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妇女解放”的诉求，国内有一套比较概括的阐述：

 

*政治上获得参政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及管理国家的权利；法律上享有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经济上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和广阔的就业途径，对个人和家庭生活资料有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继承权。

*普遍享有义务教育的机会，接受符合自身发展能力的教育，使才智得到充分发挥，作用被社会完全承认。

*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家庭内部夫妻平等，实现家务劳动现代化、社会化。

*意识形态中完全消除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建立尊重妇女的良好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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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妇女运动所追求的基本上也是类似的东西，不过上个世纪70年代，国外的“妇女解放”还包括了以性為討論的主題。女性追求平等的權利、同性戀的自由等，原先不能談的性問題，卻在70年代成為社會邉拥慕裹c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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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有不少文艺作品描写过各种各样追求男女平等的女性。譬如祝英台，花木兰，简 爱 Jane Eyre 等等。但是这都是一些觉醒的个体。要说最早形成群体性的活动并且产生一定社会效应的就要说到今天要讲的话题：自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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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梳女”族群的形成有它内在的条件 – 女子在封建社会承受着比男人更多一重的压迫。“三从四德”这样的规条为她们的生活带来无可胜数的磨难。

未嫁从父：在“父为子纲”以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指导下，大多数的女子得不到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

 

既嫁从夫：当时“盲婚哑嫁”的婚嫁方式，女子没有机会选择配偶，如果嫁了一个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的丈夫，每天忧柴忧米，心劳日拙。有些家庭经济条件不错，但又要面对婆婆的虐待。顺德有这样的民谣来描写为人媳妇的艰难困苦：

鸡公仔，尾弯弯，做人心抱甚艰难。早早起身都话晏，眼泪未干入下间。

心抱 = 媳妇；晏 = 晚，迟；下间 = 厨房

 

夫死从子：丈夫死了，儿子如果不肖，当母亲的还可能遭受凌虐。

因此，一些女子不堪忍受这样的婚姻状况，采取了各种逃避，反抗包办婚姻的手段。

乾隆十五年（1750年）《顺德县志》有这样一段记载：“……女多矫激之行，乡中处女与里女结为姊妹，相为依恋，不肯适人。强之适人矣，归宁久羁不肯归夫家，甚或自缢自溺……”

咸丰三年（1853年） 《顺德县志》又有这样的记载：“昔人所谓妇女恋金兰，归母家不时返者，穷村僻壤囿于故习者有之，今则厥风大革矣。”这段话其实并没有准确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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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段记载，讲的是两种“抗婚”的形式。“不肯适人”就是“自梳”的前身；

“归宁久羁不肯归夫家”以及“归母家不时返”讲的是“不落夫家”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广东》：“乡中女子，习染归宁不返之风，回转即返母家，及将满月，再回夫家数日。此后则元旦、端午、中秋照例须回夫家过节。有不愿者，先时避匿，谓之走节。节后数日，便归母家。”又“女子出阁后，约留夫家数日，即回转。自是除过年过节外，以在母家之日为多，必俟有子，始肯乐家，否则迟至十年八年者有之。若逼之太甚，则往往轻生服毒死......

这种“不落夫家”的习俗在少数民族之间也甚为流行。据学者考证，“自梳”和“不落夫家”的习俗大约在明代中后期产生，到晚清至民国初期达至高潮。

 

“自梳女”习俗的兴盛和“养蚕业”有很密切的关系。十九世纪初，由于丝业的迅速发展，也带动了

广东丝厂的兴旺。丝厂对生丝的需求量很大，因此南海，番禺，顺德一带到处都是“桑基鱼塘”

（图）。“基”是粤语“田基”的简化，田基就是田埂，在分割一个个鱼塘的堤埂上种上桑树，就是

“桑基鱼塘”。说到“桑基鱼塘“，顺带说一说广东还有“蕉基鱼塘”（图）。那就是在鱼塘的堤埂

上种满蕉树。根据环境科学的研究，基塘系统是珠江三角洲独特的人工生态系统和淡水养殖方式，它

本身是一个基本无污染、无浪费的水陆交互生态系统。

缫丝

 

