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家里被抄，房管所随之便趁火打劫，在70年代初将我们独户一层的公寓住房，换到一个石库门房子的二楼。这一层共住了四家人家约十二人，大家合用一个卫生间。在一个雨夜，隔壁张医生家来了一对不速之客。张医生是单身，她领养了一个儿子，住在二楼的朝南正间和一楼半的一个亭子间。来人是一对中老年夫妇，来后便住在亭子间里，开始时他们很少露面并且从不外出，我们二楼上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公用晒台，从来不见他们上去活动或者晒太阳。每天我们上班以后，他们才走出来到卫生间去梳洗，而且还很主动地打扫走廊和楼梯。偶尔在过道里相互见到，他们总是面带微笑主动为我们让路，轻声地同我们打个招呼。尤其那位夫人，几乎不讲话，看上去很和气的样子。这样过了大约半年，他们才开始与我父亲有所交流。此时我们才知道那位老先生是内地某大省的公安厅厅长。文革中全国的公检法系统被砸烂 （这是文革语言，意思是丧失了权力），他们是害怕被当地造反派揪斗而潜逃来沪的。张医生是他们一个很远房的亲戚，他们估计逃到张医生这里来避难不容易被追踪发现。但是在滞留上海期间，随运动形势的变化，他们一度还是十分恐慌。所以在与我父亲搞好关系之后，便来求助，要设法再将他们转移到我们的亲戚朋友家中，这样就可以完全不被他原单位的造反派发现。我父亲为他们想了个办法，托了住在杭州的我祖父的朋友（当时已经去世）的家人，於是他们一度又去杭州躲藏，到风声过去了一些之后才又回来上海。

记得有一天是我的厂休日。我在家里看书，那位老先生踱步进来，与我聊了起来。他对我讲，象你这样的家庭出身的青年千万不要去参与政治，专心搞好业务就行。为了使我了解他的观点，他同我讲起了共产党的历史。他说他原来是上海的码头工人，后来和许多青年一样满腔热血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但是到延安后他们就遇到抢救和整风运动。他告诉我文化革命的许多状况其实在延安整风时就有了，当时许多从大城市去的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随便地被定为特务叛徒而受到酷刑和肃整，他因为是工人成份才得以幸免。第一次从一个老干部那里听到这番话，使我十分惊讶，与以前所受的革命教育大相径庭，所以后来一直记在心里 （来美国后才得以看到许多文献，记录了延安整风这段历史，例如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发现他说的确是真话）。

这位老干部夫妇俩在上海一住就住到文革结束，随后就被聘为上海公安系统的顾问，后来住在徐家汇万体馆对面漕溪北路上的新造大楼中，再也没回内地。大约1980年左右，我因为听说上海公安局的一个研究所需要科技人员，很希望藉此机会解决我夫人调入上海问题（当时我们分居两地），但苦于找不到同该单位联系的渠道，於是想起这位老干部。当我们俩人登门去求他们将我夫人的简历转送一下时，想不到他们一口回绝，说让我们找自已单位去解决。我们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归。尤其是那位老太太，说话的态度与口气，与所有小说或电影中描述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一模一样，不是简单地回绝，而且傲慢地训斥。真的想不到，人一旦有了权力便又换了一付面孔，完全与他们落难的时候判若俩人，从此我们便再也没有与他们联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