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哪裡容易被誤解？
儒家思想作為一種信仰超越性是什麼？
「參贊化育」落實到社會實踐就是《大學》
人憑什麼非要做個君子？
孔子對人性的期望
儒學在現代社會中還有什麼用？

�

續接上篇作文《「未知生，焉知死」，何也？》，先回顧一下那裡面的主要觀點：

• 孔子的生死觀：盡人事而聽天命。
  
• 我提到“體面的死”這樣一種說法。有網友誤認為我說的是臨終關懷，是望文生義了。臨終關懷是個意義很窄的詞，有特定的指向。我原文中提到：“體面的死==體面的活”，後者可以決定前者。因此我是以整個生命過程為坐標軸來談的，而不僅僅是臨終那一點。用“死”代替“活”是因為死是一支標竿，用它來對照“生”的“內容”含有總結髮言的意味－如果生命可以無限延續，也就無所謂蓋棺定論談好壞。
  
• 我還認為沒活過並不一定比活過更有吸引力，因為至少需要一個前提條件就是活着的時代是一個“值得活”的時代。試想身處一個亂世，敵國隨時會殺進來，不僅腦袋隨時會搬家，還可能被迫流離失所，家人溫飽無着。這種時代是值得投胎的嗎？有句老話叫“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正是這種情形的生動寫照。我們應該慶幸沒投生在那種年代。

儒家哪裡容易被誤解？

有人把孔子周遊列國理解成帶着弟子到處跑官兒。說孔子想做官不假，但做官的目的是什麼？真正的儒者不是為了做官而做官的。儒家的理想就體現在社會生活中，因此離不開政治這個手段。孔子說「已欲立而立人」，這句話很籠統，到底什麼樣的作為算是“立人”呢？我認為有兩件事是特別能夠“立人”的，第一是成為一名教師，這是顯而易見的；第二就是從政！政治的名聲不知什麼時候起變壞了，但在孔子那裡，從政是必要的：「學而優則仕」，有了權力才有可能將自己的主張付諸實踐，才能影響和改變社會。所以，育人和從政是孔子畢生努力踐行的兩件事。社會的治理不能靠仁人志士跑到深山老林中悟道去完成。

現在有一種人生價值觀特別受推崇，就是貶低肉體、追求心靈自由，探求知識的本源，縮影就是蘇格拉底之死。這當然是一種非常美的人生價值，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價值，但並不是唯一重要的人生價值。通常知識分子最欣賞這種，因為對於他們來說，生活的樂趣在於智慧，在於思考。 儒學在他們的眼中太乏味。但是知識分子終究是人群中的少數，社會中占大多數的始終是芸芸大眾，他們的問題是需要面對的。儒家思想屬於政治、社會哲學，和研究自然的知識沒什麼直接關係，那並不是儒學的領域。

儒家被罵到最多的是封建等級制度和“吃人”的禮教，但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是小農經濟，缺少現代的普及義務教育，說不定多數人都是文盲，這種環境下是不具備個體啟蒙的條件的。讓社會穩定有序的辦法莫過於設計一套簡單易懂的教條，讓大眾踐行。儒學的原則精神必須是看得見，摸得着的行為準則，才能被人實踐，這就是禮教。但久而久之，作為工具手段的“禮”成了目的，“禮”後面隱含的精神反而被忘掉了，這不能不說是十分遺憾的。比如“孝”，本意是在家庭環境中培養仁心（我們年輕時對待自己的父母大概是最沒耐心的，直到自己也做了父母之後），順服是愛心的表現形式。可後來順服變成了不分青紅皂白的絕對權威，就產生了魯迅先生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母》中用進化論來批判這種呆滯的不健康的家庭形態。但儒家設計禮教的目標是達到仁與和的目的，即禮→仁，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並不是為了禮教而禮教。三綱（君臣，夫妻，父子）也是要和五常（仁義禮智信）結合在一起的，居上者對居下者，不能僅僅是享受權力，同時也負有義務和責任。

儒家思想作為一種信仰超越性是什麼？

實際上，認為儒家學說虛偽的人是挑戰這個學說的權威性。韓寒在《看孔子》一文中的說：“這已經不是一個（孔）子多曰幾下就能忽悠人的年代了”。這種反權威的精神是現代社會的特點：不能因為是聖人說的就不需要受到檢驗。但如果是宗教經典中的教導呢？因為是神說的，所以權威性就不必受到挑戰了。這樣看來，儒家思想面臨一個“權威性何在”的挑戰：既然不是從“天上”下來的意志，我憑什麼要承認你這一整套的價值觀呢?

