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29日晨起，窗外薄霧輕浮。街對面是香港平民的“窩居”，開間很小，終年不見天日，大多是窗式空調，這點與日本相同。聯想到磁懸浮與轉基因，可能我們使用的分體式空調恐還“不明真相”呢。昨晚觀電視報道：周五13時43分香港土瓜灣塌樓，造成4死2傷，死者中有是正在苦讀的高考生，瞬間成了亡魂。所謂唐樓，大都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造，五層以內，沒有電梯，1954年廉租房出現前，大部分港人都住在唐樓里。舊樓的維修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老大難”問題。既然私有產權不得侵犯，業主們也無力承擔維修費用，能拖就拖，一盤散沙。在房屋“存活”的55年間，房客象走馬燈似地換，傷筋動骨，擊鼓傳花，最後的稻草壓跨駱駝。據說大部分港人的居所都很小，所以，即便親戚朋友間也互不串門，只在茶樓酒肆聚首會客，這有點象過去的上海人，在外行頭鮮光家住亭子間。
早餐後乘旅遊大巴去九龍的黃大仙祠。高樓環抱的立交橋下有座金碧輝煌的祠宇，始建於1921年，原名嗇色園，號稱“天下第一洞天”，是港人的精神寄託，無論保平安、求事業、發大財、問姻緣還是任何疑難雜症，都可以來此求解迷津，“黃大仙，黃大仙，有求必應”，這裡是本地香火最旺之處，而周圍幾乎都是政府建造的廉租公房。黃大仙，本名初平，號赤松仙子，系浙江金華人，以行醫濟世為懷，能“叱石成羊”，曾救粵港於水火，故得南人立祠供奉。吾等千里迢迢，也算是見到老鄉。大仙祠有飛鶯台（金）、經堂（木）、玉液池（水）、盂香亭（火）、照壁（土）。大殿正在維修，經堂的對聯為“朝讀中庸夕參大洞，心懷內景志佩金剛”，橫披是“為善最樂”，就象殿前“盂香亭”所題“三教同源”、“皆大歡喜”。還有1981年落成的普濟樓，其前身為中藥局，為市民提供中醫義診病及藥品派發服務。旁有孔道門，麟閣內供“至聖先師”像。這幾日恰逢香港正上映《孔子：決戰春秋》的電影，影商常因票房之需而改動片名，這是傳承了舊上海影業的特點，可能商家覺得“孔子”文了點，就加上“決戰春秋”，早年的大陸電影《高山下的花環》，也曾被易港名為《衛國軍魂》，而香港的報章大多屬“標題黨”，一則“大嶼山發現半裸女屍”，標題可占半個版面，報館故伎重演，讀者樂此不疲，周而復始，浪費紙張，看過始覺上當，轉眼即成垃圾。有香港老報人感慨：資本主義社會每日厚厚的報紙，是最不符合環保理念的。
走出戒貪戒躁的“嗇色園”還未緩過神來，就被珠光寶氣的歐美“奢侈品”包圍起來，“觀光購物團”隨即便進入撲朔迷離的購物程序。先去珠寶店，接着是手錶店、電器店、手袋店、化妝品店、百貨店等等，雖說是“店”但其實都是“阱”，每到一地，團隊成員先被帖上標籤，以備導遊提成結算，然後被鎖進小屋“洗腦”，接着就是購物，如何引誘顧客購物，這就看導購小姐的功夫，一般是察言觀“派”，看哪個顧主更象貪官或巨賈，以便對症下“藥”。所以，資本主義社會排斥無消費能力的老人和孩子來旅遊。其實，所謂“奢侈品”都有一整套有關地位財富象徵之類的“商業洗腦”說辭。憑啥一個人造革的包要賣幾十萬？據說是“品牌效應”，西洋就代表財富與身份，這種典型的種族主義，在中國大陸卻大有市場，許多人都甘當應聲蟲。可憐的“三個戴表”成了奢華表業的大廣告，南京周久耕因戴“天價表”而成了被網民送進監獄的小巫。刀光劍影的舊殖民時期過去了，但今天西方的價值觀又以另一個方式來殖民世界。作家王安憶早年去美國，聽台灣的陳映真先生說：“你以為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就有自由了嗎？事實上所有你的行為都是在一種強的暗示下：廣告、媒體、流行。”當時，王安憶聽了很不以為然，但經過這十多年國內的真切體檢後，她再見陳映真時不得不說：“你以前說過的話一一在兌現”。當然，這只是少部分明眼人才能發現，而多數人只能自甘“被”殖民。港、澳、台和今天的中美國，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只是他們是“原封未動”，我們則是“悔過自新”走了回頭路.
台灣的李敖曾說：“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上，第一位巨人毫無疑問是毛澤東，因為他起到了其他人無法代替的作用。他誕生的時代，中華民族正處於歷史上的最低點，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眾所周知，當時的世界上沒有誰瞧得起中國人，‘東亞病夫’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成為中國人深切的恥辱和隱痛。正是毛澤東使中國站起來了，朝鮮戰爭使全世界都對中國刮目相看，從此中國人揚眉吐氣。”。“經過毛澤東時代的短短30年，中國實現了從農業國到偉大工業強國的歷史性跨越。中國實行的是趕超戰略，即瞄準西方先進的工業水平，別人有的我們要有，別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到毛澤東去世前夕，幾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國都有了。天上有噴氣式飛機，地下有汽車、火車和輪船，衛星、導彈、原子彈樣樣俱全。而‘四小龍’能造什麼？它們是典型的殖民地經濟，只能造服裝鞋帽之類。它們趕上了冷戰時期的好時光，那時西方殖民地各國的反帝獨立鬥爭風起雲湧，對西方來說，只有在美英刺刀保護下的‘四小龍’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資都集中於它們，造成了它們的短暫繁榮。但它們沒有發達的製造業和核心技術，繁榮根本長不了。20世紀初期的阿根廷靠養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現在如何呢？冷戰結束後，‘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國卻仍在高速前進，因為中國有自己的製造業，幾乎什麼都能夠製造。而中國的工業化基礎正是毛澤東為中國人民奠定的”。所以，讀懂毛澤東的竟然是台灣胡適的弟子李敖，而非黨校教授或國大政委，皆因李敖是從國家民族的大處着眼，他不接受中情局的“洗腦”。可嘆“得天獨厚”的大國，“得不償失”地去學“四小龍”，混到今天被別國“得寸進尺”還迷途不返，“長痛不如短痛”，一失足釀千古恨！
試看天下誰能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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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燈照我永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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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港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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