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上談海歸，海不歸熱。我看到這篇文字，覺得寫得很好。主要是說海歸歸來後找不到歸屬感。很多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我想，在海外的中國人，包括這個網絡上的許多人，在海外，其實有時也是找不到歸屬感。有時很長時間也不能融入當地社會，所以才有這麼多所謂的“愛國賊”，“恨國賊”，“愛黨賊”，“恨黨賊”，等等。

華人，特別是第一代移民，走到哪裡，都把中國（無論是大陸，香港，還是台灣）當成自己的祖國，就算你改變了國籍也是如此。在心靈深處，這就是海外移民的歸屬感。

我想，這些海外的華人是中國在海外的財富，非常寶貴的財富。和其他民族相比，我覺得好象只有印度人有這樣的歸屬感。國家應該珍惜這些難能可貴的財富的。

無論你是愛這個國家，還是恨這個國家（通常看到的不是恨這個國家，而是恨這個政府，這個黨，所謂恨鐵不成鋼），你都是以這個國家為你的祖國，為你的歸屬感。要不然，恐怕連恨也懶得恨了，也不會上這樣的網站來了。

然而，當這樣的海外移民，一旦成為了海歸，那他的歸屬感又可能變了，因為這麼多年在海外形成了一種習慣，不知不覺的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對原來所認識的人，事，環境，和價值觀都統統感到了陌生。有時連語言也感到了陌生。

忽然覺得好象不屬於原來曾經屬於他的這塊土地，往往又想回到海外那塊熟悉的土去。

你看矛盾不矛盾？有的人天生能適應。有的人則比較不那麼能適應。尤其是那些在海外呆得久的人，回去後，物是人非了，甚至於物非人也非了，有時是“物是，人是，感覺非了”。

而且，當年移民海外的時候，那時候還年輕，容易適應。在海外生活久了，歲數也大了，老了，再回去，恐怕更加的難以適應了。我想這恐怕是海歸，海不歸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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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文化差異明顯 海歸在故鄉歸屬感需培養 （轉帖）

海歸，一個光鮮的群體。他們學成歸來，帶着滿腔的激情和先進的學識，與他們隨行的還有西方的文化、理念、價值觀。當他們與東方傳統及現實重逢，卻遭遇“逆向文化震驚”。曾經瞭然於心的中國環境與文化突然間變得陌生，東西方價值觀在糾結衝突。回到了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他們依然在尋找歸屬感，“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該屬於哪片土地？”——成了不少海歸在尷尬中的發問

星星還是那個星星 看星星的人卻變了

在南京土生土長的劉蕾，從英國留學歸來，卻對這座生活了二十幾年的城市不習慣了。在國外司空見慣的藍天白雲，在南京卻成了翹首以待的奢望；馬路上的車多得晃眼，還總和行人搶道，每天走在街上都有提心弔膽的感覺，不像在國外，汽車總是很有風度地禮讓行人；最讓她受不了的是街坊鄰居的喧鬧，一樓開了個小店，樓上的在搞裝修，習慣晚睡晚起的她每天一大早就被吵醒，她只好每月花2000多元在外租房，有家不能回。

對於國內環境的不適應，是海歸面臨的一個普遍現象。這種不適，既來自自然環境，也來自社會環境，而後者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中西方文化差異，這些差異往往讓海歸在人際交往中陷入尷尬的境地。

記者採訪海歸，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點，講中文的時候喜歡夾帶英文詞。記得錢鍾書先生在《圍城》中對此有一句絕妙的諷刺，把海歸夾在中文裡的英文詞比喻成“夾在牙縫兒里的肉屑”。可是，海歸王雨綺對記者直喊“冤枉”：“我夾英文詞兒可一點都沒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實在是習慣了，脫口而出，真要一點兒英文都不夾還很費勁呢，因為要在說話前把腦子裡的英文翻成合適的中文，一下子真反應不過來。不過，回國以後發現，不管是客戶還是朋友，都不喜歡我說話帶英文，我正在努力改掉這個習慣。”精通外語，本是海歸的一大優勢，沒想到，卻成了融入本土社會的一大障礙。