凡言信仰，必離不開談超越性，這是由信仰的定義來決定的：信仰者，顧名思義，相信+仰望。既然是仰望，就必須有比人本身更大的東西。由於“仰望”了，信仰體現在人生活中就是人的行為要從“道”（commit to A Way Of Life)。那麼在儒家學說中，到底有什麼樣的“道”是值得人仰望和遵循的呢？

《中庸》中第一次出現誠的定義是第二十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把“誠”定為天道，或可理解為天的屬性。下面第二十二章一段我認為是《中庸》思想的核心：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只有天下最真誠的人能充分發揮他的本性；能充分發揮他的本性，就能充分發揮眾人的本性；能充分發揮眾人的本性，就能充分發揮萬物的本性；能充分發揮萬物的本性，就可以贊助天地培育生命；能贊助天地培育生命，就可以與天地並列為三了。）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系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 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

(極端真誠是沒有止息的。沒有止息就會保持長久，保持長久就會顯露出來，顯露出來就會悠遠，悠遠就會廣博深厚，廣博深厚就會高大光明。廣博深厚的作 用是承載萬物；高大光明的作用是覆蓋萬物；悠遠長久的作用是生成萬物。廣博深厚可以與地相比，高大光明可以與天相比，悠遠長久則是永無止境。達到這樣的境界，不顯示也會明顯，不活動也會改變，無所作為也會有所成就。

天地的法則，可以用一個誠字來囊括：誠本身專一不二，所以生育萬物多得不可估量。大地的法則，就是廣博、深厚、高大、光明、悠遠、長久。今天我們所說的天，原本不過是由一點一點的光明聚積起來的，可等到它無邊無際時，日月星辰都靠它維繫，世界萬物都靠它覆蓋。今天我們所說的地，原本不過是由一撮土一撮上聚積起來的，可等到它廣博深厚時，承載像華山那樣的崇山峻岭也不覺得重，容納那眾多的江河湖海也不會泄漏，世問萬物都由它承載了。今大我們所說的山，原本不過是由拳頭大的石塊聚積起來的，可等到它高大無比時，草木在上面生長，禽獸在上面居住，寶藏在上面儲藏。今天我們所說的水，原本不過是一勺一勺聚積起來的，可等到它浩瀚無涯時，蛟龍魚鱉等都在裡面生長，珍珠珊瑚等值價的東西都在裡面繁殖。)

�

一千多年後，北宋大儒張載在《西銘》中寫道：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易經》的乾卦，表示天道創造的奧秘，稱作萬物之父；坤卦表示萬物生成的物質性原則與結構性原則，稱作萬物之母。我如此的藐小，卻混有天地之道於一身，而處於天地之間。這樣看來，充塞於天地之間的（坤地之氣），就是我的形色之體；而引領統帥天地萬物以成其變化的，就是我的天然本性。人民百姓是我同胞的兄弟姊妹，而萬物皆與我為同類。）

與白話文相比，英文翻譯倒是最簡潔一目了然：

Heaven is my father and Earth is my mother, and even such a small creature as I finds an intimate place in their midst.

Therefore that which extends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I regard as my body and that which directs the universe I consider as my nature.

All people are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all things are my companions.

