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生命之学，是心性之学，而且是实践的生命和心性之学。如果仅作为学术对象来作研究，就失去它根本的意义。禅宗的产生，原本就是对佛教学术化的一种救弊之为。禅宗自称佛心宗，它要求众生之心升华——回归于佛心。这种升华——回归，是存在于人的生命和精神之中，而不仅仅停留于认识的层面。

禅宗的方法，类似于老庄的“弃圣绝知”，甚至更为彻底明白。因为老庄所“弃”的圣人之道是儒家的，不是自己的。而禅宗所“弃”的，恰恰是佛教自身经千年发展和积累的那一份庞大的精神成果。禅宗认为，这些成果恰恰是向佛心升华、回归的障碍和累赘——释迦牟尼成佛时何尝有这么多的累赘呢？

理论需要完备和尽善尽美，而实践则需要简捷明快，这是佛教修行中所遇到的矛盾，一个佛教内的二律背反。学佛需要经教作为理论的指导，没有佛教理论作为指导的修行决非佛教；另一方面，理论的东西又绝非真正意义上的佛教，理论并不能使人成佛，佛教经论往往成为“见障”、“所知障”，是修行实践中的大敌。唐代禅师似乎意识到了这个矛盾，以至有“依经解教，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如同魔说”之论。

在禅宗内各宗之中，曹洞宗是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的。在洞山禅师之前，圭峰宗密大师身为禅宗（荷泽宗）和华严宗两宗的领袖，作了百卷之富的《禅源诸诠集》，力求禅教一致，但会昌法难，百卷之作也仅存一篇《都序》。在洞山禅师之后，法眼宗的开山祖师文益禅师，也力倡禅教一致，并在五代和宋初兴盛一时。但宋真宗之后，也因法脉不传，终归于寂。

相比之下，曹洞宗则幸运得多。洞山禅师虽未大倡禅教合一，但其所作的《宝镜三昧》及纲宗诗偈，却有着浓厚的“教”的成分和气息，并且千余年来，传承不绝，给后世以极大的影响。

洞山良价禅师是曹洞宗的开山祖师，也是中国禅宗史上最为杰出的几大祖师之一。他那传奇般的生命历程和谜一般的精神历程，至今仍使众多的禅学爱好者神往。只要翻开《五灯会元》的有关章节，或细阅大藏经中的《洞山禅师语录》谁能不为之倾倒呢？

洞山良价禅师，俗家姓俞，会稽（今浙江绍兴）诸暨人。生于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八○七年），卒于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八六九年）。洞山良价禅师经历了唐武宗灭佛这一非常时期。发展到巅峰的唐代佛教，在这次沉重打击之下应如何生存发展，是洞山禅师及当时一大批杰出佛教大师所共同面临的任务。禅宗可以说是当时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唯一选择。

洞山禅师六岁时出家，依止马祖和石头和尚的弟子灵默禅师，以后又参礼南泉、沩山等禅宗泰斗，最后归心于石头系下的云岩昙晟禅师，并见道开悟。后又多方参访，最终在洞山建立道场。

建立道场并不等于建立宗派，要在禅宗内建成一个独立的，为大家认可的宗派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必须有自己稳定的道场、徒众，还须有连续的传法法统，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自己的宗风——不同于其它宗派的特色和风格。对此，洞山禅师通过他的禅修和教化的实践，建立了“五位”、“回互”之说，并在《宝镜三昧》、《玄中铭》、《新丰吟》中，以诗歌的形式使之广为流传。当然，洞山禅师的“偏正五位”、“功勋五位”、“三渗漏”等歌诀，更是集中地表达了曹洞宗的宗风特色。曹洞宗的形成与当时的沩仰、临济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几十年后云门和法眼两宗建立，禅宗内就形成了“一花五叶”的繁荣局面，但曹洞宗一直是其中的重要角色。

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禅宗，如今只有临济与曹洞两家仍有传承。“临济将军，曹洞农夫”，临济禅风，波澜壮阔，乃为激箭似的禅风，或棒或喝，剿断人之情识，迅猛刚烈，是为将军。而曹洞禅风，细腻绵密，乃为精耕细作似的禅风，软语商量，如春雨润物，是为农夫。

自宋代以来，中国人重文轻武，“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故刚烈迅猛的临济禅，也不得不转化为话头禅，乃至念佛禅。而“郁郁乎文哉”的曹洞禅，虽门庭日狭，但其风化，却深深地契入了临济禅，乃至士大夫们心中。这从中国唐以后的诗歌、书画中可以找出无穷的证明，中国诗歌、书画，似乎是自觉地、本能地与曹洞宗的“偏正”、“君臣五位”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那“回互”、“明暗”结合在一起……

读禅宗的语录、公案难，读曹洞宗的语录、公案更难。因为有如仙家丹鼎秘诀一般的偈颂术语乃曹洞家传的风尚，它自成体系，别有洞天，要破译出来决非易事。何况禅门有一明训，即“向上”之事不可说，更不可说破，而必须留与当人自己去破关斩将，以期真参实悟。禅宗的历史的确如此，从来没有说白了的禅，也从来没有公式化的诗。况且，没有悬念，不给学者留下独立的思维空间，也决非佳品。

话说回来，禅宗语录，均为当时的白话口语；禅门诗偈，也多为当时的白话诗，甚至是打油诗，——佛门教化，原本尽量平易近人，所以比之《水浒》、《红楼》，行文还要平易。只不过其中内容皆为描绘无上菩提、清净禅心；或作向上提厮，或是随机应答，纠偏矫正，不是有一番禅悟体验之人，是决难把握其中情趣的。

诵经念佛了晨昏，遣意将心岂足论？

檐下曾听春雨滴，虚空犹自染苔痕。

作者：冯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