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新疆石河子市一四四团场（兵团撤销前隶属农八师），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女知青蒋爱珍持枪连杀三人的惨案。
新疆高级法院审理此案时，我正在新疆区党委第一秘书处工作。新疆区党委常委会议，曾专题审议对这个案子的处理。
蒋爱珍是浙江知青，出生在山清水秀的绍兴市。她1972年初中毕业后，随同复员转业在新疆工作的哥哥，自愿支边到了农八师一四四团。先在连队当农工，不久被推荐到团部医院当护士。聪明、漂亮而又文静的她，因积极要求上进，工作表现出色，于 1973年加入共青团，1976年22岁时就入了党，并担任医院的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
蒋爱珍所在医院的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政，是其哥哥的老战友。他对蒋爱珍一直很关心，两人的关系像兄妹一样亲密。
由于一四四团“文革”中派性严重，医院的个别领导和党员医生李佩华、谢世平等人，与张国政矛盾很深，一直想找机会把他整下去。
这一年的3月18日，蒋爱珍被批准回浙江探亲。临走前的晚上（3月17日），张国政与另一名同事来给蒋送行，叮嘱她一路上应当注意的事项，之后就告别回家了。
就这么一件小事，却被心怀歹毒的李佩华、谢世平抓住大做文章。他们俩凭想象断定，张、蒋二人在这天夜里，肯定要发生肉体关系，并组织人去“抓奸”。在阴谋诡计落空后，他们竟然又在第二天早晨，又无中生有地向团党委诬告说，张国政、蒋爱珍二人昨夜“乱搞男女关系”。同时，还四处散布“昨天夜里张、蒋乱搞关系，被当场捉住”，等等。
这个弥天大谎，被李、谢俩人越编越圆，最后竟成了医院领导逼迫蒋爱珍承认所谓“三.一七”事件的“证据”。
3月18日，受到诬陷诽谤的蒋爱珍气得直哭，没有起床。她为了抗争，决定不回家乡探亲；并一度宣布绝食，要求组织上为她澄清事实，恢复名誉。
但此时的李、谢等人，不但不收敛自己的恶行，反而在医院里公开大骂张国政“乱搞男女关系”。蒋爱珍因受刺激，精神一时失常，又被李、谢等人说成是“装疯卖傻”。并在以后的全院大会上，一次又一次批判她“生活作风有问题”，要她“说清楚”。
3月30日，团党委派出工作组，到医院调查所谓“三.一七”事件。谁知工作组长、该团副参谋长杨铭三因过去张国政顶撞过他，这次一进驻医院，就带着成见与派性的框框，偏袒李、谢等人。
更有甚者，之后该团主要领导，又亲自到医院动员，号召全院职工开展“全面揭、批、查”，集中揭发张国政的问题。“三.一七”事件成为揭批查运动的重点内容。
李佩华、谢世平等在团领导支持下，又变本加厉编造了许多所谓的张国政、蒋爱珍“男女关系” 的疑点。杨铭三要蒋爱珍把一个一个问题“说清楚”。随后几个月内，关于“三.一七”事件和所谓张国政、蒋爱珍“男女关系”的大字报、漫画，在医院各处，以及通往团部的沿途到处张贴。在许多漫画中，李、谢等人极力造谣丑化张、蒋二人，有的漫画污秽不堪，难以入目。
与此同时，工作组和医院领导还压制不同意见，将院内持否定、怀疑态度的三、四十名医、职人员，全都作为“保张派”进行打击，或受到歧视。凡倾向于否定“三.一七”事件的医院党支部委员，则统统被“靠边站”。
这样做还不够，杨铭三还胁迫蒋爱珍的恋爱对象与蒋中断关系。平时，派人对蒋爱珍的行动进行监视。连蒋爱珍的信件，也被李、谢等人拆看。
尽管这样，蒋爱珍仍然坚信，只有依靠组织才能解决问题。于是，她又写了一份详细的申诉材料交给工作组，并等着杨铭三找她谈话。谁知拖了四个月之后，杨铭三才派人找蒋爱珍，而传达的内容却是，要她第二天在全院群众大会上，“老实交代生活作风问题”。
在8月5日的全院群众大会上，工作组宣读了对张国政的审查材料。其中，对“三.一七”事件作了肯定性介绍。蒋爱珍当场提出反驳，工作组长杨铭三却声色俱厉地要蒋爱珍作检查，并威胁说：“就算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光凭你同张国政的接触，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在8月26日下午召开的全院群众大会上，蒋爱珍再次作了申辩说明后，李佩华第一个发言说： “你装疯卖傻！你为什么不去死？为什么不跳水库？”他还拿出一份与谢世平共同署名的报告进行宣读，内容是再次要求对蒋进行妇科检查。会上，一些人还说了一些下流不堪的、侮辱性的话。一名叫钟秋的医护人员，还指手画脚地嘲笑、挖苦她。这时，蒋爱珍突然一反常态，再也没有发言争辩，只是直直地坐着记笔记；听到荒诞、下流之处，微微显出轻蔑的一笑……。
蒋爱珍彻底绝望了。
26日晚上，蒋爱珍在宿舍里写了一夜申诉信。以后又给工作组、父母兄嫂和好友写了几封遗书。之后整整三天，她白天上班，晚上通霄不睡觉，在煤油灯下不停地写啊写。
8月28日，民兵排长通知她参加第二天的实弹打靶。这天夜里，走投无路的蒋爱珍决定：“这是个好机会，同他们拼了！”
枪法很准的蒋爱珍，从箱子里找出过去打猎、打靶时留下的八发子弹。于29日早晨上班后，从武器库领来杀伤力强大的AK式步枪，悄悄把子弹全部压入弹仓。然后，跑到医院内科，举枪对李佩华说：“你不是要我死吗？叫你造谣！” 一扣扳机，将李佩华击毙。接着，又挨科室寻找，先后将造她谣的钟秋等二人击毙。最后，她在与围捕她的群众相持一个多小时后，被缴枪逮捕。
蒋爱珍被捕后，经过审理，被石河子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这一判决，立即引起一四四团部分干部、群众的不满。很快，石河子地区干部、群众也对此案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判决不公；不少人还上书法院，为其鸣冤叫屈。
一名在石河子地区采访的记者，很快在《人民日报》披露了此案的详细经过。并迅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短短几个月中，仅《人民日报》社与石河子法院，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多封来信。来信者中有知青、干部与军人，也有工人、农民和学生。他们认为蒋爱珍是受逼迫太深，属于“义愤杀人”，强烈要求司法部门予以轻判，并查处诬陷诽谤者。有的还向蒋爱珍表达爱慕之情，提出愿意替她服刑。
案子很快被转到新疆高级法院重新审理。
新疆高院将案子提请区党委常委会审议时，我们这些秘书也在私下议论，而且全都同情蒋爱珍，认为她不该判处死刑。自治区党委常委听取汇报后，在审议时基本没有大的分歧。大家认为，蒋爱珍一案已在新疆和全国各地引起公愤。为了既惩诫犯罪者，又教育群众，并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决定对蒋爱珍免于死刑。一四四团诬陷、迫害蒋爱珍的有关责任人，也分别受到行政、司法处理。
七年后的1985年，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蒋爱珍杀人案开庭公审，作出终审判决：判处蒋爱珍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90年，蒋爱珍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获提前释放，回到了她的浙江老家。
如今，她在浙江C市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并结婚生子，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蒋爱珍希望平静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