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食粿條三兩碗 不辭長作巴黎人

　　蘇東坡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我說：“日食粿條三兩碗，不辭長作巴黎人。”蘇東坡說的是虛數，俗云：“一粒荔枝三把火”，如果他真的日食三百顆荔枝，老早就死在惠州了。而我說的“日食粿條三兩碗”，是個實數，沒有誇大之辭，長食不厭，且越食越健康。我之所以喜歡金邊粿條着了迷，是有如下原因的：

　　大約1958年左右，我在柬埔寨柴楨市居住，因家境貧窮，讀完小學後，無錢去金邊或西貢升中學，就在家兄的“新興百貨公司”幫手學做生意。當時工作時間很長，從早上八時一直做到晚上十時才關鋪，家家商號都是這樣，似乎成了行規。工作時間這樣長，每天早晚不吃飽肚子是不行的。好在門前的將軍街兩旁，擺滿各式小食檔，任君享用。其中有檔“波記”以金邊粿條最出名，其門如市。我每天早晚必吃兩碗，日久上了癮，非吃不可。

　　1960年我回國升學，剛好遇上大災荒，人民連飯都吃不飽，那裡還有金邊粿條吃呢!但我思念金邊粿條之情不減，1961年至1964年在上海讀控江中學高中時，權把“爛糊面”、“陽春麵”當作金邊粿條享用。1964年至泉州華僑大學就讀後，有一次暑假，我乘長途汽車到福州轉搭火車回廣州，汽車在仙遊站休息給乘客吃中飯，我突然發現那裡有類似金邊粿條的“銀絲米粉肉湯”賣，很像金邊粿條，我興高采烈地一連吃了兩碗，算是我回國後第一次嘗到金邊粿條了!此後我每次假期回廣州，不到距離一百多公里的廈門轉乘火車，而要到三百多公里的福州轉車，為的是能在中途享用一碗仿金邊粿條。

　　七十年代初居港後，仍與金邊粿條絕緣，蓋因在吃的天堂香港，金邊粿條不能登大雅之堂，無人開業。一九七五年，印支動亂後，才有為數不多的當地華僑遷港，他們多居住在左敦道巴士總站旁的公寓裡。因而在公寓底層開闢了一間“湄江小食店”，出售些越南風味的小食，但不見正宗的金邊粿條。

　　有一兩年，我因與友人搞旅行社，經常奔波於韓、日、台航線。當時台灣的政策很怪，拿外國護照的人，入境後可以隨時離境，而持中國或香港證件的人入台後,一定要停留七十二小時才准離境，原因是要給內政部調查清楚。而當時台灣還未解嚴，除政治氣氛緊張，到處貼滿反共標語外，就是黃色架步充斥市面。我惟有“守口如瓶，防語如城”，潔身自愛地晚上規規矩矩躲進旅館成一統，管它外面雨和風。每次到台都要居住兩個晚上，真是悶極了。好在深夜樓下有類似福建的銀絲米粉肉湯出售，可充金邊粿條，給我帶來一陣喜悅，這可能是我當時喜歡台北的唯一原因吧!

　　1980 年，中國開放，我們的旅遊轉至澳門、中山等地短線。使我欣喜若狂的是，澳門到處有正宗的金邊粿條吃，全是金邊移居澳門的潮州人開設的。而我每次到澳門大吃特吃金邊粿條，都是澳門賭王何鴻燊先生“請客”的。那時，我的老友居澳門，我每次到達，世侄們都拉我晚上去宵夜，代號叫“流口水”。大吃過後，照例要去 “葡京賭場”走走。我是從來不賭錢的，可是為了第二天早上吃上金邊粿條，就得每次非要贏它二十元港幣不可。而我的賭術“高明”，每次都是贏的。其方法是在大小攤位下注二十港元，中了就收手，輸了就加倍投注四十元，再輸再以倍數加碼，始終有一次中的，因為大小只有兩面，不是他死就是我活，中了就贏到二十元馬上離開。而當時澳門的金邊粿條每碗只有港幣三、四元左右，有二十元可以請幾個人大吃一頓了。

　　八十年代定居巴黎後，最使我滿意而不辭長作巴黎人的，是金邊粿條把我牢牢套住。從金邊定居巴黎的潮州人多，餐館林立，其拿手好戲――金邊粿條自然是正宗而上乘。我每次到巴黎十三區進館子，都是獨沽一味的金邊粿條。

　　隨着年齡的增大，多吃豬油不利於健康，於是我改變吃金邊粿條的方式，在家中用瘦肉自煮金邊粿條吃，天天不間斷。特別是夏天炎熱時，中午吃一兩碗金邊粿條，比吃米飯強得多。

　　親愛的騷朋墨友，如果你們要請我吃東西的話，只須花五歐元，請我吃一碗金邊粿條，比請我吃龍蝦、佛跳牆還高興，我會銘感五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