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妹：從“基督徒”餘傑的不寬容“聲明”看基督教不寬容歷史
(首發稿)

餘傑在二00七年十月發出“基督徒關於法輪功問題的聲明”，聲明開始慷慨陳詞地譴責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隨後餘傑筆鋒一轉竟指責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歪曲、詆毀和誹謗”基督教和聖經經文，餘傑以一半的篇幅登出李洪志先生眾多講話中的十四句話作為他指責的證據。最後，餘傑在呼籲“中國當局停止針對法輪功群體的政治與司法迫害，實現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時，還鄭重地提出，“我們更呼籲李洪志先生和海外的法輪功組織停止對基督信仰和聖經真理的 歪曲性的引用、混淆和貶低，收回以上那些錯誤的言論，並向受到傷害的廣大基 督徒道歉。”

正當中共殘酷迫害法輪功的危難關口，餘傑在同一個聲明中既抗議中共又抗議法輪功，把權勢一方的中共迫害者與正受中共迫害的無權勢的法輪功受迫害者放在同一聲明中抗議，而抗議重心最終落在被迫害者身上，餘傑如此頗費心計的怪異行為令人對其用心叵測的聲明產生質疑。

此聲明表現了作者倚仗基督教虛張聲勢來提高自己低劣人格的急迫心態，還表現了作者貌似正義高大而實則仗勢趨利的功利主義心計。只是令人沒想到的是，餘傑這回使用的還是基督徒的招牌，上次以基督徒為藉口阻止非基督徒郭飛雄與美國總統布什見面的卑劣行為已經丟盡基督徒的臉面，這次再用基督徒做招牌實在愚蠢至極。如此濫用基督作招牌，不過是偽基督徒對基督教的俗化和褻瀆。

儘管經過餘傑的斷章取義，我仍沒有從李洪志先生這十四句話中看到任何“歪曲、詆毀和誹謗”的意思，我看到的只是一個個人以平緩中性的態度發表的正常見解。我還看到李洪志先生的本意是，世俗信徒和偽基督徒對基督教近兩千年的俗化使基督教令人傷心地異化了。

我們只要簡單地如下回顧一下基督教紛爭的歷史和基督教迫害異端的歷史，我們就能得出這樣的答案：一，基督教不斷地被世俗的教徒世俗化已達千年之久而且並未停止，二，作為個人，我們每個人對聖經和基督教都有自己理解、認識和判斷的權利和自由。

耶穌出生日不太確定，《聖經》裡沒有記載耶穌的生日，12 月25日 原本是羅馬帝國奉行的太陽神生日，公元336 年羅馬教會把12 月25 日定為耶穌生日。估計耶穌大約生於公元前四年，耶穌是名字，基督是身份。基督是希臘文的譯音，相當於希伯來文的“彌賽亞”，意即“受膏者”。耶穌在三十歲以前是個木匠，過著猶太人的傳統生活。耶穌在三十歲，公元後二十六年受洗並事工布道，大約在公元後三十年受難升天，死時年僅三十四歲，布道經歷大概三年。耶穌布道從來沒有離開他的出生地二百英里（大約320公里）以外的地方。

由於自君士坦丁大帝以後，羅馬帝國舉國改信基督教，僧侶就決定改以耶穌出世的年份為新紀元一年。當時的僧侶基於聖經上“耶穌被處決時約三十多歲”，就在耶穌處決那一年的年份減去三十，作為新紀元的元年，所以，耶穌的出生年就出現比紀元元年大約早四年的誤差。　

耶穌最初是一個猶太教徒，他傳道初時並沒有想到創立一種新宗教，而是擁護猶太教的基本教義以強調自己主張的正統性和權威性。講道時，他經常援引《舊約聖經》中的一些重要話。耶穌反對猶太教上層撒都該人（祭司、貴族）的腐化生活和法利賽人（中產者）的偽善行為，也反對猶太教脫離現實的教條主義和繁縟儀式。後來，耶穌聲稱自己是彌賽亞（救世主），並從《舊約聖經》中找理論根據，以證明自己是先知們所預言過的那位彌賽亞。耶穌死了數十年後，他的使徒才開始記載耶穌的活動，以文字形式力圖證明耶穌是先知們所預言過的那位彌賽亞，並把這些文字定為福音書。

近代聖經學者普遍認為馬太福音最早寫成，馬太和路加以馬太福音為藍本，再加上各自收集的資料而寫成他們的福音書，寫作日期在公元七十到八十年間。

稱耶穌是“上帝的兒子”即彌賽亞是基督教和猶太教的主要分歧點。猶太教盼望彌賽亞來臨，認為真正的彌賽亞還沒有到來，應繼續等待；而基督教則認為彌賽亞已經來了，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穌，這一點是基督教與猶太教分道揚鑣的內在原因之一。另一內在原因是“新約”的出現，“新約”是耶穌死後他的使徒們對“舊約”不同解釋的發展結果。