桑基鱼塘

蕉基鱼塘

“桑基鱼塘”是为了配合养蚕业的需求而形成的一种生态环境，养蚕业则是为了配合生丝的需求而发

展，一环扣一环。在机械缫丝厂出现之前，缫丝的工作基本上由女工手工操作，加上采桑养蚕所用到

的女工，形成一支庞大的女工队伍。这种产业结构为妇女提供了与外部社会接触的机会，并且提高了

她们谋生的能力（图）。20世纪30年代由于机器缫丝业的迅猛发展，丝厂女工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这些女工纷纷转为“家庭佣工”。她们到省城广州，到香港，到南洋 给富户当“妈姐” 。

关于“妈姐”我们稍后再讲。先讲一讲“自梳女”这个称呼的来由。

 

从前广东的未婚女子，不论年龄大小，都梳着一条长辫子，不能梳髻。结婚的时候，由母亲、女长辈

或者贴身大妗姐（结婚时专门侍候新娘的临时女佣）为她梳发髻，就是把辫子拆了挽成一团紧贴在脑

勺后，也叫做“上头”。这“髻”梳上了，就标志着少女时代的结束。那些决定终生不嫁的女子，另

有一套特定的仪式，她们自行把头发梳成发髻，这种仪式就被称为“自梳”或“梳起”，选择“梳起

不嫁”的女子就被称为“自梳女”。

 

