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伤痕文学”到满身硬伤的文学

－浅谈文革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

心言

二　“改革文学”可曾预料过今日喧嚣？

恰如很多“伤痕文学”的作者理直气壮地高呼“干预生活”时，根本没有预料到后来八九年的那场风波，少数人涉入那场风波时也从未检讨过自己曾经的推波助澜，描述工农业改革的作家们也从未认真思索过改革的步伐究竟多大才是极限，所抨击的时弊当中有多少属于计划经济本身体制的制约，多少才来自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在“改革有理”取代“造反有理”的同时，人们不断为“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的点子喝彩，也为“人到中年”中暴露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所揪心。整个社会都清楚认识到，中国人太贫穷了，体制太僵化了，近代留下的外辱太惨痛了。然而在究竟怎么奋起急追的见解上出现分歧，再接下去讨论时面临着思想的禁区，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成为解释改革以来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大箩筐。令思想文化界向往的“实践检验真理”呢？

几乎没有人质问“乔厂长”的点子怎么在实际工作中行得通。随后出现的“新星”中李向南也不过是个具备极强家庭背景的一介书生，他的形象来自中国社会对清官的古朴崇尚。而与此同时，在文学创作的另一边，张贤亮对“性”的冲击已经让很多作家意识到，今后传统小说里的爱情插曲正悄悄向“性”一端倾斜，成为吸引读者的新潮良方。而现实社会的发展呢？文革后期以知青不择手段回城为诱因出现的走后门和裙带关系正在发展成任人为亲和行贿受贿，而企业改革放宽自主权和承包制却使裙带关系和任人为亲合法化，经济体制放宽的过程中却忽视了独立健全的司法监督机制。究竟是缺乏经验非要这么“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还是应该温故知新，从古今中外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现有的社会科学机构遇到体制外政治幕僚的有力挑战。而这时的文学创作踌躇了，既无法冲破政治的框架，也不能再原地踏步靠乔厂长们为改革支招。有预见力的作家们正隐约意识到，建国以来所有的报酬和物价都在上涨，唯独稿费原地踏步，再肩负社会责任的十字架老骥伏枥，就不是简单的创造乔厂长们这种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的主人公的问题，而且保障温饱的生存大事了。可惜直至这时，中国文学的创作仍然是几十年不变的老套路，人物描写要做到性格鲜明，故事的发展要面面俱到，结果所有人物情节描述公式化，每一个故事伏笔留下不出几章就被一直猜到结局。文学作为思想文化整体的一个单元，也随着社会发展整个陷于泥潭，而且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宽松环境完全不成比例。

有时我暗问自己，如果“六　。　四”换一种方法解决，难道就一定是东欧国家那种结局吗？要知道这之前中国独立自主的政策和独特的东方文化传统与东欧国家有很大差别，也不是非要强行把军队开进城才能稳住局面。开枪的代价是什么呢？我想持任何观点的人都不得不痛苦地承认，那些枪打掉的正是反对腐败的正义呼声和社会良知。普通平民百姓终于惨痛地认识到，公义有时不得不向强权低头。现在再反观海内外华人社会中缺乏正义，恃强凌弱和纵情风月的普遍现象，难道不值得反省吗？

有人会以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文化上的多元化来反驳我上述观点。这里我也必须首先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是巨大的，“六　。　四”以后的开放步伐不仅没有向后转，而且加快了。但是如果理智地探讨我们是否还可以做得更好，就有许多经验教训要认真吸取。

首先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全国仅以广州和苏州为主要工业园区的发展已经造成严重集中的环境污染，而这些地区传统的经济文化原本就已经非常发达，目前人口密度已经远超过饱和水平，况且引进的外资已经囊括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环境污辱严重，技术层次低下的产业。如果环境污辱无法解决的话，后续发展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甚至可能毁于一旦。同时，为刺激经济增长鼓励的高消费已经在社会上造成腐化，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对资源掠夺性的高速消耗也严重威胁经济发展的持久力。必须指出，关系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防实力的企业和经济实体在这些经济特区的比例很低，如果单纯维护这种毫无比例的单向经济增长，不仅有经济高速增长究竟会维持多久的问题，更有中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整体国防实力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的问题。要知道，解放前中国的民族主义工商业并非不发达，不过是缺乏保障国民经济和整体工业实力的关键基础工业和科技，也就是每个国家都不得不投资的赔钱产业，单靠税收进口的洋枪洋炮毕竟缺乏基本的技术支持和更重要的民心的支持。这时思想文化对这些社会现象应该检讨吗？文学创作的题材会欠缺吗？令人痛心的是，所谓的多元文化不过是以感性文字替代样板戏，而且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趣味越低级。整个社会单纯经济行为已经严重侵蚀传统文化和纯文学应有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