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在县二中当数学教师的老爸，被下放到大围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几年后他落实政策回城时，我已经十二岁了。那时家里只有一间房一张床，我与父母同睡，非睡在他们中间不可。不过早晨醒来时，常常发现自己被换到旁边，母亲变成居中，紧挨着老爸，而且夜里仿佛感觉哪在摇晃。
这个疑问在我心里存了很久，老想不透彻，就去问母亲。
她显然一惊，但马上镇定下来说：“你梦见坐大火车了。”

　　柳阳县境内有一条窄轨，只通小火车。从小母亲就告诉我，小火车走不出柳阳，大火车才能通向很远很远的地方。有朝一日坐大火车去见识外面的世界，成了我儿时最强烈的梦想。
为让我深信不疑，母亲又追了一句：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不是成天念着去省城坐大火车吗？”　

　　不过用火车搪塞我后，母亲并未掉以轻心，夜里火车的摇动明显减少。有时十几天一次，有时则更久了。
老爸也是一副警惕的神色，拿把卷尺四处量来量去，经过半个月的丈量计算，有天他一口干了一杯糊子酒，兴奋地宣告：
“只要搞点纸板来，隔成两间房完全没问题。”
“我们供销社有的是纸箱子。”母亲没喝酒，却无缘无故满脸酡红。

　　星期天傍晚，纸箱子墙终于完工落成。
“你做事还蛮麻利，一天就隔出两间房来。”母亲对老爸赞不绝口，“小也（莫男注：小也就是我）的床还没买，她还得跟我们睡几天。”
“现在天气暖和了，睡竹铺子不冷，上面垫床棉絮就是。”
“妈妈，快从柜里拿棉絮把我。”我图一个新鲜，很乐意拥有自己的天地，尽管它不是一间正经的房。
却见母亲面起愠色，质问老爸道：
“你莫是又舍不得花钱买床吧？那竹铺子长期睡会得病的。”
老爸马上反驳：“哪个讲的不买床了？”
“那你什么意思？”母亲给他一个质问。

　　我似乎晓得老爸的意思，仔细一想，又不晓得。尽管那夜的火车摇得过分凶猛，我仍然只当自己做了一个火车梦，不疑当中有什么蹊跷。

接下来的日子，火车班次激增，每晚都发车，还不止发一趟。我开始觉得哪不对头，那早一起床，径直找母亲问究竟：
“你说小火车走不出柳阳，大火车通向四面八方，可我梦见的大火车老在纸箱子墙附近转，连我们家里都走不出去，那是何解？”
问得她脸色乍变，慌慌张张地答非所问：
“那张床，是从旧货店买来的。”

　　老爸正就着一桶井水，蹲在墙角洗洗浆浆，他伸出半边脑袋瞪母亲一眼：
“火车就是火车，你做么子扯起那张床？只有你多事。”
母亲恼羞成怒，奋起反击：
“你还好意思讲我，你买张旧床哄我结婚，你这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老爸有一个习惯，每当摇火车的第二天，他准会起一个大早，从院子里扯来一满桶井水，满脸神秘地躲进大柜背后的墙角。凭直觉我判断他一定在捣弄某件宝贝，几次想探宝，却苦于母亲在旁重兵把守，拢不得边。

趁着他们吵得天下大乱，我飞快溜到柜背后，一手伸进桶里抓起那件白色宝贝，却是一只空气球。但再一细看，又觉得不是空气球，皮太薄，形状也不对头。这时，父母的吵架声嘎然而止，母亲猛扑过来，冲我气急败坏：
“动不得啦动不得啦！这是你爸爸装收音机的元件，要是玩破了，那收音机就搞不成器了！”
我只得乖乖交出收音机元件，尽管不情愿，但收音机在我心中毕竟太神圣了。

老爸接过它后，又烧烙铁又点松香，焊焊接接，还真忙乎了一气，才去上班。当晚他又继续奋战，把一只变压器焊上又拆，拆掉又焊，反复多次，终于在午夜来临时，第一次听见收音机里冒出几句人话。一家人幸福得要死，跟吃了肉似的。
“快调花鼓戏出来听。”母亲比谁都迫不及待，又趁势数落我两句：“看到没看到没，收音机元件随便动不得。要不然怎么会有人讲话？”