自梳的特定仪式是这样：先要选一个良辰吉日，然后准备些新衣服（包括内衣）、新鞋新袜、梳子、

红头绳、梳妆用的小箱子（箱盖内嵌玻璃镜，有几个小抽屉，可以放置梳子、簪子、头绳等 – 自梳

女一般不用彩色的头绳，只用黑色）。还要置办一张新床、家具。自梳的前夕，要用 “黄皮叶”烧

水沐浴，然后请已经梳起的女子传授梳起后怎样面对家庭、面对社会，怎样坚持独身的理念，怎样独

立谋生，以及自梳姐妹之间互相扶持等等。第二天早上，就带着三牲祭品和新衣服，到附近寺庙，在

观音菩萨面前起誓终身不嫁。发过誓以后，自己拆开长辫，把头发盘起梳为云髻。我们来看看者“梳

起”的模拟片段。（梳髻时有“八梳诀”：一梳福，二梳寿，三梳静心，四梳平安，五梳自在，六梳

金兰姐妹相爱，七梳大吉大利，八梳无灾无难）。换上拜祭过菩萨的新衣服，再向菩萨叩拜，然后与

同往姐妹互拜，姐妹们为她道贺。仪式结束后，才回家告诉父母及家人（也有之前已经得到父母同意

的，父母及亲友也参加其自梳仪式），并将祭过菩萨的祭品分给亲友，宣告自己自梳了。有些比较富

有的家庭，还会宴请亲朋好友，宣之于众。进行过自梳仪式以后的女子，终身不嫁，父母绝不能强迫

她们[1]。

女子“自梳“以后一般不和家人同住，所以她们会几个“姐妹”凑钱买一间屋子同住。这种屋子俗称

“姑婆屋”。“姑婆”是对那些年老的“自梳女”的统一称呼，因此粤语里对那些年纪很大还没结婚

的女子，也会称之为“老姑婆”。“姑婆屋”对男子来说是禁地，绝对不允许有男子踏足其中。由于

约定俗成的惯例，自梳女不能死在娘家或其他親戚家，死後亦不准由其父母收屍殮葬，要由姑婆屋的

自梳女姐妹放上門板，鋪上草蓆再草草挖坑埋葬了事；假若村中無自梳女替其殮葬，屍首會被村民拋

進河裡。所以选择走“梳起不嫁”这条路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承受多方面的压力。

姑婆屋

前面提到，珠江三角洲的丝厂女工离开工厂之后，不少人转行当家庭佣工。这些女佣统称为“妈

姐”，其中又以“顺德”的妈姐最为人称道，因为顺德“妈姐”一般都烧得一手好菜，富户都乐于聘

请她们。“妈姐”之间也有高下之分，一般分为四个类别：

近身：就是侍女，属于最高级的女佣；

凑仔：就是保姆，负责照顾小主人；

打杂：负责杂务的女佣；

一脚踢：没有特定的工作范围，什么都要做，薪水还最低。

这些“妈姐”大多数是“自梳女”，但是作为家佣，她们不再保留象征“梳起不嫁”的云髻，改为梳

一条松松的大辫子。一年四季都穿白色的大襟衫和黑色香雲莎，长度只到腳眼的吊腳褲。有人给这些

“妈姐”起了个别号，叫她们做“土鲮鱼”。据说“土鲮鱼”不会产卵，符合“自梳女”的生存状

态。其次，有一句粤谚歇后语是：土鲮鱼 – 多骨恶啃。把她们称为“土鲮鱼”隐喻这些“妈姐”不

会轻易让人占便宜。有人认为把“妈姐“叫做“土鲮鱼”源自街市的摊贩。原因是有些摊贩常常会向

女顾客说些双关语，吃吃豆腐。“妈姐”对这类轻薄行为特别厌恶，绝对不会假以辞色，甚至不再光

顾这个摊贩，所以这些摊贩就把她们称为“土鲮鱼”。

有些“妈姐”为一个家庭服务几十年，和雇主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甚至被视为家庭的成员之一。在过去战乱的时期，也产生过“妈姐”护卫着与家人失散的小主人，相濡以沫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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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介绍一个著名的自梳女 – 欧阳焕燕。（内容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韩咏梅的文章：自梳女“阿燕”带大李玮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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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焕燕出生于 1918年，十四岁时，就跟着村中族人一起来到新加坡，当时她大姐已在陈嘉庚家中打工。手脚麻利，心谨言慎的她经人介绍便顺利进人陈家。那时，青春年少的她只顾埋头干活，并不晓得这位和善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华侨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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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陈嘉庚先生“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这位主人就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筹款支援祖国，并在1938年倡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组织司机和机工3000多人回国为抗战服务，每年募款达1亿6000多万元。同时，曾在1940年3月亲率“南洋华P,KBu2g_  
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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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日军战火燃烧到新加坡，陈嘉庚一家人准备带着她一并离开。但欧阳焕燕的大姐看她年少无知，不允远去，陈嘉庚只好让她们姐俩代为看护小女儿。要知道，在大兵压境的紧迫时分，陈嘉庚能将女儿安心托付给这两位异国姐妹，可见她们平时确实深受主人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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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飞的战火和逃难的生涯，每每令她们一夜三惊，但丝毫没有怠慢对主人家女儿的照料。她说，在那种朝不保夕的残酷岁月里，她们觉得每天都特别漫长，老是看不到天黑下来，那种痛苦与煎熬，笔墨难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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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陈嘉庚一家人回到新加坡，他太太马上开着车到处找她们姐妹俩。此时，欧阳焕燕她们早已将陈家小姐安全护送到陈家亲家手中，陈夫人见状，感涕不已，一定要她们回到陈家。她说：“我一直将你们姐妹当成女儿一样看待，请你们还是留下来吧。”其时，欧阳焕燕已在陈家隔壁的李家打工，经过几年的磨砺，她不仅做得一手好菜，人更伶俐勤快，整天默默劳作的她也并不知道，这户李家的大公子就是后来出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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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焕燕在 80 年代初才离开李家回到她的家乡度晚年。韩咏梅这篇文章并没有写到欧阳焕燕的“自梳”的经过，但是根据她文章的题目和文章最后面所写：“此文出自《顺德自梳女》一书。本报征得该书主编何妙婵同意转载。”

云注：本文所有图片均从网络上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