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邹尚纯老师是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他住在七里桥木油坡芷江师范的教授宿舍，与我们家住的是同一栋平房，隔四间房。

当时木油坡已经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几乎所有的老师，领导无一幸免地被红卫兵的大字报批判，当然邹尚纯老师也在被批斗之列。

大字报说他出生在大资本家家庭，在旧社会里的大学上学，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还把老师们抓去游街。邹老师也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批斗，然后游行。

一天下午我正在我们家附近玩，突然很多人喊：“邹老师发羊癫疯了！”，边喊边往邹老师住的宿舍跑。我也好奇地跟过去。到了邹老师的宿舍边，因为窗户很低，透过窗户看见邹老师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我是第一次听到羊癫疯这个词，不知道是什么病。有人说，羊癫疯病人不能受刺激，受到刺激就可能会发病。邹老师受到批斗显然让他受到了刺激，所以引发了他的羊癫疯发作。

后来邹老师便在木油坡消失了。很可能是红卫兵觉得这么一个书呆子，既不是走资派，也没有什么其他“反革命”行为，又有羊癫疯病，怕弄出人命来，于是让他回城里的家去了。

再一次见到邹老师是三年以后，我随爸爸搬回芷江城，寄养到冯维老师家的时候。因为邹老师与冯维老师住一个院子，冯家住南边，邹家住北边。

这时文革初期疾风暴雨式批斗已经过去了，社会相对来说平静多了。邹老师也没有再受到冲击，显得安安静静，很正常。

慢慢地我开始了解他的一些情况。他是天津人，近一米八的个头，大眼睛，高鼻梁，又黑又粗的头发。说话比较慢，偶然有点口吃，学者味道十足，当时是芷江师范的物理老师。

据说邹老师父亲是做生意的，家境比较好。他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抗战以后去了昆明的西南联大，应该与杨振宁，李政道是同学。林老师是四川人，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比邹老师小几岁，是芷江一中的数学老师。

他们有三个孩子，老大男孩邹林，老二女孩邹桐，老三女孩邹梅。名字都与树有关。

邹林比我大七八岁，文革前是芷江一中的尖子，成绩拔尖。在爸爸的影响下，初中就能自己做矿石收音机，和其他电器。才华横溢而且人表现也好，大家都认为他考上名牌大学是板上钉钉的事。

1966年他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了。

邹桐我不太了解，文革时也是芷江一中的学生，成绩可能没有哥哥那么好，但考个大学应该没有问题。文革来了，她的大学梦也破灭了。

邹梅最小，大我大约三，四岁的样子，文革时刚刚进初中或小学毕业。

我寄养在冯家时，邹林已经在芷江机械厂当了工人，邹桐刚刚下农村做了知青，邹梅则呆在家里。

学校停课了，邹老师林老师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邹桐下乡很少回家，邹林白天上班不在。邹梅也喜欢看书，偶尔出来露个面。他们家总是安安静静的。

邹老师在家显得很放松，我在冯家生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来没有见邹老师发过羊癫疯病。

邹梅很聪明，好胜心很强，性格比较刚烈，有男孩子气。她大我几岁，又是女孩，我们之间很少有交道。只是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吵了起来。邹梅嘴很快，也很会说，我吵不过她。情急之中，我说邹梅是“资本家的狗崽子”。这是文革中很流行说法，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就等于是坏人，还同时连父母都骂了。

屋里的林老师急忙出来把邹梅喊回去了

过了两天，林老师把我叫到她家。然后很平和地告诉我，她和邹老师的家庭出身情况。她说，邹老师家不是什么资本家，只是做点小生意，而且都是本份人，没有害过人。她自己的家是知识分子出身，更不是资本家。希望我以后不要再说他们是资本家的话。我感到很惭愧，马上道歉。而且表示当时是一时冲动，并表示绝不会再说。

林老师还提起邹老师是书呆子，天天只知道看书。以至于当年别人都跑了，他仍然在家看书，不知道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后来他才想办法离开，去了昆明西南联大。这个经历是不是让他受到惊吓而引发了羊癫疯？还是另外的原因，我不清楚。

芷江中学复课后，林老师教过我半个学期的数学课。她讲课条理清楚，说话很慢，很容易懂。邹老师也出来短暂地教过高中物理。

邹梅比我高一级，非常活跃，尤其在田径场上。她是她年级的60米，100米第一名，还有4x100米接力第一。田径场上卷起一股“邹旋风”，成了学校无人不知的名星人物。

1977年恢复高考，邹梅参加了，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邹林没有参加高考，有点意外。邹桐不知道参加没有。

