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轉發解放軍報5月23日的“軍事化救援是世界自然災害救援新趨勢”一文，是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以來第一篇檢討軍方應對突發自然災害能力的好文章。好就好在軍界中的知識分子總算有人站出來說了句大實話，承認出動“直升機不僅可以直抵災情嚴重的核心區域，更重要的是在整個救援行動的高峰期均可以有效地突破交通瓶頸和種種屏障，靈活地展開救援行動”。儘管這位專家在回答記者的整個提問中完全不談空軍在這次救災過程中以十五名空降兵取代應及時出動的直升機和特種部隊奔赴震中參與救災的重大失誤，按照中國目前的現實狀況，能把話說到這個份上已是很不錯了。

回顧地震發生以來軍方上層的反應，世人不得不對軍方幾位掌門人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產生質疑。國家有難之際，你們遲緩錯誤的對應措施至少令人覺得你們不稱職。至於是否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就只有你們自己才清楚了。這次軍方在地震發生二十四小時之內沒有及時出動直升機和特種部隊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並為國家決策高層提供準確信息的現象，是大家十分關注的問題。空軍上層竟然有人在現場託詞，推遲出動的表現讓一國總理勃然大怒，不惜撂下很話。這些現象暴露出中國軍事體制中的一系列弊病，引發人們對指揮層應對突發戰爭和災害能力的擔憂。從當年中國人開始追求四個現代化到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國家政治和軍隊體制的改革一直被劃為禁區，保留着不少“被人遺忘的角落”和少數政治高層人士的特權。當少數人，甚至權利頂峰的個人利益複合於民眾時，則國家昌盛人民幸福；反之，則禍國殃民。這種現象在共產黨“為民執政”的歷史上就已多次出現，照中國共產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說法，嚴重時可“讓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有史以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還沒有建立起對這種與皇權勿異的特權的任何限制。這種連馬克思也一再批判的上層建築嚴重不適應經濟基礎發展的情況，長期以來人們只能看在眼裡，卻誰也不能說，更不能提改革一下的問題。我們可不可以有權利知道究竟是誰給予的這種保留特權？改革是整個國家民族的要求和需要，它理所當然應涉及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改革不是任何個人和黨派的意識和指令，更不是只為任何階層和黨派的一己之需。

至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實現共和，中華民族一直在追求成為一個“民國” 或“人民共和國”。從推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到嘗試共產主義和退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不少代人為之浴血奮鬥，不惜付出終身。在這近一個世紀的漫長奮鬥過程中，廣大民眾多次看到希望，追隨而至，奮鬥其中，又重複地跌入失望。一代一代的周而復始，探索着民族強盛之路。可以說我們已經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但還是沒有達到原定的目的。

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是共產黨人“為人民”打江山的年代，並且共產黨還為這片土地上生養的民眾規劃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再到共產主義的發展道路。為實現這一理想，共產黨人發動民眾，取信與民眾，然後以武裝鬥爭奪取了政權。從一九四九年到現在一直是共產黨“為人民”坐江山的時期。其中口號已變過多次，國策方針也修改為“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但政治架構基本上還是停留在“偉人一揮手，全國人民跟着走”的狀態。幾代人過去了，毫時已近一個世紀，卻誰也沒有兌現讓人民坐江山的承諾。試想一想，當年的共產黨人要是告訴國人，若讓其取國民黨人而代之，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仍是六十年乃至一百年也無法實現的，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結果？是的，推翻清王朝，皇權是沒有了，但取而代之的卻是黨權。哪一個政黨獲得政權，都是讓其黨閥之權凌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執政黨的利益高於一切是從推倒皇帝之日起立即就建立起來的一條不成法理的禁律。

在總結回顧地震發生以來的一些重大決策失誤時，讓我們一併檢討相互關連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對解決中華民族面臨的各項重大難題是會有所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