原始基督教沒有自己的經典，《新約》是沿用猶太教的《舊約聖經》，並對猶太教的《舊約聖經》作新解釋發展而成的。耶穌死後，隨著原始基督教傳教活動的擴大發展，隨著外邦人（非猶太人）教徒人數的增加，猶太教經典漸漸不能適應傳教活動的需要，故有些基督教社團對猶太教的《舊約聖經》作了新解釋，並把耶穌傳道時的講話收集起來作為傳教資料，最後經過加工整理，編成《新約聖經》。這樣，《新約聖經》就成為基督教特有的經典。 《新約》講博愛，擯棄《舊約聖經》中“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說法。

大約一千四百頁的聖經，“新約”只占不到四百頁，而且其中有很多重複。“新約”的前四卷總稱福音書，由四個福音組成，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各個福音對耶穌布道活動的描述都有重複的篇章，比如“最後的晚餐”，“耶穌被捕”，“耶穌復活”等等篇章在不同福音中都有重複。

同時，基督教提出較為系統的教義和教規。基督教相信耶穌是上帝的兒子，為救贖人類而“道成肉身”、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復活、升天、並將再次降臨人間，施行最後審判。但是，最後審判遲遲沒來，於是有必要對救世主的信仰根據現實情況重新解釋。這一任務最終由“保羅書信”完成了，它把《福音書》 中記載的訓誨、寓言、神跡、預言等加以總結，以大量篇幅闡述了信仰、神學、信理等問題，成為較為系統的教義和教規，為原始基督教脫離猶太教準備了思想基礎。

保羅書信是“新約”後半部的主要部分。除了保羅書信，其他書信還包括：作者不詳的“希伯來書信”；耶穌弟弟雅各寫的“雅各書”；使徒彼得寫的“彼得前書”和“彼得後書”；使徒約翰寫的“約翰壹書”、“約翰貳書”、“約翰三書”和“啟示錄”；耶穌另一個弟弟猶大寫的“猶大書”。

基督教不但對聖經作了新解釋，編成《新約聖經》，而且基督教還逐漸地形成較為成熟的組織形式。原始基督教社團是由一些信徒自行管理。信徒們組織在一起過集體主義生活，實行財產公有制，反對私有制，反對剝削制，社團成員一律平等，按勞取酬，不勞動者不得食，也有休息權，每七日休息一日，稱守主日。隨著社團的擴大，需要成立專門的辦事機構聚會所，處理日常事務工作。為此，選出七名辦事公道、德高望重的人作聚會所的執事（長老），再從執事中選出一人作監督（即後來的主教）。監督權力高於一切。這種管理制度後來逐漸被普遍採用，成為教會的雛形。這種較為成熟的組織形式就為原始基督教脫離猶太教準備了組織基礎。

基督教有很長時間被猶太教看成自己內部的一個分支，雖然有爭論糾紛，但是最終造成基督教脫離猶太教的是這個外部原因，即，基督教對羅馬統治者的態度與猶太教不同。

羅馬帝國經過了幾百年的部落戰爭，終於在公元前三十年由奧古斯督剿平政敵，成為羅馬第一任皇帝。其版圖從幼發拉底河伸展到大西洋，從多瑙河、萊茵河與蘇格蘭海峽延伸至非洲沙漠。而巴勒斯坦這個地中海東岸的小小國土是連接歐洲、亞洲和非洲的橋梁，是古代通商的必經之地。

在羅馬帝國幅員遼闊的版圖內，每一地方按不同情況實行不同的法令、法規，且改善了共和國時期開始的各省行政方案。帝國境內的省被劃分為兩個等級：一個是元老院管轄的省分，省的行政官員被稱為總督，並由一位元老院級的財政官協助。這些省份通常是比較安定的。另一個就是由皇帝直接管轄的省分，行政官出自元老院，由皇帝自由任命和罷免。

耶穌在世的時代，以色列全境都處於羅馬皇帝凱撒的獨裁統治之下，包括耶穌出生的伯利恆和成長的拿撒勒。巴勒斯坦是隸屬於皇帝直轄的敘利亞省，此地的猶太人不甘受羅馬帝國壓迫，多次發動起義，反對羅馬帝國統治。

公元66一70年，猶太民族掀起了長達四年的反羅馬鬥爭，即著名的“猶太戰爭”，當時猶太人基督徒也參加了這一鬥爭。因為，原始基督教社團原本認為自己是猶太教內部的一個支派，他們參加猶太教的一切活動，一起在會堂里過宗教生活。從宗教上說，他們是猶太教徒；從民族上說，他們是猶太人。

