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哪里容易被误解？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信仰超越性是什么？
「参赞化育」落实到社会实践就是《大学》
人凭什么非要做个君子？
孔子对人性的期望
儒学在现代社会中还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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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接上篇作文《「未知生，焉知死」，何也？》，先回顾一下那里面的主要观点：

• 孔子的生死观：尽人事而听天命。
  
• 我提到“体面的死”这样一种说法。有网友误认为我说的是临终关怀，是望文生义了。临终关怀是个意义很窄的词，有特定的指向。我原文中提到：“体面的死==体面的活”，后者可以决定前者。因此我是以整个生命过程为坐标轴来谈的，而不仅仅是临终那一点。用“死”代替“活”是因为死是一支标竿，用它来对照“生”的“内容”含有总结发言的意味－如果生命可以无限延续，也就无所谓盖棺定论谈好坏。
  
• 我还认为没活过并不一定比活过更有吸引力，因为至少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活着的时代是一个“值得活”的时代。试想身处一个乱世，敌国随时会杀进来，不仅脑袋随时会搬家，还可能被迫流离失所，家人温饱无着。这种时代是值得投胎的吗？有句老话叫“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正是这种情形的生动写照。我们应该庆幸没投生在那种年代。

儒家哪里容易被误解？

有人把孔子周游列国理解成带着弟子到处跑官儿。说孔子想做官不假，但做官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儒者不是为了做官而做官的。儒家的理想就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因此离不开政治这个手段。孔子说「已欲立而立人」，这句话很笼统，到底什么样的作为算是“立人”呢？我认为有两件事是特别能够“立人”的，第一是成为一名教师，这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就是从政！政治的名声不知什么时候起变坏了，但在孔子那里，从政是必要的：「学而优则仕」，有了权力才有可能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才能影响和改变社会。所以，育人和从政是孔子毕生努力践行的两件事。社会的治理不能靠仁人志士跑到深山老林中悟道去完成。

现在有一种人生价值观特别受推崇，就是贬低肉体、追求心灵自由，探求知识的本源，缩影就是苏格拉底之死。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美的人生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价值，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人生价值。通常知识分子最欣赏这种，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乐趣在于智慧，在于思考。 儒学在他们的眼中太乏味。但是知识分子终究是人群中的少数，社会中占大多数的始终是芸芸大众，他们的问题是需要面对的。儒家思想属于政治、社会哲学，和研究自然的知识没什么直接关系，那并不是儒学的领域。

儒家被骂到最多的是封建等级制度和“吃人”的礼教，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小农经济，缺少现代的普及义务教育，说不定多数人都是文盲，这种环境下是不具备个体启蒙的条件的。让社会稳定有序的办法莫过于设计一套简单易懂的教条，让大众践行。儒学的原则精神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为准则，才能被人实践，这就是礼教。但久而久之，作为工具手段的“礼”成了目的，“礼”后面隐含的精神反而被忘掉了，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比如“孝”，本意是在家庭环境中培养仁心（我们年轻时对待自己的父母大概是最没耐心的，直到自己也做了父母之后），顺服是爱心的表现形式。可后来顺服变成了不分青红皂白的绝对权威，就产生了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中用进化论来批判这种呆滞的不健康的家庭形态。但儒家设计礼教的目标是达到仁与和的目的，即礼→仁，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并不是为了礼教而礼教。三纲（君臣，夫妻，父子）也是要和五常（仁义礼智信）结合在一起的，居上者对居下者，不能仅仅是享受权力，同时也负有义务和责任。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信仰超越性是什么？

实际上，认为儒家学说虚伪的人是挑战这个学说的权威性。韩寒在《看孔子》一文中的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孔）子多曰几下就能忽悠人的年代了”。这种反权威的精神是现代社会的特点：不能因为是圣人说的就不需要受到检验。但如果是宗教经典中的教导呢？因为是神说的，所以权威性就不必受到挑战了。这样看来，儒家思想面临一个“权威性何在”的挑战：既然不是从“天上”下来的意志，我凭什么要承认你这一整套的价值观呢?