只要用心，語言習慣相對來說容易改變，可是文化對人潛移默化的影響，卻點點滴滴滲透於言行舉止中，不是輕易能夠改變的。雨綺記得一次和國內朋友聊天，談到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關係，雨綺說她處理得很好，工作出色，家庭幸福。朋友驚訝地看着她：“你倒是一點都不謙虛啊！”雨綺突然意識到在東方文化里，即使別人誇獎你的時候也應該謙虛地說，“不行不行，還差得遠呢”，哪有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道理？在美國呆久了，習慣了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忘記了謙虛，也忘記了謙讓。西方文化直來直去，覺得自己十分好，一定要說十分，學會推銷自己是在美國謀生的前提條件。東方文化則比較含蓄，嘴裡說的不一定是心裡想的，覺得自己十分好也只會說八分，留着二分讓對方去猜。雨綺說，這種差異讓她在和辦公室同事交往時，常常給人不討喜不合群的感覺，有時還會得罪人。

很多海歸回來後發現，高樓多了，馬路寬了，大城市的現代化程度絲毫不遜色於國外，但是國民素質與高速發展的經濟相比還顯得滯後。“闖紅燈、隨地吐痰、大聲喧譁，這些在出國前見着並不會顯得大驚小怪的現象，如今看着很不順眼。”劉沁說，她回國後經常批評媽媽，“你素質真差，為什麼總是插隊？”媽媽有點委屈：“別人都在插隊，我要是老老實實排着，等到什麼時候啊？”劉沁是帶着孩子回來的，本想等兒子3歲，在國內上幼兒園，可是回來後看到中國孩子的學習壓力這麼大，鄰居小孩的書包整天沉甸甸的，而這些孩子在生活中又一切以自我為中心，一個個都像小皇帝，只好改變主意，再次“歸海”，把兒子帶回加拿大。

在國外的時候很想家，回家了，經歷短暫的“蜜月期”之後，卻遭遇“Reverse Cultural Shock”(逆向文化震驚)，需要重新適應中國的文化和環境。“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只是看星星看月亮的人變了，如今這些人又要變為“從前的我”，需要經歷“陣痛期”，有些海歸選擇自我改變，而有些海歸則選擇重新“歸海”。

工作、婚姻在何處 尋尋覓覓中的尷尬與期盼

鄭婷，9月剛從英國讀完碩士回來，這一個月是她活這麼大壓力最大的一段時間。“做夢都在找工作，昨晚連續3個夢都是關於找工作的。”父母都是工薪階層，為她出國留學，省吃儉用，花了不少錢，父親60多歲了還在外打工，如今自己學成歸來，還要吃爸媽的，心裡怎麼都不是滋味。“那些親戚朋友，說起我，都是一副羨慕的表情，以為我們這些海歸很光鮮，但他們越這樣說，對我這個海待而言壓力越大。”好在，鄭婷沒有好高騖遠，這兩天在一家留學諮詢公司找到了工作，月薪3000。“3000元和我心理預期也有距離，但總比賴在家裡強。在英國學的是國際新聞，在這家公司根本用不上，騎馬找馬吧。”這份工作，並沒有給鄭婷帶來欣喜，更多的是壓力釋放後的解脫和對就業現狀的無奈。

除了極少數海外名校的高材生可以進入知名跨國公司享受高薪外，更多的海歸其實都像鄭婷一樣，面臨着巨大的就業壓力。雖然國際金融危機對海歸就業造成了一些壓力，但壓力並不完全來自於市場，更多則來自於海歸的心態。很多海歸認為自己花大價錢出國鍍金就是為了找份高薪工作，往往期望值過高，不考慮低薪酬工作，就業面狹窄；有些海歸在國外取得較高學位後，不甘心從基層做起，希望直接從事高層管理工作，往往難以如願；一些海歸不了解中國國情，水土不服，同時沒有相關領域的人際關係，難以順利開展工作，只好辭職重新成為海待。再者，有些海歸其實是“差生”，在國內考不上大學，父母就花錢讓他(她)到國外三四流大學混個文憑，眼下有些用人單位對這些情況也有所了解，所以有時寧願用國內大學畢業生，也不用那些徒有虛名的海歸。

