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楊振寧：中國現在很民主 我是個保守的革命者

中國新聞周刊：上個月，三聯書店剛剛出版了《楊振寧傳》。台灣作家江才健於2002年寫就的《規範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最近也在大陸公開出版。你對這兩本傳記評價如何？它們可以看做是對你人生經歷的全面總結嗎？

楊振寧：我想再三地講，中國對於人物傳記的寫作，歷史很長，但現在像西方寫人物傳記那樣去做的，卻是很少的。西方人寫傳記，最大的特點是求真實。而中國當代的很多傳記，比如關於華羅庚的、陳景潤的，都不忍卒讀，是“傳記文學”，與文學相關，就有空想的成分在裡頭。而這兩本，比較像西方的寫法。

這兩本書相當不一樣，《楊振寧傳》的作者楊建鄴是物理學教授，他的物理知識很多，又讀了大量的文獻，對我的工作有很多詳細的、半通俗的描寫。江才健的好處是，他在美國訪問了很多人，可能有100多人，都是我人生不同時代的朋友，所以也有他的特色。

一個人的一生是很複雜的事情。如果把這兩本書加起來的話，我人生經歷過的，有80%都在裡頭了。因為我還有很多很熟的朋友，其中有些人已經不在了。兩位作者沒有機會跟這些人長談，所以不能那麼全面。

江才健的書是2002年在台灣出版的，當時他也跟大陸的出版社聯繫了要出版，後來無疾而終。這可能是因為書中涉及到李政道和我的事情。中國政府儘可能地不要牽扯到這件事裡面去，因此他們認為，如果江才健的書在大陸出版，似乎會代表政府的一個立場。可是後來李政道的傳記在大陸出版了，於是江才健又重新聯繫了這邊的出版社，因而這本書最近剛剛獲得出版。

中國新聞周刊：說起你和李政道的關係，我們知道你表示過不再公開討論此事。但我們還是想知道，隨着年齡的增長和世事變遷，你現在對於當年和李政道的矛盾是不是會有一些新的看法呢？

楊振寧：(沉吟許久)我跟李政道的關係是很長、很複雜的一個關係，這裡頭有學術的關係，也有感情的關係。不過大體上是怎麼回事，這兩本書裡面都已經有了。這是一個很不幸的事情，不過我不覺得我做了任何真正錯誤的事。

中國新聞周刊：今年的諾貝爾獎剛剛頒布，一個有趣的細節是，其中的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表示，自己最高興的事，是他因為獲獎，而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贈了一個免費的停車位。我們聽說，你在紐約大學石溪分校，也有這樣一個停車位，而這個停車位還時常被別人所占據。獲得諾貝爾獎，對你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楊振寧：多半得諾貝爾科學獎的人，獲獎對他們沒有什麼影響。他們都是在科學前沿非常專注地做研究，獲獎之後，也還是繼續做下去。有沒有少數人的注意力轉移了呢？是有的，但也是少數的。我以為，我得諾獎最大的作用，就是改變了長久以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

中國新聞周刊：你一直關心中國科技的發展，請評價一下目前國內科學技術發展的狀況？

楊振寧：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開始大舉引進西方的觀念和方法。現在幾十年間，我個人認為，中國的科技發展得非常之快。這是我跟很多人不一樣的看法。

科技的發展，決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不僅需要科學家的努力，也要有大眾的支持，是整個社會的事情。西方幾百年的發展，中國要在幾十年內趕上來，是很難的。中國在經濟情形這麼差的時候，都能使衛星上天，當然是非常成功，而不是非常失敗。

但你如果要問我，物理學的前沿，中國發展得怎麼樣？那當然還落後於很多發達國家。不過，我認為整個發展的勢頭很快，我可以預言，在以後十年、二十年，在中國本土上，做出最重要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大。

美國的拉斯克獎是生物醫學界的一個大獎，其中今年的臨床醫學獎，給了中國科學家屠呦呦。這件事情證明，在中國的土壤上，事實上曾做過很多重要的工作。可由於一些原因，沒有被認可。屠呦呦之前沒有被國際認可，原因是她的成果沒有用英文發表，而且當時又是集體制，弄不清是誰做的。

如果單講物理學的話，國內也有很好的工作，比如高溫超導，在國際上也被公認是一流。

中國新聞周刊：但目前中國的科技界，也有很多不好的風氣和弊端。因此有人持悲觀態度，認為即使再過很多年，中國依然沒有人能夠拿到諾貝爾獎。請問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楊振寧：中國科技界的問題，我歸納起來有兩點：第一點是，社會上風氣不好，作假很多。這個風氣已經從商業領域蔓延到學校、科研機構。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是很複雜的問題，但這是不是就會阻止中國科技的發展？我不相信。但如果能改正，是不是有好處，我認為肯定是有。

第二點是關於資金的分配。國家現在有些錢了，在資金分配的問題上，吵得很兇。這方面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不過，我們要看到，中國發展的模式、速度，都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現在忽然有了很多錢，想要合理地分配出去，這在任何國家都是個難題。可是因為有這個問題，就要將中國科技發展置之死地，是不對的。