凡言信仰，必离不开谈超越性，这是由信仰的定义来决定的：信仰者，顾名思义，相信+仰望。既然是仰望，就必须有比人本身更大的东西。由于“仰望”了，信仰体现在人生活中就是人的行为要从“道”（commit to A Way Of Life)。那么在儒家学说中，到底有什么样的“道”是值得人仰望和遵循的呢？

《中庸》中第一次出现诚的定义是第二十章：「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把“诚”定为天道，或可理解为天的属性。下面第二十二章一段我认为是《中庸》思想的核心：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培育生命；能赞助天地培育生命，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了。）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 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极端真诚是没有止息的。没有止息就会保持长久，保持长久就会显露出来，显露出来就会悠远，悠远就会广博深厚，广博深厚就会高大光明。广博深厚的作 用是承载万物；高大光明的作用是覆盖万物；悠远长久的作用是生成万物。广博深厚可以与地相比，高大光明可以与天相比，悠远长久则是永无止境。达到这样的境界，不显示也会明显，不活动也会改变，无所作为也会有所成就。

天地的法则，可以用一个诚字来囊括：诚本身专一不二，所以生育万物多得不可估量。大地的法则，就是广博、深厚、高大、光明、悠远、长久。今天我们所说的天，原本不过是由一点一点的光明聚积起来的，可等到它无边无际时，日月星辰都靠它维系，世界万物都靠它覆盖。今天我们所说的地，原本不过是由一撮土一撮上聚积起来的，可等到它广博深厚时，承载像华山那样的崇山峻岭也不觉得重，容纳那众多的江河湖海也不会泄漏，世问万物都由它承载了。今大我们所说的山，原本不过是由拳头大的石块聚积起来的，可等到它高大无比时，草木在上面生长，禽兽在上面居住，宝藏在上面储藏。今天我们所说的水，原本不过是一勺一勺聚积起来的，可等到它浩瀚无涯时，蛟龙鱼鳖等都在里面生长，珍珠珊瑚等值价的东西都在里面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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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后，北宋大儒张载在《西銘》中写道：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易經》的乾卦，表示天道創造的奧秘，稱作萬物之父；坤卦表示萬物生成的物質性原則與結構性原則，稱作萬物之母。我如此的藐小，卻混有天地之道於一身，而處於天地之間。這樣看來，充塞於天地之間的（坤地之氣），就是我的形色之體；而引領統帥天地萬物以成其變化的，就是我的天然本性。人民百姓是我同胞的兄弟姊妹，而萬物皆與我為同類。）

与白话文相比，英文翻译倒是最简洁一目了然：

Heaven is my father and Earth is my mother, and even such a small creature as I finds an intimate place in their midst.

Therefore that which extends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I regard as my body and that which directs the universe I consider as my nature.

All people are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all things are my companions.

可见，张载这种将人和天地的存在与意志统一起来的精神意向，与《中庸》里的描述是一脉相承的。由于天地沉默无言，兼承了天地精华的人就应该代天地立言。我怀疑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就是这么来的。也就是说，儒者的存在是要代天地立言，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完成“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使命。

在《『未知生，焉知死？』，何也？》一文中，我提到宗教的精神意向可以用“解脱与回归”来表述，那儒家思想的精神意向是什么呢？很难找到这样一、两个词来形容，我不太喜欢“天人合一”这个表述，没有表达出儒家思想中的积极有为的成份。如果非要提炼一下，我觉得大致可以用《中庸》里的两个词组来描述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涵：「至诚无息，参赞化育」”。「至诚无息」是指人精诚的内在境界，「参赞化育」是指由于至诚，人的性能可以空前的发扬，请参见我前面提到的最喜欢的那一段“唯天下至诚...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但是，这种论述并没有任何的科学性，怎么能人一“诚”了，就能尽物之性了呢？所以这不是“how”，它只是一种精神意向，一种充满了诗意和浪漫情怀的个人英雄主义。但是这口气似乎太大了吧，「与天地参」，好象把人拔高到与天地齐平的地步。这是不是过高的估计了人类的能力？人不是注定不能与天齐的么？

其实，如果我们看看今天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就知道古人的话还真不是太夸大：人类不仅早已衣食无忧，还能够环球旅行，到原来古人一辈子都走不到的地方，甚至可以登上月亮，探索火星。原来的“天”、“地”早就不再神秘，科学家正在试图搞清楚宇宙的起源这种终极问题。这难道不是把「尽人之性」和「尽物之性」发挥到了极限？这不就是 「参赞化育」，「与天地参」了？我想如果古代的大儒穿越到今天，一定会目瞪口呆，这「参赞化育」的成就，肯定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像。

