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你在哪一個隊列里？ 　　首先要感謝范美忠。不管是他的行為也好，還是他為自己行為的辯護也好，他都儘量還原本真，從而至少給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在這幾天的時間裡，一遍遍地詢問自己：假如身臨其境，在“５•１２”那樣的８級地震面前，我的“本能”反應會是什麼。 　　我曾經做過教師，我愛自己的學生；我是一個成年人，深知保護未成年人是自己的職責，因此我非常想加入譴責范美忠的大軍。但是，我發現，我沒法理直氣壯地說：“在那種情況下，我一定會救我的學生。”因為，我從來沒有面臨過這樣的生死考驗。而當我聽到別人不假思索地這麼說的時候，我一邊青眼相向，打心眼兒里敬佩他；另一邊忍不住就要悄悄翻白眼仁，上上下下仔細打量他——道德高尚的人，從來都是少數，我不要一不小心，敬佩了一個道德水準跟我差不多的人，這還不要緊；怕的是敬佩了一個比我還不如的水貨。 　　另一方面，雖然我承認人性的缺陷，理解范美忠當時的舉動，但我又不甘心為這種臨危一跑作辯護。因為，僅從地震報道不完備的資料來看，除了那些跟學生一道沒有跑出來，不幸遇難的教師外，救護學生的老師，似乎是多數。 　　畢竟災難沒有像電影那樣持續足夠長的時間，提供一個更慘烈的場景，一方面，讓范美忠或是沿着“本我”繼續跑下去，就像克拉瑪依大火里揚長而去的領導們一樣，讓我們輕易找到道德制高點——就算找到這樣的“道德制高點”又有什麼用處？孩子們慘烈的遇難、我們激憤的譴責，提升了領導們的道德水準了嗎？沒有！另一方面，則是讓范美忠被“超我”拉回來，提供另一個“戰勝”自我的人性範本，而後者並不是沒有可能。 　　總之，我對自己的道德沒有１００％的把握，所以很自覺地不去沾“高尚”那一隊列的邊（但我不否認高尚的存在）；但同時，我又很不甘心，站到“跑”的那一隊列里去。最終，我只好把自己歸在“首鼠兩端，不知所措”的這一類人里。我覺得，在沒有親歷大地震考驗的人里，我這類人是大多數。 　　你會發現，我們這群人做人最難。因為，在當今社會上，除了那些高尚得沒有了實際操作性的道德標杆外（比如為人民服務。一方面，如果我們每天為每一個“人民”服務，不僅在主觀方面沒有可能，即使有可能，也會在客觀上惹得領導很不高興；另一方面，我也是人民之一，卻通常發現，沒有任何人為我服務——當然付費是另一回事），並沒有一套“手冊”式的行為規則，供我們哪怕在一個５級地震面前，可以免除“靈魂考驗”的恐懼。嗨，套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行話：范美中現象，凸現了當今社會行為準則的缺失。 　　換句話說，災難會震出你這個社會機制的所有薄弱環節；如何在今後扎紮實實地建設或缺失、或極不完善的社會機制，才有可能在下一次災難來臨的時候，讓我們這些沒法高尚、但又不甘“臨危一跑”的大多數，不用在高尚的人面前顯得自卑，並冒被指責為“不道德”的風險；也不用跟着指責范美忠，以掩飾自己的怯懦，並冒被指責為“打太平拳”的風險。 　　建立這樣的機制困難嗎？我想困難是有，但沒有想象的那樣困難。在這方面，或許空乘的一整套災難應急機制就可以借鑑，至少會給我們有益的啟迪。你會注意到，在飛機上的一整套自救措施里，很耐人尋味的一條是如何佩戴氧氣面罩。空姐用最溫柔的聲音告訴你，假如你帶有嬰幼兒，那麼，首先戴好你自己的氧氣面罩，然後再給嬰幼兒戴上氧氣面罩。 　　我們要這樣一個社會機制，在災難面前，我們有儘量多的掩蔽所；我們都懂得基本的自救和救人——包括怎樣救助孩子——這樣才可以將人的生命損失減少到最小；這樣，我們才能對那些做出了高尚舉動的人報以不失自我尊嚴的尊敬，同時對那些做出了不那麼高尚的事情的人報以理性的寬容。 　　寫到這裡，問題出來了：建設這樣一個社會機制，基礎是什麼？是應該選擇高尚者的道德標準呢？還是選擇不那麼高尚的人的道德標準？ 　　 、 可否以高尚者的標準來制定行為準則？ 　　看我提出這個問題，肯定會有朋友哂然一笑：既然是要制定一個類似準則一樣的社會機制，不用說當然要取高，因為以高尚者的行為來要求其他人，整體的社會道德才有可能提升。這話聽起來不錯，但卻只是一個良好的願望，你發現在現實中往往行不通。 　　為什麼呢？以高尚者的行為來制定準則，首先會使規則籠統化，成為不具有操作性的一紙空文。范美忠是教師，“５•１２”大地震中生命損失最大的是學校，我們就以教師、教育系統來舉例。 　　