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的絕大多數“領導”都喜歡聽“好話”，哪怕付出丟官破家的可怕代價也一樣要在“好話”里迷糊打轉。 忠言逆耳利於行，絕大多數“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如此淺顯的道理，“領導們”因何執迷不悟呢？ 原因有三： 一是普通人都有愛聽“好話”的毛病，中國人對“好話”的偏愛則達到了匪夷所思所思的程度，連普通的阿拉伯數字也成了構造“好話”的元件。一個沒有任何命運暗示性的“8”，就因為與漢字“發財的發”拼音很接近，就成為多數中國人最偏愛的數字。手機號、車牌號里都想方設法多加幾個“8”，最好能與“1”連在一起，因為“18”就是“要發”。其實數字“8”在中國一再證明不是什麼吉利數字。我記得1976年是幾十年難逢一次的“閏八月”，那年發生了死人幾十萬的唐山大地震。今年的災難性事件好象也多與數字“8”聯繫在一起。 二是中國現行的人事體制是“劣勝優汰”和“獎惡懲善”，多數基層“領導職位”都是行賄買來和跑關係要來的。關係與能力德操通常成反比，靠跑關係升上去的“領導”通常都缺少必要的智商認識到“好話”會與“別有用心”連在一起。 三是中國現行官僚體製造成了領導與民眾的“利益”背道而弛，民眾有用“好話”忽悠領導的內在動力，但缺少必要的熱情冒着得罪領導的風險進諫對領導有利的逆耳忠言。 對領導進獻“好話”最多的自然是他的“部下”。 “部下”評價“領導”的“話語”在當面和背後則有相當大的差別。 今天的中國官場有一個亙古未有的怪現象，幾乎所有的“部下”都不會向“領導”進諫逆耳忠言，中國歷史上犯言直諫的故事早就成了“冬天裡的童話”。絕大多數部下都會挖空心思當面向領導進獻甜得發膩但不值一分錢的“好話”，即使是必須提意見的場合也是“領導工作起來不注意身體……”之類更肉麻的奉承。 與“當面說好話”相對應，“部下”在背地裡則極少說領導的“好話”。那些當面好話說得最多的部下，背地裡說領導的“壞話”也最多。“好話部下”背地裡也有說領導“好話”的時候，但條件是他認為談話的對象能把他的聲音“上達天聽”。如果他認為談話對象不具此功能，那張嘴背地裡就只能發出烏鴉的聲音。 基層公務機關最常見的現象是：領導在大會上就自已的某個決議徵求部下的意見，部下異口同聲地擁護贊成；可等到散會後部下回到自己的崗位，轉眼就對剛才擁護的決議滿腹牢騷，抱怨提出此決議的領導不是“蠢”就是有“私心”。 上世紀末我的家鄉縣發生了這樣一個故事：新任縣委書記派公車司機去接自己的親屬，通常情況是司機都要比約定時間提前到達指定地點，因為縣官是得罪不起的。可那次司機竟然比約定時間晚了幾分鐘，害得縣官親屬反過來等司機。這在常人也許不算什麼，可縣官親屬卻感到莫大委曲，因為她人生的相當長時間內都是司機提前等在目的地畢恭畢敬迎接她。她一怒之下在縣官面前告了一狀，若是常人也許不以為然，可縣委書記也一樣震怒了（我理解不了一個縣官會為這點小事發怒）？當即找來分管機關工作的領導，要求炒那位司機魷魚。分管領導當着上司的面一樣表現出對司機的怒不可遏狀並堅決擁護開除此司機；可一離開書記辦公室，就把此事添油加醋張揚出去，說新來的縣委書記太霸道太小家子氣了，連個生產隊長都不夠格，憑啥來我縣當“一把手”？當晚此事就傳到了城區的市民耳中；沒幾天全縣就家喻戶曉，新來書記的形象自此一落千丈…… 我想起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周總理在黨的十大《政府工作報告》裡評價偉大領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那句話：“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回顧“接班人”文革期間在公眾場合高喊“最高指示”高舉“紅寶書”：再聯想到接班人在自己圈子裡炮製的“五七一工程記要”，總理這評價還真沒冤枉他。今天當面說好話的部下也許不會象接班人一樣企圖對領導下毒手，主要是“說壞話”。也許他們不是沒有“企圖”，而是沒有下毒手的條件，如果有條件還真的說不定。 造成部下當面背後分裂人格的始作俑者其實就是我們“領導”自己，因為他們的骨子深層喜歡這樣的部下。上有好者下必盛焉，所以“當面說好話，背後講壞話”，“當面喜鵲嘴，背後烏鴉嘴”的責任也不能由部下一方來承擔。 與那些當面無條件擁護背後說三道四的部下相反；個別當面向領導直陳自己異議，堅守職位良知的部下，背地裡反而很少說領導的壞話。但這樣的部下在單位里多半很孤立，既為領導反感也為同事忌恨。 我想起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貞觀王朝，中國絕對空前的偉大政治家李世民創立的唯一消滅了貪污的王朝。那時中華民族的文明水準象今天的美利堅一樣在這個星球上無出其右，世界各地的人才冒着生命危險也要往中國跑。 李世民最倚重的政治家是魏徵，魏徵最突出的才能就是犯顏直諫，也就是當着皇帝面說皇帝這裡有毛病那裡要改正，總之是對方不愛聽的“壞話”。 魏徵在自己的職位上終其一生好象沒有當面說過李世民一句“好話”。 但李世民一直把魏徵當成可以託付腹心的股躬之臣？ 所以李世民比魏徵更偉大；因為他任用了魏徵！ 所以李世民能成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無與倫比的偉大政治家！ 魏徵犯顏真諫的故事不用我在這裡贅述，《新唐書》和大學歷史教科書裡都有較為詳盡的敘述。 與當面說“壞話”相反，背地裡魏徵則說盡“好話”維護李世民的形象。唐太宗每接受一條逆耳忠言（包括其他大臣的意見），魏徵都在各種場合予以充分的宣揚，使唐太宗在朝廷內外得到一個虛懷若谷從諫如流的好名聲。不僅口頭上宣傳，魏徵還辛苦著書立說使李世民的“光輝形象”能夠傳之後世。魏徵親自參與編寫的《群書治要》、《魏鄭公諫錄》、《貞觀政要》收錄了他和諸大臣的大部分諫言和李世民虛心納諫的感人故事，李世民的在他的筆下成了一個智勇無雙、胸懷天下、腹容大海的曠世英雄！ ………… 當面善說“好話”者背後也善說“壞話”。 當面勇於說“真話”者背後很少不負責任說三道四。 絕大多數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 “真話”聽上去很象“壞話”；當面的“壞話”多半是“真話”。 愛聽好話的領導造就了陽奉陰違的部下。 愛聽好話的領導都自認為很"聰明". 喜聽“好話”聽不進“真話”的領導智商會下降，最終自食其果。 文/南屏晚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