隨著外邦人（非猶太人）基督徒在基督教社團中占了多數，並且取得了領導權，他們的政治立場和對官方當局的態度改變了基督教社團對羅馬統治者的敵對情緒，因此，基督徒與猶太教徒拉開了距離。公元116一117年，猶太民族起義時，有些基督徒就袖手旁觀了。公元132一135年，猶太民族舉行最後一次反羅馬帝國的起義時，外邦人基督教徒則置身鬥爭之外，就連猶太人基督教徒也遠離戰鬥。其實，“新約”“羅馬書”作者保羅早在公元55-59年就在多處表達了順從權力之說。

猶太民族舉行的最後一次起義失敗後，猶太教徒不再承認基督教社團是自己的一個宗派。到公元135年基督教完全從猶太教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種獨立的新宗教。

耶穌基督雖然降生為猶太人，但是他並不為猶太人所接納，猶太人不相信他是神的兒子 ，猶太人拒絕基督教的福音， 並處處刁難阻礙耶穌初期建立的教會，質疑耶穌的基督身份，猶太人最終把耶穌交給羅馬當局，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直到今日，猶 太人依然反對基督教。

在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後，聖保羅仍然在巴勒斯坦宣揚耶穌的教義，幾乎獲得和耶穌同樣的下場，只是由於聖保羅是出生於小亞細亞的羅馬公民，所以倖免於處死而被遣返回羅馬。他因此得出一個結論：與其在猶太人中間傳道，不如在外民族中間傳道。所以，他不提只有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而開始在羅馬帝國中間的各民族中傳道，使基督教成為世界性的宗教。

羅馬帝國最初信奉傳統的氏族、家庭的神祗，羅馬帝國前期的信仰是綜合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眾多神邸的多神教，他們反對異教。羅馬當局恐怕基督教的傳入會否定羅馬神，打破羅馬氏族、家庭的神權統治，所以特別反對基督教在帝國境內傳播。隨著基督教組織的不斷擴大與發展，引起基督徒與當地人的種種矛盾，造成了社會不安，並造成了對帝國統治的威脅，導致羅馬帝國對基督教進行迫害和鎮壓。據基督教會稱，羅馬帝國統治時期，當局曾對基督教進行過十次大迫害。

羅馬政府的壓制和迫害並沒有阻止基督教的傳播，而且統治者中有許多人漸漸了解到基督徒與反抗羅馬統治的猶太教徒不同，應該把基督徒與猶太人區別開，因為基督徒都是順服權力的順民。當局認識到基督教對帝國統治有益無害後，對基督教採取了寬容與懷柔政策，變反對、迫害、鎮壓為保護、利用、控制。

隨著基督教的發展，教徒的成分也發生了變化，許多大地主、富有工商業者和官吏，甚至皇族也加入了基督教，基督教的儀式逐漸變得複雜，教義也更趨向於順從統治階級，這就是君士坦丁時代到來之前基督教的狀況。

公元311年，君士坦丁成為羅馬帝國西部地區領袖時，羅馬帝國已經處在瓦解的邊緣。北方蠻族的騷擾削弱了帝國。軍心渙散，經濟不穩定，更危險的是羅馬人民道德的倫喪。君士坦丁急於尋找醫治社會道德腐敗的良方，他看到順服權力的基督教可以利用為其統治服務，便與東部地區領袖李錫尼聯合發布《寬容敕令》，准許基督教徒信教自由，不受歧視。這道敕令是基督教史上的里程碑。公元313年君士坦丁與李錫尼又共同頒布著名的《米蘭敕令》，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發還過去迫害時期沒收的教會財產。這是羅馬法律上第一次承認基督教會可擁有財產權。其實，《寬容敕令》只對基督教寬容，對其他宗教卻壓制和限制。公元323年，君士坦丁戰勝李錫尼，統一羅馬帝國，發布宗教法令，進一步利用、扶植基督教，由政府撥給教會大片土地，由國家資助教會在各地興建教堂，皇帝還把羅馬的拉特蘭宮贈給羅馬主教作為官邸，政府官員主要由基督徒擔任，此外，政府給予教會種種特權。

在君士坦丁大帝統治期間，改信基督教的人有很大可能在政治上謀到高官顯位，基督教徒還有各種實惠的特權及稅收豁免權，因此，追求利益、官職的人們爭先恐後地加入基督教，受洗入教者激增，基督教得到了大發展。

