景星還是欣然地吃下了村長遞過來的核桃，儘管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核桃里的砷元素會在自己的身體內沉積下來，而砷恰恰是致癌物質。但他也知道，只有這樣，才能被村里人接受。跟他們接近，就等於跟事實真相接近。他已經顧不得臨行前老伴的殷切叮囑：“到了那裡，不要亂吃東西。”

龍嶺村位於秦嶺北坡，這個海拔770米的小村落，山清水秀，民風淳樸，讓林景星想起了久違的兒時家鄉。在福建農村長大的他，自小就在鄉野嬉耍，渴了喝小溪水，餓了扯把野菜……研究生態環境越久，他越懷念那段時光，久違了的清靜突然在這裡重現，他甚至懷疑是自己錯了。走遍龍嶺村村前屋後，根本找不到污染源，林景星的心裡划過一絲慶幸。

但是村長提供的數據卻讓林景星震驚。自1974 年發現第一例食道癌患者以來，該村30戶人家、154人中，共死亡59人，其中死於癌症的36 人，占全部死亡人數的61%。全村只有4 戶家庭未出現過癌症患者，還有4戶人家已經“絕了戶”，門上孤零零的一把大鎖讓人看了心寒。

林景星下定了決心，如論如何，也要用科學的手段找到病因，為村里人“驅魔”。

“魔鬼”在龍嶺村紮根

在得到國土資源部資助後，林景星對龍嶺村進行了前後長達3年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龍嶺村人日常食用的糧食和蔬菜中，除了土豆和西紅柿外，其他作物的有毒成分均超標；耕植地、非耕植地以及室內用地，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鉛、砷等化學污染。

而距離龍嶺村4公里以外的化肥廠便是“真兇”。這座20世紀70年代初建成投產的化肥廠，每天24小時不停歇地釋放着“毒煙”，“毒煙”順着西北風颳向龍嶺村所在的秦嶺方向，當無法跨越高聳的秦嶺山脈後，“魔鬼”就在龍嶺村紮根了。

林景星第一次到龍嶺村時，開着摩托車帶他上山的小伙子，總是笑眯眯的。而後來再去龍嶺村，年輕人卻當着他的面哭了，因為頭髮檢測結果發現他是全村身體“毒素”沉澱最多的人。“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只想逃離這個地方。無論到哪裡，只要有口飯吃就好。”最終小伙子離開了家鄉。

整個龍嶺村人們只有兩種選擇：逃離和等待死亡。年輕人，能離開的都離開了，只留下50歲以上的老人，守在空曠的大門口。9年來，村子裡只出生了2個小孩，學校也關閉了。“這麼多年跑野外，什麼惡劣的環境都見過，但走進龍嶺村的寂靜，讓人恐慌。”

連這樣一個僻靜、古樸的小山村都逃不過化學污染的魔爪，多年來致力於生態環境研究的林景星憤怒了。

問題在土壤里

在地質研究界，林景星是個異類。因為大多數人都是“往回看”，研究地質史的變遷、地層考古的細化，而林景星卻偏偏選擇了“腳底下的一片土壤”，關注土壤質量對眼下人們生活的影響。這種轉變來自於現實。

1994年，在比利時留學10年的林景星回國後，就職於國土資源部。在去歐洲之前，他從事的也是地質考古研究。在歐洲他聽到太多國外同行對中國環境問題的抨擊，他總期待着，有朝一日，能用自己調查的科學數據爭一口氣。然而，回國後的調查讓他發現，中國水土環境受污染程度確實不容忽視。

林景星決定，調整研究方向，把目標對準環境污染對人類健康的危害上。

早在歐洲留學時，林景星就了解過歐洲工業革命對環境的破壞，可以說從1680年的英國到後來幾乎每一個歐洲國家，都不可避免地付出過這樣的發展代價。音樂家貝多芬，後來就被證實死於環境污染導致的鉛中毒。當時多瑙河和萊茵河兩岸有很多制鉛廠，導致河水中的魚被污染，而貝多芬最喜歡吃多瑙河裡的魚。

而同樣的挑戰，也正擺在我們的面前。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一些地方工業污染加劇，國內“癌症村”、“怪病村”頻頻出現，尤其高發於廣東、浙江等經濟發展較快的省份。

經過數年的研究，林景星提出了“生態環境地質病”這一概念——由於人為活動影響，如工廠排污、礦山開採等，破壞了地殼元素的平衡狀態，使這些有毒元素通過水分、土壤、農作物，轉移到人的身上。它們就會在人體內積聚下來，一旦攝入總量超過臨界點，就會發生病變，甚至導致死亡。所以“生態環境地質病”不可治癒，只能預防。林景星的理論與法國癌症研究計劃負責人貝爾波姆的觀點不謀而合，後者認為， 80%-90%的癌症是由人為破壞環境造成的。