我們目前最通行的對於教師這一職業的描述是：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師是神聖的職業、教師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這一類的描述，就是按教師中高尚者的標準來詩意地定義的。這些定義實際上把所有教師假設到了一個神聖的位置上：既然你做了教師，你就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了，你就神聖了，你就光輝了——一句話，你不是人，是聖人。但是，聖人的名聲雖好，卻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中國有數千年的教育史，被公推為“聖人”的只有一個，可見對於芸芸眾生里的教師來說，做聖人有多困難了。 　　以高尚者的行為來制定準則，另一個後果則是漠視教師的人性。我們想當然地認為，在災難來臨的時候，教師的職責是保護孩子。我們因此不會設想，第一，孩子多，老師少，即使老師竭盡全力，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能保住所有或大部分孩子嗎？這一點，克拉瑪依大火是慘痛的例子；第二、由於過分信賴教師，不認為他們在災難來臨的時候，一樣會恐懼、驚慌、失措，乃至逃跑，我們就會忽略對孩子進行災難教育；這一點，則剛剛發生的大地震，是更為慘痛的例子。 　　不僅如此。以高尚者的行為來制定準則，最不堪的後果，是完全忽略了，相當一部分教育工作者人性中的黑暗部分：貪慾、懶惰、自私、乃至獸性。這就在制定準則的時候，給那些道德敗壞的人留出了巨大的空子，從而給社會和個人，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君不見那些在地震中像豆腐一樣垮掉的校舍，不也是教育工作者的作為？而且，這些校舍還不是一座兩座的個案，那麼整個教育體制就到了該從根本上進行清理的時候了。 　　在這裡，我還要道出長久以來齧啃着我良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幾乎每一年，你都會在新聞中，讀到多少個年幼無知的女孩兒，被無良教師性侵犯的報道，但從來沒有看到，教育部門為此出台過從根本上防範這一犯罪行為的措施。為什麼不在每個學校，特別給女孩開出一門課，教她們識別什麼是性侵犯，怎樣在受害的時候，勇敢地站出來？為什麼不出台類似“禁止男教師單獨給女學生補課”、“禁止男教師將女學生帶到宿舍”等等簡單且易於執行的規定？ 　　由於這種事情，多發生在甘肅、貴州、福建等邊遠山區，我看到，那些掌握着話語權的精英們，對發生在自己國土上如此失范的行為置若罔聞。 　　即使在城市，到目前為止，教育女孩預防性侵犯（尤其低齡女孩），也主要由家庭，而非學校，更甭說社會來完成；即使在城市，在比較開明的知識分子家庭，教育男孩（注意，我說的是男孩）預防性侵犯，據我了解，則少到了近於零的程度。 　　這裡不過以教育部門來說事。放大了，可以放到各行各業中。這也是我不主張歌頌某一職業、某一人群的重要原因。歌頌是神聖化的一種手法，本質上還是對人性的否定。歌頌不能代替長期的制度與規則建設，甚至也不能切實提升個人或群體的道德水準——一個女孩要成為一個出色的護士，不是你天天對着她，歌頌她是“白衣天使”就可以使她變得職業、高尚起來的。靠什麼？靠嚴格的專業訓練（知識）和科學的管理機制。因此，在就我所見的斯里蘭卡私立醫院裡，沒有人歌頌護士，但她們個個是天使（不是就立即被炒魷魚）；而在國內，我們歌頌護士的詩歌、歌曲及其他文藝作品車載斗量，但真正像天使的護士卻屈指可數。 　　而社會在災難面前的良性反應與運作，靠的是日積月累、細緻而周密的社會機制建設；靠的是在承認人性弱點的前提下，用手冊指導、模擬演練等方式方法，即用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識，指導你在突如其來的災害面前，能夠儘快從本能的震驚中恢復冷靜，同時克服由恐懼引起的不良生理反應，迅速研判形勢，進行自救和救人。而非把某幾個特定的人群或職業，需要的時候拿出來，塗抹上一層“神聖”、“高尚”的色彩，歌頌一番，然後慶功、表彰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