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oo Asian 事件中，我們看到被種族歧視的華人社區中出現了分裂：大部分華人堅決地反對種族主義；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似乎在蠻不講理地為種族主義辯護，從堅持拒絕承認主流媒體報道的種族歧視色彩，到認為華人素質太差活該被歧視，等等，各種為種族主義辯護的理由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如果種族歧視和壓迫是針對華人的，為什麼有些華人會為歧視自己的白人辯護？這些華人這麼做，到底能得到什麼好處？或者，到底是怎麼樣的心理呢？


有學者以為：自卑化和內化的壓迫這兩種心理機制很大程度上導致部分被壓迫被歧視的人們做出缺乏理性的行為，如傷害自身和所屬族群利益的行為（參見這裡）。


本文想進一步探討一下Too Asian事件中華人社群的反應模式。加拿大學者貝利·亞當提出：應對壓迫，被壓迫者們有七種常見的反應模式：


第一，狐假虎威。即被壓迫集團的一個或一些成員模仿和效法壓迫者集團對待該被壓迫集團的行為和態度，以期獲得些許的特權和擁有特權的幻覺。


比如，華人中有人對待同胞的態度和行為與白人種族主義幾乎完全一樣，比如認為，華人素質太差活該被歧視。又比如有些華人堅持認為媒體報道是客觀的（意即：白人為主的媒體能夠客觀的判斷和報道新聞！）不少人這麼做的時候，都非常得意地使用言語暴力侵犯那些主張反對種族主義的同胞。為什麼？因為，使用白人“主子”的話語和推論給某些人一種“君權神授”的錯覺，這種錯覺使得他們覺得自己更加接近白人主子，從而有一種意淫的快感。


每個受壓迫集團中都有一小部分的皈依者和辯護士。他們通過遵從他們的主子的價值觀而幫助統治集團維持秩序。他們從這種“借來的特權”中得到極大的心理滿足，他們品味着這些特權並且常常心懷恐懼和粗暴地為這些特權辯護。隨着時間的推移，皈依者們常常會把自己視為統治者集團的成員而不是被壓迫集團的成員。皈依者和辯護士對於反壓迫的鬥爭來說是一個內在的、長期的威脅。


第二，逃避身份。即採納了自卑化心理機制的被壓迫者企圖逃離統治集團成員用來定義他們的“拼湊畫像”而做出的種種行為。簡單的說，他們想要通過這種逃避的行為來擺脫原本的身份，而進入到另一個社會類別。比如，在北美，有些華人堅持不說中文的內在心理動因只是為了擺脫自己的華人身份，有些人皈依基督教也是為了逃避自己的華人身份。我們看到，許多為種族主義辯護的言論字裡行間都透露着論者逃避身份的努力和可悲。


逃避身份的反應使得逃避者屈服於壓迫的合理性，獲得了一種壓迫有理的偽意識；並且，這一反應把逃避者從他的同胞中分離出來。壓迫有理的偽意識和被壓迫集團的分裂都保證了現有統治秩序的繼續運作。


第三，心理上的退縮。被壓迫者還會採用一種小心謹慎的、低姿態的保守主義態度來減少他們自己的可見性（和被懲罰的可能性），以此來補償他們的不討好的身份。“槍打出頭鳥” 的所謂智慧在海外華人中依然盛行。同胞中過分明顯的行為，即使是那些有意的反抗壓迫的行為，都有可能遭到強烈譴責，因為它們會給其餘同胞帶來不好的名聲。


對於心理上退縮和被擊敗的那些被壓迫者們來說，降低環境風險比積極抗爭要重要的多。我們在Too Asian 事件中，也看到了有華人同胞的言論泄漏了他們心理上的退縮。


第四，負疚-贖罪儀式。在傳統意義上，犧牲是通過毀滅受害者的行為來維持或更正一個“神聖的”次序。有些被壓迫者視現存統治秩序是神聖的和不可改變的；他們視自己無法成為完全意義上的社會的成員為自己的罪；為了贖罪，他們會有意無意地舉行負疚-贖罪儀式。


這種儀式體現在某些被壓迫被歧視人群的偽裝了的自戕行為，比如黑人把頭髮變直，把皮膚漂白；同性戀者同意參加電休克療法好贖他們的罪過；還有印第安人對壓迫抱有負罪感的終極的自我犧牲（自殺）行為。也許是文化上缺乏“罪”的觀念，在Too Asian 事件中，我沒有看到華人有上述行為的例證。


