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花落杳無聲

　　　　　　　　　　　　　　　　　紀念大家姐
　

　　沒有任何預感，只聽敏姐傳來一句冷不丁的消息：“大家姐去世了”。消息來得突然，乍一聽好像說的是一個不相干人的死訊，沒有嚎啕沒有傷心。許久，才意識到那是真的，是我們的大家姐走了。好幾天，淚默默地流，心楚楚地痛，失去了，真的失去了———我的大家姐。
　　
　　我生在北京長在北京，隨着父母祖籍廣東話稱大姐為大家姐。事實上連同我的父母和街坊鄰里也這樣稱呼她。
　　
　　六十年代，北京冬日的風雪天，大家姐回家後總是把脫下的大衣長圍脖疊得整整齊齊，她的頭髮永遠一絲不亂。乾淨整潔的大家姐，在我幼小心靈中，除了父母她就是我生活里的表率。

　　喜歡各種年節假日，有大家姐在就有禮物，吃的玩的都新鮮。最記得大家姐給的一套小燒瓷，有小雞一家還有兔兔和貓咪。白玉黃玉似的小瓷器，色彩亮麗，形態各異，活靈活現，神態可掬。它們裝在一個硬紙板糊的小盒裡。盒子外面鑲着古色古香的綢布面。再外一層用透明印着暗花的蠟紙見稜見角地包着，封口處以套了色鑲着金邊的五瓣臘梅花緊緊貼牢。盒子裡層層密密地墊着微黃色的木削，小瓷動物們參次錯落安棲其中。不知道這套玩具到底玩了有多久才不知去向，但它們活在我童年的幼稚心靈里，直到今天，直到永遠。

　　過年嘍。就盼着一年一度的大年三十。大家姐一準會給好東西。披着硬紗的賀年片，掀開裡面還有會動的小古人兒。字還識得不多的年齡，只要大家姐念一遍就能記住，拿着它滿屋子炫耀到處邀寵，背後的大家姐笑者用沙啞的嗓音不惜措辭地誇我聰明又伶俐。大家姐呀，從小到大，風雨幾十年，無論何樣的大年三十，熱鬧非凡還是淒風苦雨，大家姐你都帶給我一掬抹不去的溫馨回憶。

　　周末最愛跟着大家姐去逛隆福寺大街，去前總是信誓旦旦不要背，自己走去走回。冬天大家姐攥着我的棉猴袖口，左一回右一會兒，讓兩隻縮在裡面的手一路都暖和。一進隆福寺大家姐就會說：“今兒想吃點什麼？灌腸羊雜碎還是油炸糯米芝麻球？姐請客”。其實不說也知道是她做東。甭問，都要嘗個遍。大家姐總是笑眯眯地看着我吃。飽了，來前要自己走路的誓言就走了樣，要背。大家姐單薄而暖乎乎的背，腳步細碎顛得好舒服，還有一路的歌總是把我帶入憨甜的夢鄉。

　　大家姐有一雙明亮的眼睛，黑白分明，清澈見底，睫毛又長又密，臥蠶眉粗細適中，濃淡相宜。她愛在春天裡帶我去景山看滿山斑斕的桃花，去北海撲捉漫天飛舞的柳絮，有風時用一條紗巾蒙着我的臉，看我和她一樣的長睫毛呲出紗巾後，滿意地拍拍我的肩，毫不吝嗇地夸道：“真好看”。大家姐的心寬而且親，我再是個醜小鴨在大家姐眼裡也好看。從小不是一個有信心的孩子，但在大家姐面前，我卻感到心滿意足。她給了我信心也教給我用美麗的心思看世界。

　　餃子包了一簾又一簾，弟妹們都吃撐了，餡沒了，大家姐只吃到剩餃子面做的切面，二十年後回憶起來時卻笑彎了腰。大家姐先人後己事豈止這一件？

　　才過了飢謹年荒，大家姐結婚了，遲到的喜糖吃了一塊又一塊。不久兒子出生，我抱着他就像抱着爸爸從蘇聯帶回來的大洋娃娃，嘴裡嘟囔着：“叫姐姐，叫呀，叫呀”。大家姐笑翻了天：“小傻瓜，他才出生呢，哪裡就會叫人？你是小姨呀，他不是小弟弟，是你外甥呀”。那年我還沒到八歲生日。旋即他們一家搬走了，去支援三線，兩年後我的童年也跟着走向結束。

　　風雨飄搖的文革年代，大人們背井離鄉，孩子們流落街頭，即使有家也不願歸，政治上人人向惡是常事。父母受到非人的衝擊，媽媽一度幾乎喪於非命，遺囑般向大家姐移交家事：“兄弟姐妹們要互相照顧，一個大的帶一個小的，即使分散也要留下聯繫地址”。大家姐毫不猶豫地向媽媽保證：“我來照顧娓娓”。在家中我最小，自然也是責任最重的一個。媽媽把大家姐的地址縫進我的棉襖，我那十歲童稚而無所適從的心從此安定溫暖有依託。

　　十四歲那年，正值好學的青澀年齡，好心的濤哥第一次從冰天雪地的內蒙古回京探親，寫信給大家姐，請求大家姐寄錢來給我這個小妹買把小提琴。十八年後臨出國前大家姐來北京探親順便給我送行，特別提及此事。她說：“那時經濟上都很拮据，實在沒有閒錢給你買提琴”。她聲音啞啞的，滿心的歉意，一雙永遠清澈的眼睛潤着淚水。善良的大家姐呀，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如果有能力你什麼都會給，雖然當初我並不知道濤哥寫有這樣一封信，你卻把它揣在心裡這許多年。

　　三叔出差成都，到大家姐小坐，多年後還對大家姐的乾淨利索井井有條念念不忘讚不絕口。三叔操着潮州鄉音說：“她擦得地下照見人影”。大家姐什麼時候回家探親都會幫着大幹一場，又一塵不染地離開。

　　九零年元月，這一次她真的離開了，永遠地默默地離開了。就象春天裡景山上的蔟蔟桃花默默地開着，美麗、親切、芬芳；又默默地謝了，一地落英杳無聲，化作一掬純潔的泥土撒人間 。

　　兩千零七年七月八日寫於Tulare加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