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漢奸是“以人類的最高利益和當地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前提，不顧個人的毀譽，打破狹隘的國家、民族、宗教觀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來調和矛盾、彌合創傷，尋求實現和平和恢復的途徑。”

《葛劍雄寫史：中國歷史的十六個片斷》／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８月第１版／２２．００元

馮道，一個本不那麼有名，在簡要的中國史中可以省去的角色，卻連遭黃仁宇和葛劍雄兩位名史家的惦記，完全是因為歷史和道德在晦暗中乾乾脆脆撞出的電光石火仿佛照亮了新時代的前程。

馮道的一生，簡單來說就是在兵強馬壯者依次坐莊的五代，能以宰相、太師或太傅的高位，“歷事四姓十君，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這還不包括出仕契丹。正史中最鄰近馮道時代的《舊五代史》對他做了兩歧的蓋棺論，既說他履行郁有古人之風、宇量深得大臣之體，並且做了不少有益於亂世民生的好事；又批評他的不忠。馮道並不覺得自己的歧路，自號“長樂老”，自評“在孝於家，在忠於國”，以致被“秀才教”中的歐陽修痛斥“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在歐陽修的時代，馮道就是這樣一個“無廉恥”的典型。但千年後，其兩歧的意義卻引發黃仁宇“大歷史觀”下的一段生花妙筆：“今日我們企圖放寬歷史的眼界，更應當避免隨便作道德的評議。因為道德是真理最後的環節、人世間最高的權威，一經提出，就再無商討斟酌之餘地，故事只好就此結束。傳統歷史家忽視技術因素的重要，也不能體會歷史在長時間上之合理性，這都是引用道德解釋歷史，操之過急，將牽引的事實過於簡化所造成的。”

黃仁宇想用歷史解釋代替道德評判，葛劍雄並沒有採納這個新範式，而是在否定舊的道德評判標準的同時繼承了舊的道德評判邏輯，認為與“忠臣”和“隱士”相比，馮道“以人類的最高利益和當地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前提，不顧個人的毀譽，打破狹隘的國家、民族、宗教觀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來調和矛盾、彌合創傷，尋求實現和平和恢復的途徑”，馮道的“第三條道路” “或許只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價值，但他對人類的貢獻無疑會得到整個文明社會的承認”。這段調子不斷升高，針對的卻是歐陽修的分析，因為歐陽修認為與馮道同時代的士人雖然死節的少，但其原因之一是“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顯然，在葛劍雄眼裡，馮道才是真正的歷史英雄，是具有超出其自身時代意義的大英雄。

葛劍雄論馮道是從前南斯拉夫說起的，“由於國家分裂，新建立的國家與原國家間、新建國家之間、不同民族之間、不同宗教信仰之間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衝突，人們實在無法在忠於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哪種宗教，甚至哪一位家庭成員間作出抉擇，往往非此即彼，不能兼顧”。葛劍雄還計算了一個很有趣的“數目字”：從後梁肇造到黃袍加身，“五十餘年間換了六個朝代，皇帝有十個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為本朝守節盡忠，那就會出現六次集體大自殺；如果要忠於一姓，就得自殺十次；歐陽修效忠的這個宋朝在開國時就會面對一個沒有文人為之效勞的局面。”用數字推理塑造虛假集體的手法固無太多需要討論的。但將這段話與“以人類的最高利益和當地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前提”，“尋求實現和平和恢復的途徑”結合起來看，就會發現其中隱約閃現的指向未來之雄心。

與道德相關的歷史敘述，從來就不僅關乎其時與當下，而且面向未來，這是放大歷史的精義所在。黃仁宇、葛劍雄都在由“歷史在長時間上之合理性”為歷史學和現實社會的現代化開闢道路，道德是最好的“試金石”，馮道的“上升”和海瑞的“沉淪”，背後都有深意存焉。

不提供歷史和歷史學的多個面相，而巧妙地以後世眼光褒貶古人、啟示來者，與現代史學之真意相去有間。但埋伏深重的正是現代史學的自大，在歷史、現實與未來的節點上，歷史被放大。馮道，這個極端年代的極端典型，獲得了面向未來的機遇。

“大歷史，小道德”；或許只有縮小歷史，才能發現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