如果說就業是人人看得見的顯性壓力，那麼婚姻就是難以言說的隱性壓力。

薛寧芸，澳洲金融碩士。在澳洲的時候，她在芒特艾薩做銀行主管，工作穩定，薪水豐厚，但是這座偏僻小城華人非常少，她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回家睡覺，沒有朋友，沒有愛情，孤寂如長夜般難捱。於是，她搬到悉尼，心想悉尼華人多一些，可以在那裡找一個中國戀人，直到28歲也沒找到。她毅然放棄綠卡回國，但兩年過去了，如今小薛已經30歲了，還沒有意中人。有一次她試着在網上交友，email告訴對方自己的學歷和經歷之後，對方只回了四個字，高山仰止。她的學歷，她的能力，她的獨立自主，可能並不是男人想要的。而她想找的男人似乎都成了別人的丈夫。眼看着紅顏一天天老去，她悲觀地想，或許只能找離婚男人了。

一項調查顯示，城市剩女中，海歸占了近五成。雖然海歸女事業有成，在婚戀方面的競爭力卻不如本土年輕漂亮溫柔賢惠的女孩，而有着良好教育背景、聰穎能幹的海歸女在擇偶時的要求並不低，容易出現通常說的“高不成低不就”，青春就在兩難的尷尬中漸漸遠去，幸福在何處，尋尋覓覓未可知。

不同價值觀的擠壓和衝撞 難以獲得角色認同

張敏潔比薛寧芸幸運得多。張敏潔留學的最大收穫是找到了一個有千萬資產的老公，回國做起了全職太太。敏潔父母那個年代的人無法認同這種生活追求，花錢讓女兒出國留學，就指望她能有一番作為，沒想到她回來卻做了個沒出息的家庭主婦。早知今日，當初何必花錢漂洋過海去苦讀！父母不解，生氣，甚至絕望。敏潔無法和父母溝通，一見面就是吵。敏潔只好通過父母的一位老朋友，轉告他們：“我很幸福。”敏潔覺得，父母對幸福的理解落伍了，對留學的目的看得太狹隘，“出國為了什麼？不就是為了謀求一個好的未來嗎？而我，通過出國遇到一個愛我的人，他很有錢，讓我生活無憂，讓我做自己想做的事，讓我得到想要的人生，有什麼不好呢？應該感謝留學為我帶來了這一切。”

價值觀的差異不是簡單幾句話就能抹平的。好在父母與兒女之間，雖然心裡存着疙瘩，還有親情維繫。但是在工作中，在社會圈，價值觀的差異，有時會讓人不知所措，與周圍的人與事也有着嚴重的間離感，難以共處，難以共融。

任君從硅谷回來，在一家跨國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是他在美國工作時間的兩倍，幾個月下來身體嚴重透支。他很多在外企工作的校友也有同樣的感覺，和美國相比，在中國工作時間長，強度大。在中國，人人都抱怨工作壓力大，可是人人都爭當工作狂(即使效率不高)，好像生活的全部意義就是工作掙錢。而在美國，如果問100個美國人，工作和家庭哪一個更重要？99個會回答，當然是家庭重要，沒有特殊情況，下班時間絕對不允許被工作占用。在加班這件事上，也體現了中美價值觀差異。美國文化強調個體的重要性,個人利益第一，企業利益第二，偶爾老闆讓加班，會很抱歉地對員工說，不好意思讓你加班了，做完趕緊回家吧。而亞洲文化，強調集體的重要性，企業利益第一，個人利益第二，個人服從集體。況且中國文化崇尚堅忍，大家對加班習以為常，沒有人因為工作時間長就炒老闆魷魚。

劉沁和國內同學聚會時，感覺越來越沒有共同語言。大家在一起談的都是如何升官發財，誰買了豪宅，誰買了名車，而在國外，大家談的多是如何讓人生變得有趣，如何充分享受生活；在談到小孩的教育時，國內同學都說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從幼兒園開始就要上名校，上補習班，而國外的教育理念是讓孩子隨性發展、快樂成長。

像任君、劉沁這樣的精英型海歸，從來都不是不思進取的人，“可是天天生活於工作狂的包圍中，受迫於世俗名利的喧擾，常常有一種失去自我的莫名的失落。”其實，他們是因為受到不同價值觀的擠壓，無法獲得角色認同感，內心時時處於焦慮、失衡的狀態。

在海外，總以為自己的中國情結很深很重，自己的中國本色很純很正；回國後，卻發現，自己身上被移植的西化因子如此活躍，以至於與中國情境格格不入。這就是很多海歸的尷尬。黃皮膚，東方臉，說着中國話，可是腦子裡的思維方式卻改弦更張，“我是誰？”成了中國人與世界交融過程中必然的發問。答案在哪裡？成了又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