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仔”在他們這幫人之中算是最倒霉的一個，幾年之間偷渡了五次都被抓回農場，直到第六次才成功到了香港。其實，偷渡這條路確實不容易走，像田鵬他們三個人一次成功的例子並不多，就拿他們之中的先行者黃德懋來說，也要到了第三次才能抵達目的地。第二次偷渡失敗之後，“星君”一樣在“收容所”里呆了一段日子。回到農場之後，從二隊被調到了一隊，他規規矩矩地在農場度過了秋冬兩季，過年也沒有回廣州。那年的冬天特別乾旱，開春以後卻是陰雨綿綿還很冷。每年春耕之前，分場總要舉行一次動員大會，為打好春耕一仗鼓幹勁、表決心。那天晚上，又是一年春播的前夜，各隊職工集中在分場開“動員大會”。散會之前，“星君”把同隊信得過的一位知青拉到一邊，對他說：“散會以後我就會‘起錨’。來開會之前我已經把蚊帳放了下來，如果有人發覺我不在宿舍的話，請你幫我打掩護。”
“今天晚上？氣溫很低哦。”
“不怕，我準備了花旗參，估計頂得住。”
“那好，一路小心，到了以後給個信。”
“一定。”
人們事後分析，黃德懋走上逃港這條路似乎是一種宿命。他的爺爺信奉“實業救國”，把太爺爺留下的田產房舍統統變賣一光，全家從鄉下搬到省城廣州，在廣州辦工廠。新中國成立之初，爺爺極力擁護“公私合營”，把幾家工廠都折讓給政府，贏得個“開明人士”的美譽。後來形勢發生了變化，爺爺開始有些後悔和抱怨，但是也無可奈何，漸漸落下了一身病，在“星君”進小學那一年就去世了。“星君”的父親原來幫助爺爺管理工廠，“公私合營”之後，雖然還掛着參與管理之名，實際上沒有什麼發言權，還被要求逐步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雖然每年能夠領得一定數額的“定息”，但比起原先自營所得卻是“水瓜打狗 - 唔見一橛”（粵諺，比喻持水瓜來打狗，由於水瓜甚脆，必定折斷。）加上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災害”，有錢也買不到東西，黃德懋的父親在幾個鄉親的遊說之下，和他們一起偷渡到了香港。
後來的日子裡，黃德懋偶爾會回想起那個首次踏足香港的凌晨，他激動地抱住自己的女朋友阿萍，在她的耳邊不停地說：“還是你的決定對！”
阿萍是和他妹妹一起下鄉的同學，她們兩人去的也是國營農場，離德懋去的農場不遠，德懋在農場的時候經常去看妹妹，逐漸和阿萍建立起男女朋友的關係。妹妹和阿萍起初並沒有外逃的意願，在農場呆了幾年之後，對前途感到很渺茫，也就萌發了為改變自己命運放手一搏的心思，於是三人一起研究下水的地點和時間。黃德懋最初極力反對選擇春初啟程，他認為那段時間水溫較低，容易引發抽筋等意外，傾向於等較為溫暖的時節才動身。阿萍卻分析趁着“春耕”出發的好處：由於“春耕”是當時工作的重心，對於邊防的防範相對就會放鬆，只要準備得充分，發生意外的可能性可以減到最低。三人最後還是決定就選“春耕”前一天“起錨”。
黃德懋為自己找到掩護之後，沒等“動員大會”結束就悄悄離開了分場。為了避免路途中被盤查，所有已經準備好的物資由妹妹和阿萍攜帶，然後三人在約定的會合地點集合再出發。阿萍的判斷非常準確，在那個月微型星稀的夜晚，下水之前的路上都沒有碰到民兵巡邏隊，加上天氣寒冷，估計狗只都躲到屋裡去了，連狗吠也聽不到一聲。他們三人無驚無險地登陸香港，換上密封在塑料袋裡的乾淨衣物之後，按圖索驥找到了最近的警察局。當時香港警方對“偷渡客”一概熱情接待，至於“政治部”盤查問話則是後來的事。