君士坦丁大帝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時，對基督教會嚴密控制，干預教會內部事務。此時，基督教內部在“三位一體”問題上爭論不休，愈演愈烈，君士坦丁大帝不允許教會內部有與官方教會對立的“異端”派，這不利於他利用基督教作為統一帝國的思想工具，不利於君士坦丁大帝的政治統治。為了對基督教進行全面控制，把它納入自己的政治軌道，君士坦丁大帝於公元325年指示在小亞西亞的尼西亞城召開第一次基督教大公會議，解決“三位一體”的神學爭端，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尼西亞宗教會議”。會議按照君士坦丁的意圖制定並強行通過了統一的宗教信條《尼西亞信經》，此決議特別確定了聖父、聖子、聖靈為三位一體的上帝。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又下令優西比烏主持編訂統一的基督教聖經。在基督教教派紛爭，見解不一的情況下，優西比烏採取了折衷調和的編選原則。

公元367年，埃及亞歷山大城主教亞大納西發布與現傳本相同的新約篇目，後來在公元393年的北非希波宗教會議和公元397年第三次迦太基宗教會議上，兩次再度確認新約篇目，致使統一的基督教聖經經典最終定型。然而，“聖經”文本經歷了數百年的漫長歲月，在漫長複雜的口傳、手抄、定本過程中，漫長歷史和人為因素產生的晦澀難懂、前後矛盾和互不相符等問題在定型後的新約中依然存在。比如，從大衛王到約瑟之間，“馬太福音”中說是二十六代，而“路加福音”說是四十一代。所以，對聖經和基督教的見解和認識每人都不盡相同則成了基督教爭論不休的根源。

總而言之，君士坦丁大帝利用基督教達到了政治目的，他從政治、思想和組織上全面控制了基督教，使基督教會逐漸成為羅馬帝國的一個政治工具，也使基督教今後成為帝國國教做好了準備。

君士坦丁大帝以後的幾代皇帝繼續實行控制、利用基督教的政策，同時逐漸停止、放棄羅馬神廟的“最高祭司”職務。公元392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頒布命令，廢除一切舊有的宗教，關閉一切氏族神廟，禁止一切異教活動，只有基督教才是唯一合法的宗教。此時，基督教正式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至此以後，政教合一的羅馬皇權與基督國教共同結合起來對猶太教和其他異教進行了長達千年之久的迫害。

在以後的一千多年裡，迫害異端成為正統基督教歷史的組成部分，而反對猶太教成了基督教傳統傳教的手段，教會以下的神職人員，保括主教、神父等，在講解新約時，都把耶穌的死罪怪在猶太人的頭上，把猶太人說成謀害他們救世主耶穌的兇手，這種長年累月的仇恨灌注使基督徒對猶太人的仇恨持續地漫延和積累。四世紀末，狂熱的基督徒執行皇帝狄奧多西一世的命令，在羅馬各城市摧毀源自古希臘異教的古老神廟，清除所有偶像和異教徒。猶太教也跟着遭殃，猶太人的教堂、學校、經書等被焚毀，猶太教教士被禁止傳教，猶太人被禁止謀生，被趕去務農，人們被禁止與他們交往，這種長期的歧視和仇恨是後來希特勒對猶太人大屠殺得到民眾擁護的歷史原因。

很多人認為，即使沒有君士坦丁，基督教也能夠發展為世界性宗教。理由是，在君士坦丁之前的許多羅馬皇帝都對基督教徒進行了殘酷壓迫，但並沒有能阻止基督教發展壯大的趨勢。這個理由值得討論，因為摩尼教也曾經傳播到世界各地，並擁有無數虔誠的信徒，也曾屢受壓迫仍發展壯大，在羅馬帝國時代曾成為基督教的重要對手。但摩尼教因為始終未能在重要國家取得國教的地位，在飄蕩千餘年後，最終消失。

公元395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將帝國分給兩個兒子，羅馬帝國於是分為東西兩部分；東羅馬帝國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西羅馬帝國以羅馬為首都。君士坦丁堡教會逐漸成為東派教會的中心，與羅馬教會日益分離。西羅馬帝國在外族入侵時，領土大都喪失，早已徒具虛名。476年西羅馬帝國正式滅亡，但羅馬教會仍為西派教會的中心。

雖然基督教成為國教，“新約”得到確認，也通過了統一的宗教信條《尼西亞信經》，並在《尼西亞信經》中確定了聖父、聖子、聖靈為三位一體的上帝，但是，基督教內部的派別之爭從未停止過，基督教中的各教派對“聖經”的不同理解和認識也從未停止過，基督教內部正統對異端的壓制和迫害更從未停止過。

僅在十三世紀期間，教皇就多次發布鎮壓、迫害異端的法規。

1215年，教皇英諾森三世組織召開世界基督教公會，會議發布教規，強調對異端的鎮壓。1227年，教皇格利高里九世執掌羅馬教廷後，發布了一系列殘酷迫害異端的法規，使迫害制度化。1252年，英諾森四世發布了“論徹底根除異端”的教皇通諭，這個最恐怖的通諭把根除異端作為國家首要任務，意大利因此成為名符其實的宗教恐怖國家。從十六到十八世紀的三百年間，估計迫害致死人數達二十萬到一百萬，多數是女人。