第五，魔法觀念。有些被壓迫人群視壓迫-被壓迫關係是無法改變的，從而訴諸於超自然的方法，比如星象學、迷信、救世主即將降臨人世的信仰甚至於賭博。他們希望求助於強有力的某人或某物來糾正不公正的現實； 他們不去面對真實的造成自己自卑化的情境，反倒去尋求魔法的解答。


比如，有人把自己的命運完全寄托在星象上面，相信：命運在某種強大的力量手中，他對此無能為力。也有人相信生命中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人力對此毫無作用。魔法觀念的問題就在於放棄了尋求解決方案的努力。為什麼華人愛賭？是不是和這種宿命論和魔法觀念有關係？為什麼華人不愛政治，是不是因為他們相信宿命？還有人皈依某某教、某某功，是不是和魔法觀念有涉？Too Asian 事件中，那些置身事外的華人，是不是都有宿命論和魔法觀念的嫌疑？


第六，被壓迫團體內部的敵意。等級制提供了一種自我延續的動態使得被壓迫者們可以通過和更加低等的人群去比較而獲得自我安慰。也可以稱之為“窮人的勢利”。這種現象可以在被壓迫團體之間出現，比如，某些華人對於印巴人、黑人的敵意，經常是一種把他們拿來比較好覺得自己比較優越的自慰行為；也存在於同一團體內，比如，香港人對於大陸人的歧視和敵意；華人第二代移民對於第一代移民的敵意，等等。Too Asian 事件中讓我們感覺到：最深的敵意似乎是從華人族群內部，因為某些華人需要這種心理上的自慰來平衡自己被壓迫被歧視的現實。


第七，社交上的退縮。社交上的退縮是被壓迫者把身份衝突外化到社交環境的一種應對機制。我個人以為：華人群體中的大多數人採用的就是這種應對模式。“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說的就是這個。具體一點，一個被壓迫者發展出兩種或好多種行為模式，當他見到統治集團成員的時候，他通常保持低調好避免被關注；當他見到自己所屬的族群時，他卻使用的是另外一種行為模式，和他人一起肯定自己的真實身份。社交退縮並不挑戰或否定對被壓迫集團的主流觀念，它只是對強大的統治集團的一種安撫。比如，有些華人家長經常教育子女避免和白人主流社會的對抗，為的是免於被騷擾。實際上，這種行為能夠幫助華人變得不可見，但是也強化了主流觀念如華人的奴性和消極。

然而，社交上的退縮也有積極的一面：這一行為模式使得個體朝着和自己族群和解的方向邁出了第一步。個體以順從的姿態從統治集團退縮並和所屬族群成員進行交流的結果是：他可能發現自己的真實身份。也就是說，他開始熟悉自己的族群定義的身份，而不是被統治集團定義和強加的身份。當一個社群的成員們發現彼此，並進而發現他們自己的時候，一個辯證的族群內部的同化運動就出現了。


不可否認，從不友好的、被統治集團控制的社交環境中退縮，其危險在於可能導致少數民族聚居化的情況；這雖然使少數民族免於被統治集團騷擾而覺得安全，但是被壓迫者同時會覺得令人窒息和被限制的。


雖然如此，少數民族聚居是被壓迫族群對於壓迫的一種反應並且也有潛力成為第一個對自身族群的肯定；它有可能發展出一個更加真實的身份——一種社群、團結和有信心的感覺——從而使該社群的成員們能夠通過挑戰統治集團的理性的方式來肯定自己真實的身份和與眾不同的地方。


因此，社交上的退縮也打開了通向反抗統治力量的可能性之門。社交上的退縮具有喚醒民眾、社群建設、以及動員起來反抗壓迫的潛能。


我欣慰的看到：Too Asian事件的發展體現了華人群體對於自身族群的肯定和對於主流話語的挑戰。部分華人在社交上從主流社會的退縮幫助他們和自己族群達成和解，這種和解和對於種族主義的同仇敵愾使得華人群體的動員起來反抗種族歧視的行動得到廣泛的響應。而少數的皈依者和辯護士也因為沒有聽眾、不得人心而銷聲匿跡；雖然他們對於華人反種族主義運動的威脅還將長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