“反斗星君”他們三個人是幸運的，因為有德懋兄妹的父親。這位長輩到達香港以後，憑着原來的社會關係和經營工廠的經驗，很快就發展起自己的事業。人們常說香港是一個“機會之都”卻也是一個紙醉金迷的“銷金窩”。和黃先生一起偷渡的同鄉，就有人經不起誘惑，把辛辛苦苦掙來的錢花費在聲色犬馬之上，幾年之後仍然一事無成。黃先生卻沒有一刻忘卻他的髮妻和孩子，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他每月按時匯款回家之外還不停地寄去各樣物資。德懋白天在父親的公司工作，晚上念“理工學院”的校外課程，學的是與父親業務相關的專業，為後來接手父親的業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至今也算是事業有成。
黃德懋聽到羅偉東叫他的外號，把夾在筷子上的“蚝油鴨掌”放到小碗中，望向羅偉東問：“你剛才說什麼？”
羅偉東說：“想問一問你們這些有錢人時下喜歡什麼運動？”
“反斗星君”望一眼身邊的妻子阿萍說：“沒想到我們竟然變成了有錢人哈？”
阿萍笑了一笑，沒說話。阿萍雖然去的是另外一個農場，由於同為知青自然有一種親切感，另一方面她經常陪黃德懋出席聚會，還參加過他們的“還鄉團”回農場，所以和他們都很熟。黃德懋一本正經地清了一下嗓子，又喝了一口水才慢慢地說：“你這個問題我沒辦法回答。因為我並不是什麼有錢人，用一句國內的話來說，最多也就是步入小康而已。”
大家都知道，這是他的謙虛。自從父親退休之後，黃德懋憑着父親打下的根基加上自己的新思維把公司業務作了調整，除了把公司的道路基礎工程做大做活，個人還在樓宇買賣方面進行策略性投資，取得了驕人的成績。有一點最為人稱道的是，無論是初到香港的時候還是如今身家豐厚，他對農友們的態度一直都是那麼真誠。香港的朋友們都記得，當年大家都還年輕，經常在假日相約一起活動。有一個星期天，約好了去長洲燒烤，集合地點是灣仔的“港外線碼頭”，離開船時間越來越近，就差“反斗星君”一個人。那時還沒有手提電話，傳呼機也還沒有面市，大家只有乾等。忽然一輛摩托車停在他們身邊，駕駛者摘下頭盔，原來是黃德懋。只見他因為長期戶外工作曬得很黑的臉上泛着一層慘白色，雙眼無神，大家忙問什麼事。他說，早上起來肚子就不舒服，廁所跑了四、五趟，吃了藥稍微好一些，覺得還是不適宜外游，想要通知大家卻都已經出了門，只好趕來報告一下，以免大家久等誤了船。後來黃德懋的生意越做越大，應酬也多，但是對於農友們的聚會仍然認真對待，只要安排得過來他都會儘量參加。有時吃吃喝喝之餘，朋友們也會“手談”一番，勝負只在幾百元之間，而他平常與同行或客戶間的“切磋”動輒上萬。曾經有人問他這樣的注碼會不會嫌小？他說朋友之間這樣的“衛生麻將”最好，既聯絡了感情，分出了高下還不傷和氣。
金斯民對他的回答很不滿意，說了一句：“過分的謙虛等於虛偽，這是我們上學的時候所學到的，以你今時今日的財富地位，說這話是不是有點假？”
黃德懋說：“沒有沒有，在座諸位既有退休金可拿，又有醫療保障，和我們這些像在轉輪上不停奔跑，不敢停步的小白鼠比起來，實在是各有所得呀。”
兩人對話之間，包廂的門被迎賓的小姐輕輕推開，走進來一位小個子。他一進門就拱手為禮，口中還念念有詞：“對不起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小弟來遲了。”
話音剛落，引來一片笑罵聲，王仁美笑着，讓服務員小梅把靠牆擺放的椅子拿一張過來放在自己身邊，招呼來人入座。小個子急忙坐下來，用手輪番指着座上各人說：“還是大家姐疼我，你們都不是好人。”
小梅被這位大叔的言辭舉動逗得直想笑，又怕失了禮數，急忙走出包廂到走廊上緩一緩。包廂里因為小個子的到來，掀起了一番新的鬧騰。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