東羅馬教會和西羅馬教會在教義、禮儀和教會領導權方面，特別是對一性論上爭論不休，互不相讓，爭論繁雜長久，無止無休，爭論持續長達千年。著名的“和子句糾紛”就糾纏了一千年，此糾紛是西班牙歸信天主教於六世紀發起的。西班牙教會把“尼西亞信經”中的“聖靈從父出來”一句，未經東教會同意，改成“聖靈從父和子出來”。隨即招來東、西教會長久不息的激烈爭論，互攻對方是異端。

八百年後的1427年，教皇尤金四世組織召開巴賽爾- 斐拉拉 - 佛羅倫薩公會議，會議延續開了十二年，把東、西教會一直爭論的和子句、煉獄、彌撒祭、聖餐中無酵餅以及教皇的首席地位等雙方互不相讓的一系列爭論舊題都作了詳細的討論，雙方幾乎在所有的問題上都做了讓步，並於1439年通過“聯合通諭”。由於聯合計劃的條款又引起東派教會的普遍不滿而拖至1452年底才在聖索非亞大教堂正式公布。次年，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攻陷，聯合通諭還沒實施就作廢了。雖然東羅馬帝國滅亡，羅馬皇權消失，但是教皇、教會並沒有消失，而且教皇、教會的權力並沒有消弱，反而有所增強，這使得東、西羅馬教會的爭論更加不可調和。

公元1504，君士坦丁堡為首都的東羅馬教會和羅馬為首都的西羅馬教會的不可調和的激烈紛爭最終而導致了基督教的第一次大分裂。分裂後，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東派教會自稱為正教，在宗教儀式中以希臘語為主，又稱希臘正教，中世紀時成為拜占廷帝國國教，即東正教。以羅馬為中心的西羅馬教會 分成羅馬公教，即羅馬天主教。以後的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而產生的新教基督教是基督教的第二次大分裂。

雖然基督教千年來一直壓制迫害基督教內部的異端，但是基督教兩次大分裂所產生的東正教和新教卻是異端的勝利。

十六世紀初的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又稱改教運動)和新教的興起，是中世紀自由思想者長期堅持反對教廷壟斷、反對教會腐敗的異端運動的結果。改革前夕，教會利用中古世紀人民在心靈上對宗教的依賴而對人民巧取豪奪，造成醜聞不斷。隨着工業的發展，教會的教產龐大，神職人員貪婪無度。另外，由於許多高級神職人員的職位是用金錢買來的，他們連主禱文和十戒都不清楚，這些神職人員既沒有宗教知識，又生活腐敗墮落，甚至連教宗亞歷山大六世的私生活也成為醜聞。

公元1517年10月31日，趁一年一度萬聖節，大家都來膜拜的機會，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把反對出售贖罪券(赦罪書)的九十五條論綱釘到維騰貝格宮殿威登保教堂的大門上。路德說，販賣赦罪書說明了教會需要從頭到尾進行一次根本的改革。

在馬丁．路德向已有一千五百年歷史的教會發出如此大膽的挑戰，發起宗教改革運動後，德國和瑞士的宗教改革者便如雨後春筍般地應運而生。在瑞士，加爾文和茨溫利等人發起改革活動，他們進一步擴大和加深了新教的影響。在英國，英王亨利八世出於政治的原因，由上而下推行宗教改革，組成具有獨特形式的新教會，以擺脫教皇的管轄。到十六世紀中葉，新教的三大主要宗派，即馬丁．路德創立的路德宗、加爾文創立的歸正宗和作為英國國教的安立甘宗，都已在歐洲出現，並同羅馬天主教相抗衡。

但是，這些基督教改革家很少有兩人看法是一樣的，他們對聖經和基督教的個人見解和認識在有些方面非常不同。光是對聖餐中無酵餅的看法，馬丁．路得和茨溫利就不同，兩人爭得面紅耳赤，傷了和氣，茨溫利希望能和好，但馬丁路得卻當著茨溫利的面說：“你有另外一個靈，你的靈和我的不一樣。”

改革之初，馬丁．路德呼籲寬容猶太人、異教徒和基督教異端，他主張，個人有權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解釋“聖經”，每個信徒都具有不經由教會權威的欽定而直接仰望上帝的信仰權利。