可見，張載這種將人和天地的存在與意志統一起來的精神意向，與《中庸》裡的描述是一脈相承的。由於天地沉默無言，兼承了天地精華的人就應該代天地立言。我懷疑張載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就是這麼來的。也就是說，儒者的存在是要代天地立言，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完成“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的使命。

在《『未知生，焉知死？』，何也？》一文中，我提到宗教的精神意向可以用“解脫與回歸”來表述，那儒家思想的精神意向是什麼呢？很難找到這樣一、兩個詞來形容，我不太喜歡“天人合一”這個表述，沒有表達出儒家思想中的積極有為的成份。如果非要提煉一下，我覺得大致可以用《中庸》裡的兩個詞組來描述儒家思想的精神內涵：「至誠無息，參贊化育」”。「至誠無息」是指人精誠的內在境界，「參贊化育」是指由於至誠，人的性能可以空前的發揚，請參見我前面提到的最喜歡的那一段“唯天下至誠...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但是，這種論述並沒有任何的科學性，怎麼能人一“誠”了，就能盡物之性了呢？所以這不是“how”，它只是一種精神意向，一種充滿了詩意和浪漫情懷的個人英雄主義。但是這口氣似乎太大了吧，「與天地參」，好象把人拔高到與天地齊平的地步。這是不是過高的估計了人類的能力？人不是註定不能與天齊的麼？

其實，如果我們看看今天人類文明發展的程度，就知道古人的話還真不是太誇大：人類不僅早已衣食無憂，還能夠環球旅行，到原來古人一輩子都走不到的地方，甚至可以登上月亮，探索火星。原來的“天”、“地”早就不再神秘，科學家正在試圖搞清楚宇宙的起源這種終極問題。這難道不是把「盡人之性」和「盡物之性」發揮到了極限？這不就是 「參贊化育」，「與天地參」了？我想如果古代的大儒穿越到今天，一定會目瞪口呆，這「參贊化育」的成就，肯定遠遠超過了他們的想像。

「參贊化育」落實到社會實踐就是《大學》

如《中庸》裡所揭示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建立在效法天地精神上，或者說是以大自然的本質為導向的。那麼，以此精神為信仰的基石，就不會象宗教信仰一樣具有強制性和約束力。也就是說，如果人以儒學作為信仰，必須抓住這種如天地般「至誠無息」的詩意美感。離開了這種審美的心理基礎，儒學的教條就失去了靈魂，變得機械和乏味的說教了。實際上這也是儒家留給現代人的印象。

造成這種印象的原因我想就是由於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不是顯性的，只有那些教條才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看得到的。但這是必然的：人的精神境界也許可以與天地一樣高遠，但生活中的紅塵世界畢竟是現實而具體的。「參贊化育」的精神如何落實到人的具體生活中？儒家的社會治理方案就是禮儀+教化：正當的名份和正確的行為準則，是為禮教。儒家的一些實踐方法看上去很簡單，其實內涵很深。比如齊家：在家裡做一名合格的兒子和丈夫，是成為社會一員的必要條件，我認為是非常正確的出發點。不妨想一想，在工作單位和在社會生活中的我和在家中的我，哪一個才能真正的我？應該是在家裡那個不用帶面具的我吧，應該“修”的是這個真正的我。人修道不需要跑到深山老林里，道就在普通的生活里。

人憑什麼非要做個君子？

君子是儒家給人們修行設定的目標。但是有人會問：“人幹嗎非得做個君子？”，就是質問做事情的動機是什麼。人憑什麼情願以儒學，而不是其他什麼思想作為信仰？就算我承認儒家學說中不缺少作為信仰的崇高性，但如果不能給我的生活帶來好處。 相反，當社會處於不理想狀態時，我的信仰還會令我“吃虧”。那麼幹嗎非得辛辛苦苦地做一個君子，人不就活這麼幾十年，如果沒有來生，誰能補償我在現世遭受的損失？

從理論上說，還真找不出這麼一個原則，說一個人理應做個君子，一個人怎麼都是活一輩子。做個君子是一輩子，做個小人也是一輩子，從“存在先於本質”的原則看，兩種活法都是“合法”的，人應該有做個小人的權利。但真正的問題是，哪種活法更“好”？

