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故事，让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人的一些情况。首先想到的一个人就是实业家卢作孚（1893 - 1952）。他幼年时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便不得已辍学，靠自学成材。1910 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1914 年，担任合川中学教师，之后先后担任报纸编辑、主编、记者。1925 年，弃学从商，創办民生公司。至 1935 年，民生公司基本上控制了长江中、上游的航运，外国船运被迫退出，卢作孚被誉为“中国船王”。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经拥有 46 艘轮船，总吨位上万，近四千员工。1938 年秋，卢作孚领导民生公司，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在宜昌失陷之前，用 40 天时间（是这次撤退中最高峰的一个时段，广义地说，应从 1937 年下半年直至 1940 年 6 月宜昌沦陷前夕）抢运 150 万余人，其中不乏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人员、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人才，以及学生、难童。他们入川后成了大后方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和后备人才。抢运的物资达 100 余万吨， 其中包括 2 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这些物资运到重庆之后，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后方的工业命脉。所以宜昌大撤退被历史学家评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英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而宜昌大撤退的主力。却是实业家卢作孚和他的民营船运公司。

在民国时期，他被作为近乎的“完人”备受崇敬。民国元老张群评论，“他是一个没有钱的大亨”；晏阳初先生则称赞他，“卢作孚先生是一位完人”；梁漱溟先生则誉他为：“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之于古之圣贤”。

1950 年 6 月，当时正在香港处理公司事务的卢作孚，在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下秘密运返回大陆，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宴请了卢作孚和荣毅仁。后返回重庆，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1 年春，卢作孚逐步将滞留香港的船只驶回大陆。这期间，台湾也几次派要员来香港找他，要他去台湾当“交通部长”，卢作孚拒絕出任。从 1949 年到 1952 年，在卢作孚的缜密安排下，民生公司滞留在海外的 21 艘船舶除一艘被炸毁、一艘被劫持到台湾外，全部驶回上海、广州。

刚解放时，民生公司经营困难，卢主动要求公私合营，政府作为公股加入，资助民生，度过难关。卢的请求获政府赞同，为此与交通部洽谈五次。1950年8月10日，时任部长的章伯钧代表交通部，卢作孚代表民生公司，签署公私合营协议书，政府派出七名公股代表加入董事会。公私合营后，具体矛盾来了。曾任长江航运局局长、武汉市委书记的刘惠农文革后回忆讲道：“卢先生是希望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以使之度过难关。公股代表只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但卢作孚的这一本意与政府的目的相违，“我们党同意公私合营的目的，就是要让民生这艘资本主义的船，引入社会主义的航道，为此公方代表不仅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彻底改革民生公司”。

1950年9月30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决定，由西南财委领导何郝炬负责民生公司，10月增补何郝炬为民生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但一段时间后，郝与卢在公司业务尤其人事问题上冲突起来。郝提出撤换公司高层的几位骨干，使卢颇感为难，一直未予表态同意。3月10日在压力下，公司对郑璧成、陶建中撤职停薪。郑、陶等人都是民生元老，甚至是卢的合川同乡，从创建通俗教育馆起就追随卢作孚几十年，现却被驱出民生。不久，公股代表换为张祥麟。1950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一些民生的职工被捕。民生董事石荣廷是重庆袍哥的老大，石曾积极投身抗战，也掩护过共产党，但肃反中被捕，当众处以酷刑致死。长年担任民生机器厂厂长的陶建中也以“反革命罪”被处死。对此，卢作孚受到很大刺激，感觉痛苦万分。

1951年12月，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12月8日重庆召开大会，时任市长曹荻秋做报告，动员检举揭发。按上级要求，民生公司的船只必须每周停船几日，进行上述运动。同时，民生船只担负抗美援朝相关货物的运输任务。此时民生公司负债累累，经营愈难，卢作孚面对压力愈增。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召开“五反”运员大会，卢作孚之子卢国纶对此会的经过有详细记述：“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 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父亲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亲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父亲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 当晚大约7时，母亲到家后，厨工温师傅对母亲说，父亲回来时，交代说要睡一下，不要孩子们打扰，便进入卧室没有出来。……  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父亲的动静，温师傅便进房间察看，发现父亲脸色有变，情况异常。母亲遽逢大变，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挂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连挂了数次电话之后，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方携医护人员来到家中。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应把父亲立刻送医院抢救，但是，母亲倚靠的公司来人竟没有把父亲送到离我家距离尚不到百米远的仁济医院！ 他们只是把悲痛欲绝的母亲扶到其他房间，由医生给父亲打强心针，此时经护士提醒，才发现父亲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虽然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 - 父亲就这样走了!”