然而，當新教受到教徒廣泛擁護而得勢後，受過迫害的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發起人，新教領袖馬丁．路德毫無例外地也壓制和迫害與其有不同見解的人。路德得勢後隨即變成迫害異端的教主。他在1522 年說，“我不許任何人批判我的主張，即使是天使。”路德還在“聖經”中找到迫害異端的根據，“你不可顧惜他，你不可庇護他，... ... 你必定要殺他，你要首先下手，將其置於死地。” 就這樣，路德一面假借上帝的話一面藉助官方的權力對異端進行迫害。1515年，路德求助官方檢查制度毀掉異端的“邪惡教條”。1530年，路德建議政府把所有宣稱基督是人而不是神的異端統統處以極刑。而猶太人對宗教改革冷淡怠慢的態度更是激怒路德，他把猶太人比做魔鬼，稱他們為基督教最大的敵人，並引用“新約”中反猶太人的章節來證明他的觀點。他公開號召把猶太人的學校和教會付之一炬，讓任何人把硫磺和松脂儘量投向他們，將他們象瘋狗一樣地驅逐出境。

1536年，二十六歲的瑞士改革創始人加爾文(Jean Calvin 1509～1564) 發表了神學著作“基督教原理”(又叫“基督教要義”)，此著作首次發表時共有六個章節，後經多次增補修訂，至1559年第四版時已成為四卷約八十章的巨著，各卷分別以聖父、聖子、聖靈、聖而公的教義為題，全面闡述了加爾文改革的神學思想。西方史家認為加爾文的“基督教原理”完善了路德發動的宗教改革運動。此著作成為宗教改革時期第一部系統闡述福音教義的神學著作，被稱為新教的指導教義和經典。所以說，加爾文的出現使宗教改革運動進入另一個時代，這個時代並不是發動宗教改革，而是鞏固改革的結果和局面。

遺憾的是，作為最初堅決反對迫害異端的新教加爾文宗創始人，加爾文在被請回瑞士出任當時最高決策機構長老會會長後，也象路德一樣殘酷地迫害不同見解的自由思想者。

加爾文要求當局將當時被視為異端神學家(科學家)的塞爾維特用火刑燒死，從而導致日後與神學家卡斯特利奧的激烈爭論的故事值得我們借鑑。

米圭爾．塞維特斯是西班牙醫生，又是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為真理不畏強權，把改革基督教教義作為自己終生追求的神學家。他在加爾文發表“基督教原理”後也寫了一部書，叫“基督教的恢復”。塞維特斯對聖經和基督教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和認識，他反對“三位一體”的說法，對聖經進行了比加爾文更大膽的詮釋，並試圖糾正加爾文的“基督教原理”。

出於對加爾文的崇敬，塞維特斯把尚未出版的“基督教的恢復”的校樣送給加爾文，欲求得到這位宗教改革領袖的指導和支持。

沒想到這部具有不同見解的書激怒了加爾文，他隨即對塞維特斯暗中進行多次陷害，逼得塞維特斯離開瑞士在外流亡四年。但塞維特斯不甘屈服，再次回到瑞士挑戰加爾文，被加爾文下令逮捕。在拘押塞維特斯兩個月後，加爾文下令將其施行火刑。

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米圭爾．塞維特斯被綁赴查佩爾廣場，連同他的手稿和印就的卷帙也一起燒掉。在行刑前，加爾文的鷹犬法里爾上前勸說，“如果你放棄反對三位一體教義，承認加爾文的教義是惟一正確的，就可以保證給你一個較寬大的處決方式”，此建議遭到塞維特斯輕蔑地拒絕。

另一個挑戰加爾文而遭受加爾文迫害的是法國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卡斯特利奧與加爾文的論戰成為基督教宗教改革運動中的重要事件。

卡斯特利奧聰明非凡，他精通拉丁文、希臘文、希伯萊文和德語，還擅長音樂、詩歌和散文。他被當時自由主義神學家們稱為“最有學問的人”和“百科全書”。他富有人道主義情懷，熱衷於社會問題思考，是反對教廷壟斷、反對教會腐敗的自由思想者。他編寫的小冊子“難題解答入門”廣受歡迎，在他死後仍一版再版，達四十七版。他曾與加爾文合作，共同把聖經翻譯成法文。

雖然卡斯特利奧在當時已是著名的神學家，但是他非常謙卑，從來不認為自己對聖經的詮釋“唯一正確”。他坦然承認，聖經是一部晦澀難懂、充滿矛盾的經典，自己的新譯本提供的只是對聖經的無數解釋之一，而不是確定無疑的宗教真理。

惟我獨尊的加爾文與卡斯特利奧正相反，加爾文認為只有他自己才是解釋聖經的唯一權威。加爾文對卡斯特利奧計劃再獨立完成一部聖經新譯本的行動百般刁難、阻撓和限制，這使本對加爾文崇敬有加的卡斯特利奧無法忍耐，兩人展開公開辯論，把所有不同的見解公開在公眾面前。加爾文表面表現出克制，但暗中對卡斯特利奧進行迫害，迫使卡斯特利奧離開日內瓦。