哪種活法更“好”本身是個價值判定的問題。可以說，人的行為大都是價值判定的結果，比如，如果擺在我們面前有50元和100元，假定都是正當的，我們取100元，因為理性告訴我們，100元價值大於50元。再比如，找工作時，我們選擇了A公司，不選B公司，是因為通過比較，A公司可以為我提 供更大的價值，可以是薪水、福利、離家遠近等等綜合因素的考量。人的自殺也是一種價值判定：因為活不下去了，繼續活下去是受折磨，是“得不償失”，當死掉的價值高於活下去的價值，選擇自殺就是一種理性的選擇。即使宗教信仰，歸根結底也是一種價值考量，永生的價值比世上任何其他事情價值都大...。

明白了人的行為選擇都是對價值判定的結果，就可以回應對儒家信仰的挑戰了。“人幹嗎非得做個君子？”，當一個人真心提這個問題的時候，其實僅僅是因為他還沒察覺到君子的價值大於小人的價值；一個貪官的愚蠢就在於他判定廉潔的價值比不過金錢的價值。金錢的價值是什麼？是可以滿足肉體的需求， 也就是這個貪官被自己的body給拖住了，被低級需要主導的人處於低等自我狀態（lower self）。這一點上蘇格拉底講得最深刻：所有犯錯誤的起因都是沒能理解（fail to understand）什麼是正確。

所以，如果一個人已經認識到君子的價值，就不會再提“人幹嗎非得做個君子？”這樣的問題了，因為這時他已經認識了什麼是好東西，人幹嗎拒絕好東西呢？沒人會問“我為什麼需要健康”這種問題，因為健康是“好”的，好在讓人的身體可以正常工作，不受病痛的困擾。君子是更高一層的健康－ 精神上不受困擾。可見人如果拒絕好東西，原因只能是他還不了解這個東西是“好”的。

於是，問題變成了如何讓人們認識到君子是“好”的，也就是如何啟蒙，這就需要儒學的實踐（那時候是禮教），光憑背經文是不夠用的。現在讓小學生讀經即使不是徒勞，也是事倍功半之舉。書本上的知識只是平面的，沒經過實踐就沒有實際的體會。比如說，如果小說中有描寫鬱金香的情節，說它的色澤多麼的嬌艷，花莖多麼的優雅，我們看完之後也就是留有這麼一個印象而已，還不算是真正的知識。只有當我們真正看到鬱金香的時候，才會從心底里發出感嘆：鬱金香的色澤真是嬌艷，花莖真是優雅啊，這時就獲得了真正的知識。所以，如果沒有社會實踐，儒家思想將始終停留在紙面上，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啟蒙作用。通過社會實踐，人可以認識和達到仁與和的圓滿狀態，人心中感到了圓滿就是幸福。因此，善行是一種愉快而不是一種很痛苦，很機械的義務。善行應該也必須是一種審美體驗，有了這種體驗後，善行就成了自發的。

孔子對人性的期望

儒家思想的實踐運用於社會的終極目標是大同世界。運用於實踐的主體，則是每個個體的自我塑造，儒家把希望寄托在人的提升上，我認為這個思想是深刻的。看看現在社會上的種種弊病，費盡千辛萬苦也解決不了的社會問題，向老根兒處挖下去，最終的結果不外乎三個字“人不立”，什麼時候人都“立”了，什麼社會毛病都沒有了。從人入手－“立人”，或者說“塑造人”是最根本的治理手段，自然也是難度最大的。

在這個私有經濟和民主政治時代，常常聽到這種說法：人性是自私的，人性中的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須通過制度的設計，將人性中的惡控制起來。反映到經濟上，是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最後，討價還價的結果是不得不達成妥協，也就是說，社會穩定的基礎是建立在理性計算上的“不得不”。