中國新聞周刊：前一段時間，北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在院士評選中落選，由此引發了人們關於院士制度的討論。請問你對此事有什麼觀察？

楊振寧：你要說任何一個國家選院士，過程是不是都有問題？回答是，“是的”。所以這個問題不是唯一在中國才有的。美國有2000多個院士，每年選一次，過程是很複雜的。在美國競選院士，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學術成就，二是做人的態度、人事關係。在美國，要想成功競選，是70%靠研究成績，30%靠關係和做人的態度。但在中國是倒過來的。這是我們現在討論得很厲害的，而這種討論是有好處的。今後，我們在這方面應該往美國那個方向走。

至於饒毅，雖然我和他不是同一個領域的，我想他的工作是沒問題的，不過他的作風可能很多人不喜歡，所以他們不投他的票。在美國也有這樣的情形，這並不稀奇。

中國新聞周刊：今年6月，在邵逸夫獎頒獎儀式上你曾表示，不民主的政治對科學的推動可能要比民主的政治作用更大。你能否對這個看法做一些解釋？

楊振寧：當時有人問我，一個民主的政治和一個不民主的政治，對於科技的發展，哪個來得快？我想，在合適的情形之下，一個腦筋清楚、做事果斷而有遠見的、不那麼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領更大，因為它有效率。中國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能研製出原子彈來，雖然中國(實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遠見，有決心，有能力。

另外我還想多講一些，最終的問題是，什麼叫民主？一般人的印象，以為競選就是民主，但這只是民主的“一個”解釋。我認為，社會結構的基本原則，是以整個人民的生活狀態跟前途為第一要義的，這才能叫民主。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國現在很民主。你不知道1920年代我出生的時候，中國是個什麼樣子！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不管這裡面發生了多少事情，但你算一下總賬，今天13億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對前途的看法，跟我小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這符合我剛才所說的民主。

中國新聞周刊：在新中國成立後，你的父親楊武之先生曾希望你能回國。但當時你認為中國的情況不利於你個人學術的發展。而如果繼續在美國做研究，將來對中國的作用和增進中美科學界的關係恐怕會更有效。在文革期間，你是第一位回國訪問的科學家。那麼，如今你為什麼回到中國、回到清華？回來這幾年，你在清華高等研究院的工作進展如何？

楊振寧：我回到清華來，是因為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副校長梁尤能在1990年代就來找我，他們要打造出第一流的大學，希望我來幫忙。一方面清華有這個需要，另一方面，我覺得我可以幫清華做一些事。我不認為這對我是一個壓力，或是一個負擔，這是我願意做、值得做的一件事。至於怎麼個說法，沒關係，這很自然。所以我最終在2003年搬了回來。

今天看來，我這個決定是對的。我是幫清華做了一些事情，也在漸漸地發生一些作用，這將在5年、10年後看得更清楚。我有意識地不要把高等研究中心搞得很大，不要量，而是要質的發展。

我們訓練出來的本科生，出國以後，都在國外嶄露頭角。特別是在凝聚態物理方面，今天在美國，這個領域最著名的20個年輕科學家中，幾乎有一半都是清華出去的。我認為這是我們的一個成績。而現在，在美國經濟困難的背景下，這些人預備回來的越來越多。

中國新聞周刊：你投身於理論物理的研究，尤其是受父親的影響，將物理與數學結合得很好。但這些學科在外人看來不僅非常難以理解，而且是很枯燥的。對於你從中體會到的美妙之處，和獲得的樂趣，能夠給我們描述出來，讓我們也能夠感受得到嗎？

楊振寧：我曾經專門撰寫過一篇文章，叫《美與物理學》。物理學是非常美的，這是因為，整個世界的基本結構是非常美的。研究物理你就會感到，在世界複雜的表象之下，有非常簡潔的秩序和規律可循。

舉個例子，現在的網絡通訊、X光、伽馬射線，所有這些非常複雜的技術和現象，都是基於幾個非常簡單的方程式的。當年，麥克斯韋用了四行方程式，就定下來無線電、網絡通訊的基礎。學物理的人了解了這些像詩一樣的方程式的意義以後，對它們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複雜的。我在文章中說過，那是一種莊嚴感、神聖感，一種初窺宇宙奧秘的畏懼感。物理學家從中體會到的美，我想正是籌建哥特式教堂的建築師們所要歌頌的崇高美、靈魂美、最終極的美。

中國新聞周刊：1999年5月，在你的榮休學術研討會上，你的好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弗里曼·戴森稱你是“保守的革命者”，你對他這個說法怎麼看？

楊振寧：他說得非常對！當年發現了“宇稱不守恆”，這不是物理學的局部問題，而是改變了整個物理學的前沿的，因此是“革命性的”。同時，我又是比較保守的。比如，清末民初，錢玄同和傅斯年發表文章說，中國落後的原因是漢字導致的，因此他們主張廢除中文，要用拼音文字，對於這樣的一些過於激進的做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所以總的來說，我的確是一個“保守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