卢作孚自杀前，留下令人心酸的给夫人的遗言：“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卢死后，民生公司的襄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几乎全部入獄，其中两人被杀。几天后，新华社《内部参考》报道，称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

此时进行的“三反”、“五反” 可谓建国后针对民族工商业的第一次交锋，但仅是“前哨战“ 而非”歼灭战“。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 （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 - 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167 页）。四年之后，1956 年 共产党对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7 年，在政治上发动反右运动；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彻底消灭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这一角度而言，卢先生在这一时期死去，尚算不幸中之幸。

在此之后政务院一次会议上，当时的交通部负责人发言，批判卢作孚，在场的黄炎培听后怒不可遏（黄炎培与卢作孚有忘年之交），当场写纸条给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请求为卢说话。周恩来立刻回条：黄老，卢的事我来说。于是周恩来发言，首先提议全场起立, 为这位为民族航运和抗日战争建有奇功的卢致哀。之后周讲话二十余分钟，为卢作孚评功摆好。周讲毕，黄炎培起身发言，重点提到抗战初年，国民政府西撤，内地工厂企业也西迁，全仰仗卢的民生船运, 多少万人员军队、多少吨设备器具抢运入川，演出了一场壮烈的中国“敦克尔克大撤退”。周恩来、黄炎培的发言赢得全场掌声。1952 年2月底，张澜致信周恩来，“为卢作孚表白”。同时张将此信抄件寄给了黄。当时由于黄炎培、张澜的强烈反应和坚决挺卢的态度，卢终于有幸在那个年代未被冠上 “对抗运动，畏罪自杀” 的大帽，未被作为异己处理，也属难得。

本节参考

宜昌大撤退，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宜昌⼤大撤退

卢国纶：“卢作孚之死”  2005. 4. 21 

黄方毅：黄炎培与卢作孚之死。独立中文笔会

董浩云（1912 - 1982），他白手起家建立了他的航运帝国，在职业鼎盛时期，拥有一支超过 150 艘货轮，总载重量超过 1000 万吨的船队，使他成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其长子董建华是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简称特首。

1949 年，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年头。在这个时候，絕大多数老百姓只能跟着历史的大潮随波逐流，听从命运的安排。然而有极少部分的中国人，历史曾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选择个人和家庭的命运，特别是那些在上海的金融家和企业家，摆在他们面前有几种选择：可以跟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也可以留在大陆；还可以将资本和设备转移到香港或者海外。但是每一个选择都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的贪汚腐败及节节败退令人对其前途失去信心；对于共产党的政策大家都没有底，心存疑虑；去香港或海外又是离井背乡，要抛弃原有的熟悉环境和不动产。所以在作出决定之前，很多人猶豫不决，拿不定主意，甚至错过时机。

1948 年 12 月，董浩云率长子建华和女儿小平、亦平及其他親属乘搭海文轮，离开出生和居住多年的上海，举家搬到了香港，他的妻子顧善真及长女建平、次子建成则乘飞机抵达香港。同时，他的公司 - 中国航运公司也在香港的中环皇后大道设立了办事处。然而，此时他仍然是举棋不定。中国船运公司总部还在上海，所以将家安顿好之后，1949 年 3 月初，董浩云又重新回到了上海。此时国内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继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半壁河山，并正准备打过长江，一统全国。蒋介石此时巳经宣布下野，由付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国民党的统治岌岌可危，败局已定。自平津和华北地区先后落在中共手里之后，南北之间的沿海和内河交通即告中断。航运业界遭受重大损失，也严重影响了上海市民的衣食住行。当时上海航运界首先向国共双方提出以麵粉三十万袋北运，用以交换煤炭十万吨来沪的建议。国民政府行政院对此表示同意，并批准由中国航运公司旗下的唐山号货轮先行试办。因此董浩云回到上海之后主要忙于南北通航的事务。在上海期间董浩云还出席了轮船业公会的多次会议和活动，4 月 23 日，他在国际飯店 14 楼参加同业公会第十三次会议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长江，占领了南京。此后，他便悄然离开了上海，从此直到他去世再也沒有回到故土。由此可见，在去留之间他早已胸有成竹。1949 年前后，中国航运公司旗下的主要海轮已相继南下，到了香港和台湾，其中还包括代理天津航业公司的“天行”、“天翔”等货轮。而留在上海的船只只有 71 吨的拖轮一艘，及在长江上航运的铁驳二艘，共 450 吨。