我總覺得這種“不得不”的形式不太滿意。首先，這依賴極為複雜的制度設計，制度設計得越複雜，執行起來成本就越高，而且不管規章制度設計的如何精妙，只要人想繞過去，總有辦法，俗話說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嘛，何況有時制度還依賴於人的解釋。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就是這時人處於一種不自由不自主的狀態，即做對了也只是因為不得不這麼做，不做壞事是因着怕受懲罰。理想的社會形態應該是這樣的：人是自主的（self-defined／self- governed），自己就是制度，自己就可以決定怎麼做是對的，做起來既得心應手亦心甘情願。打個比方，如果富人避稅唯恐不及但被逼着多交稅，窮人索求福利無度最後對所得還心有不甘，這種社會形態就是“不得不”的形態，對立的雙方均很不忿但又無可奈何。理想的社會狀態人是自主的：富人樂於回饋社會，窮人努力避免成為社會的負擔。整個社會的基調是和諧共贏，不是心理上對抗。要達到這種狀態，當然離不開對人的塑造。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是《論語》中我最喜歡的一段話，這是孔子對人性寄予的希望：一個人行善避惡不是因為“不得不”，而是因為這個人「有恥且格」。一個社會裡「有恥且格」的公民越多，這個社會就會越有希望。但是人不會自動達到這個狀態，因此需要“教”－禮教。人知禮了，離「有恥且格」就近了。

當然，通過塑造人使社會進步就不是一時半會兒的事了，這得一代一代人去努力，以期待在非常遙遠的將來會實現這個理想。但如果不這樣，我們就板上定釘下了結論：“人的本質是自私的，永遠也別想解放自己”，那我們的最高目標就只能降為“想辦法堵住禍害就好”，然後便安歇在這上面了，這樣人到頭了還是一種“低級”動物。

從寄希望於人的提升這點上看，孔子確實是“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也是我敬仰孔子的原因。因為生活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在遭受了很多挫折之後，孔子本當有一萬個理由認為人性是無可救藥的。但是相反，孔子認為每個人都是“可教”的，通過努力是可以做到「有恥且格」的，這是一種徹底的人本主義的精神，是真正的把人當“人”對待的思路，它的出發點不是怎麼去“防”、怎麼去“堵”。

儒學在現代社會中還有什麼用？

在沒有仔細研究過新儒家有什麼理論創新的情況下，我想謹慎地說：儒學在可預見的未來大概是沒多大用了，以下是我的理由：

１.　第一個理由非常簡單，我就用西方社會的基督教和中國的儒學對比，信奉基督教的人數在西方社會總的說呈下降趨勢，歐洲已非常世俗化了，美國好些，但幾代人過後，大概也會和歐洲一樣。由於政教分離，宗教在政治領域中沒有話語權，宗教的主要作用體現在社會生活之中，是一種習俗。

基督教和儒學曾經分別是西方和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起着籠罩一切的文明大傘的作用（overarching theme）。但今非昔比，如果連從未中斷過的基督教影響力都呈下降的趨勢，我想不出為什麼已經被打倒、中斷了上百年的儒家學說能夠再度興起成為主流。

２.　儒學是一種治世的學說，也就是不能不參與政治生活。但中國的政治現狀不允許儒學成為顯學。這個理由也很簡單。由於政治上的不正確，共產黨自身的合法性一直倍受置疑。即使官方有意重推儒學，民眾也不會接受，儒學這時必然再度淪為黨“奴化民眾”的工具。儒學如果不能進入政治領域，那儒學做為“外王”的屬性就沒有了，只能退回到個體修身養性的學說（內聖），其實這也是本人的觀點。然而這時的儒學就不是唯一的選擇了，佛 、道都可以是選項，外來宗教也是選項，儒學並沒有特別的優勢。儒學中的以天下為已任，參贊化育的精神如果能被政府官員奉為個人的信仰指南，那就好得不能再好了，但現在看上去實屬天方夜談－能把貪腐控制在必要的限度之內就已是謝天謝地了。

３.　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形態和古代相比複雜太多了，儒家思想中以立人為導向的治世思想是力所不及了。現代社會依靠的是制度，人從屬於制度。而且，儒家社會生活中的內容已經被現代社會的活動給覆蓋了。或者說，在現代社會中，我看不出儒家的禮教還有什麼新的內容。這時候，儒學很象是一件老式衣裝，比如，女性的旗 袍。雖然很優雅，也很合身，但就是找不到機會穿。如果儒家兼濟天下的理想已經被現代制度取代並得到了實施，那儒家作為治世學說的歷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子貢曰：“如果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 》