在顛沛流離的窘迫生活狀態下，卡斯特利奧仍堅持個人自由意志和言論權利不容侵犯，他繼續堅持翻譯聖經，並連續發表數篇文章表達自己的觀點。他的“論異端”、“答加爾文書”、“悲痛地向法蘭西忠告”等文章，觀點、文筆精彩，思想深邃，直戳加爾文的要害。

卡斯特利奧在“論異端”中明確地表示：加爾文宣稱，判定“異端”的標準來自《聖經》，但在《聖經》裡卻找不到“異端”這個詞。在宗教事務上，不可能只有一種對《聖經》的解釋是絕對真理，基督教內部對《聖經》的解釋歷來存在著諸多差異，不要說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差異，即便在新教內部也有路德派和加爾文派之間的不同。難道只要有差異就變成異端了嗎？天主教指控加爾文派教徒是異端，加爾文派指控再洗禮派教徒是異端，甚至法國的信徒到了瑞士就變成了異端，在日內瓦北作為異端燒死的罪犯，卻在鄰國被視為烈士。

卡斯特利奧進一步指出：“異端”的實質就是迫害異見。他沉痛地說，“當我思考什麼是真正的異端時，我只能發現一個標準：我們在那些和我們觀點不同的人們的眼裡都是異端。”“這一稱號在今天已變得如此荒謬，如此可怖，具有如此恥辱的氣氛，以致於如果有人要去掉他的一個私仇，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控告這人是異端。一旦其他人聽到這可怕的名字，他們就嚇得魂飛魄散，掩耳不迭，就會盲目地不僅對被說成是異端的，而且對那些膽敢為他講一句好話的人進行攻擊。”

卡斯特利奧的《論異端》的文章一發出，加爾文便立即寫信要求瑞士各宗教會議禁止《論異端》的擴散，不允許討論異端問題。他並且迅速寫出了自我辯護的《保衛三位一體的真正信仰反對塞維特斯可怕的錯誤》的宣言，並讓日內瓦所有教士簽名。在宣言中，加爾文把燒死塞維特斯的責任推給行政當局，並同時表示日內瓦市政會“有權消滅那個魔鬼”。

卡斯特利奧看到加爾文蠻橫無理的宣言後，也迅速給出回應，這就是十六世紀西方最為著名的反宗教迫害起訴書《答加爾文書》。

在《答加爾文書》中，卡斯特利奧控告加爾文信仰專斷，並直接指控加爾文以宗教名義蓄意謀殺塞維特斯。他指出，燒死塞維特斯表明加爾文的獨斷、暴戾和野蠻，此行為已在歐洲、特別是在法國和意大利引發諸多抗議。

《答加爾文書》針對加爾文的宣言還指出：加爾文指控塞維特斯“獨立地武斷地”解釋《聖經》，但是事實上，在宗教改革運動中，對《聖經》做出獨立解釋的並非塞維特斯一人。事實是，宗教改革運動恰恰發端於路德對《聖經》的獨立解釋，這一運動的發展也依賴于越來越多的對《聖經》的獨立解釋，加爾文的教條也是這眾多的獨立解釋之一。“對聖經的百家解釋”才是宗教改革運動的最大特色。如果除了加爾文的解釋之外的其他解釋都被視為異端，進而被判處火刑之罪，那麼，宗教改革運動就失去了它的真正意義。也就是說，宗教改革不同於中世紀的最大意義在於：宗教真理不是天主教教廷欽定的，也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分歧的和可爭論的，任何個人和任何派別都不能自奉為“唯一正確”和“永遠不會錯”，沒有資格宣稱“只有我們知道真理，和我們不同的所有意見都是錯的。”“加爾文之所以把不同於他的觀點視為‘異端’，絕非因為他握有唯一真理，而是因為他獨裁。所以，他就像歷史上的所有獨裁者一樣，獨斷地要求所有人都按照他一個人的標準來思想來行動，而把其他不同思想統統作為‘敵人’來加以禁止和迫害”。

卡斯特利奧最後質問加爾文：當我們共同參與一場有關信仰的辯論時，你為什麼要求所有的論戰對手沉默呢？事實上，你的獨斷蠻橫恰恰證明了你的虛弱和恐懼：你害怕自由的爭論使你喪失獨裁者的地位。

雖然卡斯特利奧的神學影響、語言天賦、思想才學等各方面都不遜於自視甚高的加爾文，但是，毫無權力的、充滿人道主義氣質的卡斯特利奧面對的是大權在握、暴戾獨裁、蠻橫無理的加爾文，這就象是螞蟻戰大象，後果可想而知，