「参赞化育」落实到社会实践就是《大学》

如《中庸》里所揭示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建立在效法天地精神上，或者说是以大自然的本质为导向的。那么，以此精神为信仰的基石，就不会象宗教信仰一样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也就是说，如果人以儒学作为信仰，必须抓住这种如天地般「至诚无息」的诗意美感。离开了这种审美的心理基础，儒学的教条就失去了灵魂，变得机械和乏味的说教了。实际上这也是儒家留给现代人的印象。

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我想就是由于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不是显性的，只有那些教条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看得到的。但这是必然的：人的精神境界也许可以与天地一样高远，但生活中的红尘世界毕竟是现实而具体的。「参赞化育」的精神如何落实到人的具体生活中？儒家的社会治理方案就是礼仪+教化：正当的名份和正确的行为准则，是为礼教。儒家的一些实践方法看上去很简单，其实内涵很深。比如齐家：在家里做一名合格的儿子和丈夫，是成为社会一员的必要条件，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出发点。不妨想一想，在工作单位和在社会生活中的我和在家中的我，哪一个才能真正的我？应该是在家里那个不用带面具的我吧，应该“修”的是这个真正的我。人修道不需要跑到深山老林里，道就在普通的生活里。

人凭什么非要做个君子？

君子是儒家给人们修行设定的目标。但是有人会问：“人干吗非得做个君子？”，就是质问做事情的动机是什么。人凭什么情愿以儒学，而不是其他什么思想作为信仰？就算我承认儒家学说中不缺少作为信仰的崇高性，但如果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好处。 相反，当社会处于不理想状态时，我的信仰还会令我“吃亏”。那么干吗非得辛辛苦苦地做一个君子，人不就活这么几十年，如果没有来生，谁能补偿我在现世遭受的损失？

从理论上说，还真找不出这么一个原则，说一个人理应做个君子，一个人怎么都是活一辈子。做个君子是一辈子，做个小人也是一辈子，从“存在先于本质”的原则看，两种活法都是“合法”的，人应该有做个小人的权利。但真正的问题是，哪种活法更“好”？

哪种活法更“好”本身是个价值判定的问题。可以说，人的行为大都是价值判定的结果，比如，如果摆在我们面前有50元和100元，假定都是正当的，我们取100元，因为理性告诉我们，100元价值大于50元。再比如，找工作时，我们选择了A公司，不选B公司，是因为通过比较，A公司可以为我提 供更大的价值，可以是薪水、福利、离家远近等等综合因素的考量。人的自杀也是一种价值判定：因为活不下去了，继续活下去是受折磨，是“得不偿失”，当死掉的价值高于活下去的价值，选择自杀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即使宗教信仰，归根结底也是一种价值考量，永生的价值比世上任何其他事情价值都大...。

明白了人的行为选择都是对价值判定的结果，就可以回应对儒家信仰的挑战了。“人干吗非得做个君子？”，当一个人真心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仅仅是因为他还没察觉到君子的价值大于小人的价值；一个贪官的愚蠢就在于他判定廉洁的价值比不过金钱的价值。金钱的价值是什么？是可以满足肉体的需求， 也就是这个贪官被自己的body给拖住了，被低级需要主导的人处于低等自我状态（lower self）。这一点上苏格拉底讲得最深刻：所有犯错误的起因都是没能理解（fail to understand）什么是正确。

所以，如果一个人已经认识到君子的价值，就不会再提“人干吗非得做个君子？”这样的问题了，因为这时他已经认识了什么是好东西，人干吗拒绝好东西呢？没人会问“我为什么需要健康”这种问题，因为健康是“好”的，好在让人的身体可以正常工作，不受病痛的困扰。君子是更高一层的健康－ 精神上不受困扰。可见人如果拒绝好东西，原因只能是他还不了解这个东西是“好”的。

于是，问题变成了如何让人们认识到君子是“好”的，也就是如何启蒙，这就需要儒学的实践（那时候是礼教），光凭背经文是不够用的。现在让小学生读经即使不是徒劳，也是事倍功半之举。书本上的知识只是平面的，没经过实践就没有实际的体会。比如说，如果小说中有描写郁金香的情节，说它的色泽多么的娇艳，花茎多么的优雅，我们看完之后也就是留有这么一个印象而已，还不算是真正的知识。只有当我们真正看到郁金香的时候，才会从心底里发出感叹：郁金香的色泽真是娇艳，花茎真是优雅啊，这时就获得了真正的知识。所以，如果没有社会实践，儒家思想将始终停留在纸面上，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启蒙作用。通过社会实践，人可以认识和达到仁与和的圆满状态，人心中感到了圆满就是幸福。因此，善行是一种愉快而不是一种很痛苦，很机械的义务。善行应该也必须是一种审美体验，有了这种体验后，善行就成了自发的。