听说邹梅毕业后工作几年，又考了研究生。研究生以后又联系去英国留学。总之，她仍然还是那样好强，努力，全力以赴。

我77级考上北大化学系，一年以后，也就是1979年春季，我们开始上“有机化学”，讲课的是张滂教授。

张滂教授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从西南联大毕业，曾留学英国，在剑桥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大学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后，他担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张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穿着考究，举手投足极具英国绅士风度。

张先生不仅专业水平高，英文水平也非常高。当时国门刚刚打开，外国学者教授来中国讲学的很多，但高水平的翻译很少。张先生常常为来访的外国化学教授做翻译，其翻译别具一格。一般翻译是外国教授讲一句，站在边上的翻译马上翻成中文。他却自己先坐在下面听，让外国教授讲完一个话题（几分钟或十分钟），他再上去将教授讲的内容用中文讲出来，完全是意译，讲得非常到位。外国教授们讲的都是最新的研究，只有张滂教授这样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长期关注最新的研究动态，并具有很好的中文表达，和再组织能力才能这么做。听过他的翻译的人都赞不绝口。

张先生一般不给本科生上基础课，但77级的课他打破常规愿意来上。

张先生不拘言笑，穿得西装革履，皮鞋铮亮。上课前几分钟来教室，讲课顺序按他自己的理解安排，与所有的教科书都不同。他把讲义很简要地刻印出来，上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反应式。上课时就围绕着这些反应式讲，他希望学生不记笔记，用心听讲就可以了。但一百多人除我以外，没有人不记笔记，还生怕漏下了任何一句话。因为他的每一句都是深思熟虑过的，很精炼，很准确。而每次他讲完授课内容，说”下课“，下课铃几秒，十几秒，或半分钟就会响起。

大概第三周的时候，一次上课结束后，他站在讲台前，拿出一张小条，大声问道：”谁是商乐维？“，大家一愣，面面相觑，不知道严肃的张先生为什么找我。我战战兢兢地走到他面前，说：”我是“。见我有点紧张，他马上带着笑容对我说：”你的邻居邹尚纯老师来北京了，你知道他吗？“，我点点头。然后他说：”我们是西南联大的同学，昨天我们见了面。他告诉我，他邻居的小孩考上了北大化学系，叫商乐维。我说，正巧我正在教77级有机化学，明天帮你打听打听。他想见你，这是地址，你去见见他吧”。

我说好的。他又问我：邹老师是怎么到的芷江？我说不知道，只知道我很小他就在芷江了。张滂教授说，我和他几十年没有见面了，也不知道他哪里去了。

第二天，我按照地址去见了邹老师。他住在他的一个同学家里，这次是专程来北京，天津见同学的。我们聊了很久，非常感谢他还能记得我。

暑假我回芷江，专程去那个小院见了邹老师。他很高兴，与我聊了很久。他的房间放上了很多物理仪器，他说有时候会做些感兴趣的物理实验。我听他聊牛顿，爱因斯坦，相对论，基本粒子等。看得出他仍然关注物理研究的现状，表现出很高的兴趣。这么一个高水平的物理老师，由于政治原因，加上身体问题，一辈子没有多少时间在讲台上为学生讲过课。

以后很多年，我很少回芷江。偶然回去时，也都是来去匆匆，没有时间去看邹老师与林老师。

2015年，我回去探望病重的父母时，特地打听他们。朋友告诉我说邹老师已经去世多年，林老师还在。但原来的小院早就拆了，她搬到芷江二中的宿舍楼。

我找到林老师家，林老师出去散步了，邹林在家，他变得不多，虽然老了，但一看就能认出来。在等林老师的时候，我与邹林聊起来。得知芷江机械厂早就倒闭了，他后来去了别的单位，但也早已退休了。退休后一直在家照顾父母，现在与妈妈住一起。

我问他，77年你为什么没有参加高考？他说，当时因为中央高考的决定下得比较晚，自己学业丢了多年了，捡起来需要时间。自己有工作，不辞职时间不够。辞职的话，时间也很紧。如果考不上，工作又没有了。加上爸爸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所以很犹豫，没有去考。

我问他，没有上大学，是不是有遗憾？他表示确实感到遗憾，但这也是命吧，早就想开了。

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却被历史耽误了。他没有怨天尤人，很平静地面对，这是一种境界。他看上去身体不错，没有发胖，头发也没有白，完全不像是60多岁的人了。有妻子孩子，孩子已经独立了，生活得很宁静。

林老师回来了。她九十多了，身体虽然弱了，但还能散步，说明身体不错。我很高兴她能健康长寿。我与林老师聊起来，她脸上很安详，讲话还是很慢，精神差了，但思维仍然清晰。

快到吃饭的时间了，邹林留我吃饭再走，我赶快起身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