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秋，大學五年級，按說應該做畢業論文了，但是突然說全年級要去參加四清運動。四清運動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全國人民經歷了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了不少人之後，經濟剛剛有了一點起色，毛澤東黨中央又要抓階級鬥爭了，當時的口號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我的班級被安排去上海北面廟行公社搞四清運動。廟行地處寶山以北，蘊草浜以南，抗戰時，國軍在此與日軍有過激戰，死傷無數。廟行失守，上海北面便再無屏障。去四清時學校對我們學生說，我們既是去當工作隊，即整人；又是去改造思想，即被整。我被派到公社最東北角上的一個生產小隊（生產小隊相當於以前的一個村），本來天高皇帝遠，倒也清閒，但是我必須同一個工農出身的同學住在一起，而且是要住在他的那個隊裡。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於是我每天吃過夜飯，或是召開群眾會議，或是個別訪貧問苦，總要拖到九、十點鐘再回去睡覺，否則那個同學就會去上級匯報我工作不夠努力。一條沿着蘊草浜的鄉間小路連結着這兩個生產隊，在月色之下走回去時，每當想起這裡從前是強盜出沒，發生過累累血案的地方，常會毛骨悚然，但還要硬着頭皮，緩緩而行。尤其是怕有“階級敵人”對抗運動可能對工作隊員行兇報復，所以走路時絕對不能打手電，以免暴露自已行蹤。這樣九個月下來，居然也練就了一身走夜路的本領。

當時提倡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其中同吃也是一道關。進了生產隊後，首先打聽誰家是貧下中農，然後除去其中的村幹部及與幹部有近親關係的人家，便是可以去吃住對象。隊裡有一戶貧農，丈夫在外面做小工，早出晚歸，他妻子帶着十多歲的兒子、女兒三人在隊裡幹活。於是選了這家搭夥，每月貼他們三十斤糧票、半斤油票、和十元錢。我從小不吃油肉，但心想這很難說得清楚，所以第一天去就同他們講明，我是從來不吃肉的。於是他們就常買帶魚，做成帶魚燒鹹菜，燒一大碗可吃一個星期。他們用的水都是從蘊草浜河裡挑來的，吃完飯洗碗時，舀幾瓢水到鍋里，先把鍋刷一下，再把吃過的碗統統放進去，用抹布擦一下。抹布絞乾後，再把碗從鍋子裡拿出來，一隻只擦乾。同樣的這塊抹布然後用來擦桌子和灶台。開始時真有點不習慣，後來想想每天倒也不拉肚子，就隨它去了。

當時要經常召集村民開會，就是發動群眾。這個辦法，大概還是從延安時期延續下來的，開始一定是要“憶苦思甜”。可是那個時候，請貧下中農上來憶苦，他們常常會回憶到“自然災害”那幾年怎麼飢餓難忍的日子，一旦說起來，我們只好快快打斷，讓他們不要再講下去。另外就是讀報，大談階級鬥爭的形勢，“反修防修”（修：修正主義，毛澤東認為他是正統的馬列主義），要求大家檢舉隊裡的“四不清”（從針對農村生產隊的：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發展到後來：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生產隊裡公開相互揭發，幾乎沒有發生過，他們都知道，你們工作組總是要走的，但是鄉里鄉親卻是要長久相處下去的。但是背對背的揭發還是有的，許多事情一件件給你一一道來，有的還要從解放前的恩怨說起來，經常是錯綜複雜一團亂麻。當時我還是一個從來沒有出過校門的學生，這也算是第一次接觸到社會的底層，許多雞鳴狗盜、男盜女娼的事情真的是不可思議。所以，參加四清運動的最大收穫是第一次接觸到社會，並且初步學會了同人打交道。我體會到對人一定要網開一面，不要一棍子打死。雖然這與“痛打落水狗”的階級鬥爭精神格格不入，但通過參加這個運動，我總覺得這應是我一生做人的重要原則。當時我在生產隊裡，對於隊長、會計，都是和風細雨，促膝談心，希望如有問題的話，他們能夠主動坦白交代，並沒有給過他們太大的壓力。結果那個付隊長主動交代在自然災害時期偷過一塊手錶，我到公社一查果然曾有失竊手錶一案的記錄，此事也是我所在的生產大隊四清工作的第一項成果。我離開生產隊返校時，村民依依不捨，拉着我的手不放。與此相反，我年級一位同學在要求農村幹部交代問題時，拍桌子瞪眼睛，大搞逼供信，造成了一個幹部上吊自殺。後來文革初期，農村里來人，到學校要把他揪回去鬥爭。嚇得他東躲西藏，結果得了精神分裂症。這實在是一個兩敗俱傷的結果。

中共中央對於四清運動，前後出台過不少指示和文件。1963 年 5 月，發過一個《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至當年10 月，又發出《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中的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後十條。1963 年 11 月，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妻王光美帶工作組下鄉蹲點，後來總結出所謂的“桃園經驗”，一度在全國推廣。可是到了1965 年 1 月，中共中央又發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俗稱二十三條。我們去參加四清運動時，已經強調要以這個二十三條的文件為準繩，但是仍可以看到前十條、後十條，以及“桃園經驗”等文件（當時還沒有電腦，都是紙質的印刷品）。上面令導也不說從前這些條款和經驗還用不用，對不對，但是仔細對照後總覺得中央的方針政策是在變化之中。現在才知道，這是毛澤東與劉少奇鬥爭的開始。例如在這場運動的性質上，劉少奇的觀點和提法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這樣的表述體現在後十條的文件中。然而毛澤東的觀點卻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這是寫在二十三條的文件上的。現在我們更清楚了，1970 年斯諾問毛澤東什麼時候覺得必須把劉少奇在政治上搞掉，毛澤東答“就是發布二十三條的時候”。二十三條文件里關於如何開展運動的許多精神，與桃園經驗也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園經驗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紮根串聯等神秘化的做法。想不到劉少奇仍然不識事務，文化革命前夕（1966年晩春），又派王光美率領工作組去清華大學蹲點，想故伎重演，不料落入毛的圈套，當然這已是後話。毛澤東利用"階級鬥爭"這個說法，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不斷地搞運動，折磨老百姓，同時連與他一起打江山的親密戰友也一個都不放過，這便是我們這一代人在大陸的幾十年的經歷和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