孔子对人性的期望

儒家思想的实践运用于社会的终极目标是大同世界。运用于实践的主体，则是每个个体的自我塑造，儒家把希望寄托在人的提升上，我认为这个思想是深刻的。看看现在社会上的种种弊病，费尽千辛万苦也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向老根儿处挖下去，最终的结果不外乎三个字“人不立”，什么时候人都“立”了，什么社会毛病都没有了。从人入手－“立人”，或者说“塑造人”是最根本的治理手段，自然也是难度最大的。

在这个私有经济和民主政治时代，常常听到这种说法：人性是自私的，人性中的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通过制度的设计，将人性中的恶控制起来。反映到经济上，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最后，讨价还价的结果是不得不达成妥协，也就是说，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建立在理性计算上的“不得不”。

我总觉得这种“不得不”的形式不太满意。首先，这依赖极为复杂的制度设计，制度设计得越复杂，执行起来成本就越高，而且不管规章制度设计的如何精妙，只要人想绕过去，总有办法，俗话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嘛，何况有时制度还依赖于人的解释。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就是这时人处于一种不自由不自主的状态，即做对了也只是因为不得不这么做，不做坏事是因着怕受惩罚。理想的社会形态应该是这样的：人是自主的（self-defined／self- governed），自己就是制度，自己就可以决定怎么做是对的，做起来既得心应手亦心甘情愿。打个比方，如果富人避税唯恐不及但被逼着多交税，穷人索求福利无度最后对所得还心有不甘，这种社会形态就是“不得不”的形态，对立的双方均很不忿但又无可奈何。理想的社会状态人是自主的：富人乐于回馈社会，穷人努力避免成为社会的负担。整个社会的基调是和谐共赢，不是心理上对抗。要达到这种状态，当然离不开对人的塑造。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论语》中我最喜欢的一段话，这是孔子对人性寄予的希望：一个人行善避恶不是因为“不得不”，而是因为这个人「有耻且格」。一个社会里「有耻且格」的公民越多，这个社会就会越有希望。但是人不会自动达到这个状态，因此需要“教”－礼教。人知礼了，离「有耻且格」就近了。

当然，通过塑造人使社会进步就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了，这得一代一代人去努力，以期待在非常遥远的将来会实现这个理想。但如果不这样，我们就板上定钉下了结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永远也别想解放自己”，那我们的最高目标就只能降为“想办法堵住祸害就好”，然后便安歇在这上面了，这样人到头了还是一种“低级”动物。

从寄希望于人的提升这点上看，孔子确实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也是我敬仰孔子的原因。因为生活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遭受了很多挫折之后，孔子本当有一万个理由认为人性是无可救药的。但是相反，孔子认为每个人都是“可教”的，通过努力是可以做到「有耻且格」的，这是一种彻底的人本主义的精神，是真正的把人当“人”对待的思路，它的出发点不是怎么去“防”、怎么去“堵”。

儒学在现代社会中还有什么用？

在没有仔细研究过新儒家有什么理论创新的情况下，我想谨慎地说：儒学在可预见的未来大概是没多大用了，以下是我的理由：

１.　第一个理由非常简单，我就用西方社会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儒学对比，信奉基督教的人数在西方社会总的说呈下降趋势，欧洲已非常世俗化了，美国好些，但几代人过后，大概也会和欧洲一样。由于政教分离，宗教在政治领域中没有话语权，宗教的主要作用体现在社会生活之中，是一种习俗。

基督教和儒学曾经分别是西方和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起着笼罩一切的文明大伞的作用（overarching theme）。但今非昔比，如果连从未中断过的基督教影响力都呈下降的趋势，我想不出为什么已经被打倒、中断了上百年的儒家学说能够再度兴起成为主流。

２.　儒学是一种治世的学说，也就是不能不参与政治生活。但中国的政治现状不允许儒学成为显学。这个理由也很简单。由于政治上的不正确，共产党自身的合法性一直倍受置疑。即使官方有意重推儒学，民众也不会接受，儒学这时必然再度沦为党“奴化民众”的工具。儒学如果不能进入政治领域，那儒学做为“外王”的属性就没有了，只能退回到个体修身养性的学说（内圣），其实这也是本人的观点。然而这时的儒学就不是唯一的选择了，佛 、道都可以是选项，外来宗教也是选项，儒学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儒学中的以天下为已任，参赞化育的精神如果能被政府官员奉为个人的信仰指南，那就好得不能再好了，但现在看上去实属天方夜谈－能把贪腐控制在必要的限度之内就已是谢天谢地了。