這使林景星更加堅信，歐洲現有的環境治理經驗值得國內借鑑，而自己留學時恰恰對這個領域有很多研究。他相信，以嚴謹的科學態度，讓數據說話，就能改變這一切。

“我不怕被人質疑”

但是，“良醫”開出來的藥方未必會被“病人”採用。

關於龍嶺村的嚴重污染問題，林景星撰寫了調查報告，得到溫家寶總理的親自批示，責令地方政府解決有關問題。

但數年過去了，龍嶺村村民只是從污染嚴重的山坡上搬到了山坡下。林景星能做的，也只是每次村里人來電話，他不斷地叮囑他們不要再吃山上種的莊稼了。結果是，那片山坡地里長出來的作物，村里人是絕對不吃了，卻把它賣到村外，因為那是村里唯一的經濟來源。

“我很難過。但我也沒有權力去指責龍嶺村的村民，畢竟他們只是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自己為了挽救生命的努力，卻給另一些生命帶來威脅，林景星有些無奈。

“您為什麼不建議關閉或者徹底整治污染源——化肥廠呢？”聽到別人質疑，這位年過花甲的老人，頓了頓，有些遲疑地說：“沒有錢。”

當年，為揭開龍嶺村癌症之謎，林景星連夜寫了一份1萬多字的報告書，上交給國土資源部環境司、國家自然基金協會等部門，希望能夠得到專項資金資助。按規定，申報基金者的年齡要在60歲以下，而當時的林景星已經62歲了，只好求助他人代為申請。足足等了一年，他得到20萬元研究經費，然後不斷的取樣、化驗……經費很快花完了，等到他發現化肥廠這個“罪魁”時，也只能望洋興嘆。“沒有足夠的經費取樣化驗，就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證明龍嶺村的污染來自於化肥廠。哪怕我們很確定，可科學是要講證據的。”

2007年5月，國土資源部公布了一個驚人的數據——中國受污染的耕地約1.5億畝，形勢嚴峻。而自1997年以來，癌症成為中國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萬人死於癌症。

林景星經常問自己，為什麼當年泰國爆發黑腳病時，最終能根治不再復發，我們的解決途徑到底在哪兒？他希望自己的調查結果能夠讓更多人了解，觸動更多人關注這個問題。林景星指着辦公室里存放的採集樣本，激動地對記者說，“如果有人懷疑我的結論，可以把這些樣本拿去重新化驗，我每次收集樣本時都會多留一份。我不怕被人質疑。”

是塵暴，不是沙塵暴

從不怕被質疑的林景星，卻要質疑別人。

自從1958年到北京大學學習，近半個世紀，林景星目睹了北京“沙塵暴”的惡化。作為一個關注地質環境的科學家，他一直在思考——為什麼國家每年都在投入治理，沙塵暴還越演越烈？對他來說，這和土壤化學污染一樣，都是我們地質環境變化的突出問題。

2006年4月的一個晚上，北京降下33.6萬噸粉塵。凌晨4點林景星從夢中醒來，他披上衣服就跑到屋外，從停在小區裡的汽車上掃下了整整一口袋的“天降塵土”。現在他辦公室的柜子裡還放着一個玻璃瓶子，裡面裝着細塵土，標註着“北京，2006 年4月16日凌晨4點”，讓人一下子想起“4 ·16沙塵暴”。

“不對！是‘塵暴’而不是‘沙塵暴’。”儘管林景星的研究結果存在不少爭議，但他仍糾正記者的“用詞不當”。“我們有證據證明北京的塵暴來自內蒙乾涸了的鹽湖區粉塵，以前認為沙塵暴來自沙漠顆粒是診斷錯了，方子開錯了，藥也抓錯了，所以沒法根治。”

有人勸林景星，因為事情敏感，不要輕易發表意見，“影響不好”。但每次研討會上，這個倔強的老人還是拿出明顯存在差異的電鏡掃描照片，“讓數據說話”。但他最後總不忘加上一句：“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如有錯誤，我本人負全責。”

如今70多歲的林景星，每天還要去辦公室。儘管已沒有科研經費，不能做具體的環境項目研究，但他並沒有停下工作。參加研討會，到中科院教課，寫文章……他希望繼續做一個地質環境科學的傳播者，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身邊環境的變化，警惕那些看不見的、卻是致命的危害。

林景星仍然在收集國內外關於“生態環境地質病”的報道，佐證科研。他告訴記者，在北極圈內的斯瓦爾巴島上，至少有1.2%的雌性北極熊長出了不完整的雄性生殖器官，因為常年刮來的南風，將歐洲大陸工業釋放出的多氯聯苯帶到這裡，導致動物物種變異……

“不知道哪一天，在人類肆意破壞環境的同時，你和我會變成什麼樣子？”緊接着，他說，“不過眼下，關注我們自己土地上的事更加迫切。”《環球人物》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