早在南京、上海易手前夕，中興、益祥、復興以及中國航叩葞准乙幠］^大的民營航吖�司就已將將旗下大部船隻遷行到香港，並準備在香港成立一個聯合公司，陳光甫將其稱為 "逃難營業"。面對這樣的局勢，董浩雲舉棋不定。從多位朋友事後的回憶中證明，董浩雲當時一度抱有率船北歸的意向。天津和上海易手後，董浩雲的老朋友周漢楚曾專程前往香港，數月間二人多次會見，商談今後的去向。周漢楚回到天津後不久就參加了交通部組織 的全國交通航邥�議，他還將會議上首長的講話以及各種材料寄至香港。1950 年初，部份北歸的船隻在天津成立了華北海呗摵限k事處，周漢楚被推為召集人，其間他又將當時北歸同業的貨咔闆r、船隻噸位以及邇r等資料告訴董浩雲，目的就是希望董浩雲早日確定北歸的決心。上海大中華輪船公司的創辦人劉浩清也回憶說當年他曾與董浩雲數次暢談，內容主要包括個人的事業和國家的前途。他們二人年齡相仿，志趣相投，都希望國家富強。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呈現一派新氣象，而且政府也允許資本家經營，號召共同復興國家經濟，因此他們都有北歸的念頭。最後劉浩清將旗下的三艘海輪分批開往大陸，但他並未提及董浩雲為何最終沒有選擇北歸的原因。曾任大達大通輪船公司經理的李雲良是航邩I的前輩，也是董浩雲的老朋友，1949 年先到香港，回到上海後被章伯鈞聘為交通部參事。據他的後人回憶，1950 年李雲良亦曾奉命前往香港動員董浩雲、伍德鄰等航業家回國，但最終沒有成功。董浩雲最終沒有率船北歸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與當時的國際局勢的變化有關，而朝鮮戰爭的爆發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當時董浩雲正在日本，當他聽到這一消息後的第一個感覺就是：“豈遠東又作世界大戰之導火線耶！”  兩天以後，美國命令第七艦隊 開入台灣海峽，宣布台灣海峽 “中立化”，董浩雲又在日記中寫道：“遠東局勢至此，又演至一新階段矣” 。應該說董浩雲的感覺的確十分敏銳，韓戰爆發使得國際和國內的局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中共的統戰與動員之下，不少著名的企業家如劉鴻生、吳蘊初、劉大鈞、周作 民、盧作孚、李國偉等先後從香港回到內地，但董浩雲卻與眾多從大陸遷移到香港 的企業家一樣，最終並沒有選擇北歸的道路，但他也沒有前往台灣，而是做出了先 留在香港、再徐圖發展的決定。移居香港之初，其實董浩雲並沒有作出在這裏真正定居的最後決定，他還在尋找有無更加合適的去處。從他的日記我們可以看到，1950 年 3 月，董浩雲開始進行為期一個半月的東南亞和南亞之行，先後訪問泰國、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和新加 坡等國；1951 年 6 月 及 1953 年 6 月，他又先後兩次訪問巴西，表面上看是去考察各地業務，實際上考慮更多的恐怕還是他今後的去向，然而最終他還是選擇將香港作為今後事業發展的基地。對於為何最後作出這一選擇，董浩雲本人從未透露原因，在日記和所有回憶文章中亦均未提及，但是很明顯，他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取決於香港所具有的独特環境，當然這也與此時國際和國內局勢的變化有關。1955 年后，董浩雲看準国际经济发展這一時機，作出以香港為基地，充分利用日本政府扶持航邩I發展的機遇，租船、買船、最終自己貸款造船，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間，實現了他要為 “國人航呤烽_一新紀元” 的理想，成為擁有各類大型海輪 100 餘艘、載重量超過 1,100万噸的世界船王。 

董浩雲的成功的原因有很多，譬如他勤儉刻苦，敬業愛業，同時又與時俱進，具有洞燭先機的敏銳眼光。他時刻關注國內外局勢的變化，居安思危，善於捕捉商机，及時調整經營方向，這也是他事業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然而這些原因其實又都取決於一個前提之下，那就是董浩雲在 1949 年所作出的將公司遷移香港、再向世界發展的最終決定。在風雲變幻的歷史大時代中，个人的力量往往是渺小的，或許它無法改變國家和民族的前途，然而在關鍵時刻个人所做出的抉擇，卻可能對他未來的命甙l生決定性的影響，董浩雲就是一個明顯的事例。

本节参考

鄭会欣：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 董浩云在 1949 年的抉择，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No. 50 - January 2010，pp. 166-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