３.　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和古代相比复杂太多了，儒家思想中以立人为导向的治世思想是力所不及了。现代社会依靠的是制度，人从属于制度。而且，儒家社会生活中的内容已经被现代社会的活动给覆盖了。或者说，在现代社会中，我看不出儒家的礼教还有什么新的内容。这时候，儒学很象是一件老式衣装，比如，女性的旗 袍。虽然很优雅，也很合身，但就是找不到机会穿。如果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已经被现代制度取代并得到了实施，那儒家作为治世学说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子贡曰：“如果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 》

（子贡说：“如果有人能广施恩惠给老百姓，帮助大家过上好日子，怎么样？可以说是做到仁了吗？”孔子说：“岂止做到了仁，那简直就是圣了！就是尧舜恐怕都还没有完全做到呢！）

根据孔子的定义，乔布斯他们即使不是圣人，也是仁人了。当然这是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实现的，但最终结果相同，都是令大众受益了。我们现代社会中，“立人”的方式已经古时候很不一样了。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更多物质和精神的财富，努力的结果是经济收入提高，多交税，利己又利人。因此报效社会的方式不象儒家社会那时候主要通过从政，现在只要从事好自己的职业就是对社会最好的回馈。

５.　中国的社会环境使儒学作为传统文化代表难以复兴。现在国人缺少文化自信心，一切以向西方看齐为天经地义。我想，最有条件审视自己文化传统的人选，莫过于我们海外华人了－有资本保持一份冷静，超然的姿态，两种文化也都经历过。如果生活在国内，面对遍地的腐败和不公，必定想要找个什么东西砸。前两天在地铁中看到一中文报纸上刊登一篇文章《孔子是二千年来包装出来的最大假货》，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 在很多人眼中，中国今天的困境，两千年多前从孔老二那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说人是一种爱找借口的动物是一点儿不假的，就是美国政治里也一样，在任总统遇到了麻烦时用以开脱的最好办法就是：“I inherited the problem from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上千年前量体裁衣制作的成品，不可能指望今天穿上去还合身。作为后人，应该心怀感恩还是责备前人没给我们创造好的条件是值得深思的？我看在讨论文化优劣这种事情上我们不应该太功利。

我还记得一次电视中播放见面会，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接受一名军官的提问。那名军官指出在伊拉克执行任务时缺少装甲车等必要的武器设备。拉姆斯菲尔德的回应是“你用你现有的装备去打仗（you go to the war with what you have...)”。我想用这个比喻大致不差：要等文化改造好了，社会就进步了，那是等不及了。我怀疑文化变“好”倒有可能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而不是动因。

另外，现在还有一种相反的心态也很值得警惕：由于中国经济目前的成功，和西方相对的衰退，使有些人产生一种“暴发户”心态－“美国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像就没什么值得象西方学习的东西了。这两种态度都是走极端。

虽说我认为儒家学说难以东山再起，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是说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会被人们遗忘。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对道德、家庭和子女教育的重视；勤奋自强的人生观和吃苦精神；虚心、朴实、谨慎的作风，所有这些美德都嵌入了国人的基因，成为国民性的一部分千古传承下来，也是中国今后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足的本钱。

补记：

上面是润发主演的电影《孔子》中的一幕，已到风烛残年的孔子倚墙席地而坐，眺望远山，喃喃自语：“衰老了，好久没梦到周公了... 礼乐仁和的梦想，只有托付给未来了...”。 二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大同世界这个理想看上去还现实吗？有人可能会说：“别作梦了，说不定哪天为了抢资源，人们又抄家伙干起来了”。

我不知道，也许大同世界注定只能是梦想，但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有梦想吧。列侬在《Imagine》中唱到：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 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也许不应该太悲观，毕竟人类诞生了文明也才几千年，再过几万年后的文明谁知道是什么样子，难道古人能想像到今天的模样？可地球已有几十亿年的寿命了，天知道人还能在这个星球上存在多久。这么说大致不会错：只要人类还将延续下去，对大同世界的向往便不会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