（子貢說：“如果有人能廣施恩惠給老百姓，幫助大家過上好日子，怎麼樣？可以說是做到仁了嗎？”孔子說：“豈止做到了仁，那簡直就是聖了！就是堯舜恐怕都還沒有完全做到呢！）

根據孔子的定義，喬布斯他們即使不是聖人，也是仁人了。當然這是在市場經濟框架下實現的，但最終結果相同，都是令大眾受益了。我們現代社會中，“立人”的方式已經古時候很不一樣了。通過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創造更多物質和精神的財富，努力的結果是經濟收入提高，多交稅，利己又利人。因此報效社會的方式不象儒家社會那時候主要通過從政，現在只要從事好自己的職業就是對社會最好的回饋。

５.　中國的社會環境使儒學作為傳統文化代表難以復興。現在國人缺少文化自信心，一切以向西方看齊為天經地義。我想，最有條件審視自己文化傳統的人選，莫過於我們海外華人了－有資本保持一份冷靜，超然的姿態，兩種文化也都經歷過。如果生活在國內，面對遍地的腐敗和不公，必定想要找個什麼東西砸。前兩天在地鐵中看到一中文報紙上刊登一篇文章《孔子是二千年來包裝出來的最大假貨》，就是這種心態的寫照， 在很多人眼中，中國今天的困境，兩千年多前從孔老二那時候就已經決定了。說人是一種愛找藉口的動物是一點兒不假的，就是美國政治里也一樣，在任總統遇到了麻煩時用以開脫的最好辦法就是：“I inherited the problem from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上千年前量體裁衣製作的成品，不可能指望今天穿上去還合身。作為後人，應該心懷感恩還是責備前人沒給我們創造好的條件是值得深思的？我看在討論文化優劣這種事情上我們不應該太功利。

我還記得一次電視中播放見面會，當時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接受一名軍官的提問。那名軍官指出在伊拉克執行任務時缺少裝甲車等必要的武器設備。拉姆斯菲爾德的回應是“你用你現有的裝備去打仗（you go to the war with what you have...)”。我想用這個比喻大致不差：要等文化改造好了，社會就進步了，那是等不及了。我懷疑文化變“好”倒有可能是社會進步的體現，而不是動因。

另外，現在還有一種相反的心態也很值得警惕：由於中國經濟目前的成功，和西方相對的衰退，使有些人產生一種“暴發戶”心態－“美國有什麼了不起的”，好像就沒什麼值得象西方學習的東西了。這兩種態度都是走極端。

雖說我認為儒家學說難以東山再起，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但這並不是說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價值觀會被人們遺忘。對和諧社會的追求；對道德、家庭和子女教育的重視；勤奮自強的人生觀和吃苦精神；虛心、樸實、謹慎的作風，所有這些美德都嵌入了國人的基因，成為國民性的一部分千古傳承下來，也是中國今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足的本錢。

補記：

上面是潤發主演的電影《孔子》中的一幕，已到風燭殘年的孔子倚牆席地而坐，眺望遠山，喃喃自語：“衰老了，好久沒夢到周公了... 禮樂仁和的夢想，只有託付給未來了...”。 二千五百多年後的今天，大同世界這個理想看上去還現實嗎？有人可能會說：“別作夢了，說不定哪天為了搶資源，人們又抄傢伙幹起來了”。

我不知道，也許大同世界註定只能是夢想，但人和動物的區別就是有夢想吧。列儂在《Imagine》中唱到：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 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也許不應該太悲觀，畢竟人類誕生了文明也才幾千年，再過幾萬年後的文明誰知道是什麼樣子，難道古人能想像到今天的模樣？可地球已有幾十億年的壽命了，天知道人還能在這個星球上存在多久。這麼說大致不會錯：只要人類還將延續下去，對大同世界的嚮往便不會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