　　老爸左调右调，莫说花鼓戏，连点声音都调不出来了。他一气之下，给了收音机几巴掌，总算打出一串鸟叫般的电波声来。老爸马上信心起来：
“我这还没完工呢，等把它装好后，什么戏都随你们听，要花鼓戏有花鼓戏，要京戏有京戏，连北京上海的天气预报都收得到。”
那将是何等幸福的生活！在袅袅升腾的松香烟雾中，我们展望未来，心潮特澎湃。

为了让全家人早点听上收音机，老爸每天挑灯夜战，把满桌子的元件进行不同的组合，企图组合出花鼓戏或者天气预报来。我跟在旁边看热闹，却里里外外没见到那个疑似气球的元件。经过一番侦察，我终于发现：每次洗浆过后，老爸都将元件晾在柜子背后一截木茬上，上面盖一条罗布手巾作掩护。

　　一天趁他们不在家，我将元件偷出来给小军看。到底小军比我聪明，一眼就瞧出名堂来：
“橡胶做的东西通不得电，这决不是收音机元件。”
“那你看是个什么稀奇宝贝？”
小军摇头：“还真说不准。说它是气球吧，它又不是气球。”
他聪明是聪明，不过还没聪明到能识别这个疑似气球的玩意儿。

我只得拿去请教住在梅花街上的姨妈，姨妈倒爽快，当即告知我这元件的来龙去脉：
“当年在武汉上大学时，你妈妈是班上的俄语课代表，深得白俄老师的喜爱。毕业分手时，老师得知你妈妈即将结婚，送给她一个精美的铁盒子，里面装有苏联糖果以及两只这东西。你妈妈留一个自用，另一个送给了我。”
“那它做什么用的？”我问。
然而姨妈拒绝说出它的名称及用途，她坚持答非所问：
“那苏联人做的东西就是经用！可惜我那只被你姨爹抵了酒债。那可是我们家唯一的进口货啊!”
这话成了日后我判断它是一只苏制避孕套的重要线索。

文革结束后，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父母双双调来省城工作。我当时正在长沙上大学，特地跑回柳阳帮他们搬家，混乱中发现一个紫色笔记本，其内夹有一朵枯萎的栀栀花，泛黄的纸页上写满情诗，首首献给栀栀花表妹。

　　这写诗的人是谁？这栀栀花表妹又是谁？在母亲那里，爱永远是一个禁忌话题，我知道她不会痛快给我答案，还是跑去请教梅花街上的姨妈。
“栀栀花是你妈妈的小名。”姨妈仍旧爽快。
由此可以想见母亲当年的如花似玉。

　　据姨妈透露，母亲与一位远房表哥青梅竹马，从小就由双方家长作主定下了亲事。有年暑假，在北京读大学的表哥回乡探亲，与久违的未婚妻约会，或许心潮太澎湃，他冒失在她大腿上摸了一把。所幸隔一层粗布裙子，否则大腿不堪设想。尽管大腿最终有惊无险，但透过这一摸，母亲看穿恋人的道德品质败坏，毅然与之决裂。那时的母亲豆蔻年华，在她家乡是远近闻名的美女，笑起来温柔可人，却胆识过人。
“那个表哥要才有才，要貌有貌，出口就是唐诗宋词。样事都优秀，就是摸大腿这点不好，说明他人不正经。”姨妈至今仍扼腕叹息。

　　这位不正经的表哥，如今是京城里熊猫级的名医。终日出没于中南海，时不时以一个专家的嘴脸，坐在堂堂的央视，指手划脚信口开河。
母亲为老爸的没出息，怨恨了一辈子。面对惜日恋人的风采，不知她是否悔恨过当年的小题大作？
“那有什么悔的？总归人的道德品质重要。她早就把他恨死了。”姨妈说。
我却对此表示质疑：
“既然那般恨，干吗保留他的情诗几十年？”
“没有爱，哪来的恨？没有恨，又哪来的爱？”得意于自己说出一个哲理，姨妈摇头晃脑找不着北。

　　一个时代造就一方人。那个时代的女人，只因摸一把大腿，就毅然与自己心爱的人恩断义绝；又只因避孕套结实，竟然洗洗浆浆用它几十年。
我十分庆幸我生在今天的时代，摸大腿何所惧？充份享受身体的快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