《答加爾文書》被禁止出版後，加爾文的鷹犬們挨戶搜查卡斯特利奧的作品，在搜查中果然發現卡斯特利奧的新作，未經加爾文批准而出版的小冊子《悲痛地向法蘭西忠告》。加爾文以此為由把卡斯特利奧告上法庭，並要求當局逮捕卡斯特利奧。

在《悲痛地向法蘭西忠告》中，卡斯特利奧呼籲：允許對《聖經》的不同解釋，保證各種解釋的和平而平等的發言權，進而達成一種自由爭鳴的社會氣氛。卡斯特利奧又悲痛地疾呼道：“法蘭西，我對您的忠告是，停止強制、迫害和殺害良心吧，代之以每一個信仰基督的人自行其是”。

在嚴酷的生活環境下，卡斯特利奧飽受病魔的折磨和生活的磨難，正當卡斯特利奧即將遭受塞維特斯同樣命運之時，在１５６３年１２月２９日，卡斯特利奧四十八歲時，病魔先於加爾文的迫害奪去了這位自由主義神學家的生命。他的朋友們既悲痛又欣慰地說：“靠上帝賜助，把他僥倖地從敵人的魔爪下奪了回來。”

加爾文倚仗着他的權勢，以獨裁、迫害的暴戾手段殘酷壓制了其他自由思想者對聖經和基督教的優秀見解，加爾文成功地壟斷了對聖經的解釋權，使他的著作“基督教原理”成為權威的基督教指導教義和經典。他雖然仗着政教合一的權力，一時達到了壟斷詮釋聖經的個人目的，但是基督教最後還是四分五裂成無數的不同派別。

十八世紀以後，在三個主要宗教中又不斷分化出許多宗派，天主教在歐洲終於分裂成許許多多各自為政，各有自己一套神學教義和禮儀規定的教會團體，基督教四分五裂成定局。

但是，基督教放棄政治權力，歐洲擺脫政教合一的黑暗體制還有很長的路可走。

直到１８６０年代，羅馬教廷仍然頒布針對異教和異端的《邪教匯編》。直到２０世紀的二戰前後，天主教廷還在１９４５年和１９４８年兩次再版《禁書目錄》。《禁書目錄》涉及到英語、法語、意大利語、拉丁語、德語、希臘語、阿拉伯語、希伯萊語、西班牙語、荷蘭語的各類著作，被禁書籍多達兩千六百多部，被禁作者幾乎囊括所有世界知名的作家和思想家。

這種延綿數世紀的宗教迫害，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停止。１９６５年梵蒂岡頒布《宗教自由宣言》正式宣告宗教迫害結束。該宣言明確宣布：放棄“持謬見的人無任何權利”的不寬容傳統。自此以後，羅馬教廷也開始致力於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宗教自由，及至新舊世紀之交，羅馬教皇不但公開承認宗教法庭審判異端和伽利略是錯誤的，為伽利略平反，而且向曾經遭受過羅馬教廷迫害的所有異教徒道歉，以此來為中世紀教會的迫害異端贖罪。

歷史的潮流終於迫使基督教退出了政治權力。正是因為基督教退出了政教合一的政治權力才有了歐洲的自由民主的光明未來，人民才有了真正的自由，民主制度才真正得以實施。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５日，七十九歲高齡的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開始了前往中東作朝聖之旅，推動宗教和解。他訪問了伊斯蘭教徒占全國人口９０％的埃及，與伊斯蘭最大的教派遜尼派領袖進行了對話，呼籲以和解的對話代替宗教仇恨。５月初，教皇保羅二世又一次前往三大宗教的發源地耶路撒冷，作朝聖之旅。

約翰保羅二世還訪問了希臘。在訪問希臘期間，教皇與當地的東正教領袖大主教克里斯托杜洛發表聯合聲明，譴責所有以宗教之名進行的暴力、強迫改變信仰和極端狂熱主義。教皇懺悔了歷史上天主教對異教徒的不寬容和迫害，特別請求寬恕天主教發動的十字軍東征，洗劫當時東正教中心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爾）的罪過。

化解基督教歷史千年迫害的怨恨，把寬容博愛的基督精神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談何容易，穩固政教分離的人權、民主、自由制度更非易事。所以，寬容對待今天的不同信仰，寬容對待人們對世界主要宗教-- 基督教的不同認識和見解，是文明的今天和野蠻的過去的根本分水嶺，也是基督教千年迫害異端的黑暗歷史該如何結束的最終答案，更是我們辨別餘傑這類製造仇恨的偽基督徒的基本標準。只有堅守感恩、博愛、懺悔、寬容、公義這些基督精神的核心，我們才能真正地、徹底地遠離中世界政教合一、迫害異端的黑暗歷史。

二00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自由聖火” 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