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了許多知識分子的故事，讓我們再來看看其他人的一些情況。首先想到的一個人就是實業家盧作孚（1893 - 1952）。他幼年時家境貧寒，小學畢業後便不得已輟學，靠自學成材。1910 年，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1914 年，擔任合川中學教師，之後先後擔任報紙編輯、主編、記者。1925 年，棄學從商，創辦民生公司。至 1935 年，民生公司基本上控制了長江中、上游的航運，外國船運被迫退出，盧作孚被譽為“中國船王”。1937年抗戰前夕，民生公司已經擁有 46 艘輪船，總噸位上萬，近四千員工。1938 年秋，盧作孚領導民生公司，組織指揮宜昌大撤退。在宜昌失陷之前，用 40 天時間（是這次撤退中最高峰的一個時段，廣義地說，應從 1937 年下半年直至 1940 年 6 月宜昌淪陷前夕）搶運 150 萬餘人，其中不乏各行各業的科學技術人員、教育、文化等領域的人才，以及學生、難童。他們入川後成了大後方各條戰線的有生力量和後備人才。搶運的物資達 100 余萬噸， 其中包括 2 萬噸空軍器材和廣東炮廠的物資。這些物資運到重慶之後，成了抗戰時期中國後方的工業命脈。所以宜昌大撤退被歷史學家評為“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英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是由軍事部門指揮完成，而宜昌大撤退的主力。卻是實業家盧作孚和他的民營船運公司。

在民國時期，他被作為近乎的“完人”備受崇敬。民國元老張群評論，“他是一個沒有錢的大亨”；晏陽初先生則稱讚他，“盧作孚先生是一位完人”；梁漱溟先生則譽他為：“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可比之於古之聖賢”。

1950 年 6 月，當時正在香港處理公司事務的盧作孚，在中共地下組織安排下秘密運返回大陸，參加了全國政協第一屆二次會議，補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會議期間，毛澤東專門宴請了盧作孚和榮毅仁。後返回重慶，又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1 年春，盧作孚逐步將滯留香港的船隻駛回大陸。這期間，台灣也幾次派要員來香港找他，要他去台灣當“交通部長”，盧作孚拒絕出任。從 1949 年到 1952 年，在盧作孚的縝密安排下，民生公司滯留在海外的 21 艘船舶除一艘被炸毀、一艘被劫持到台灣外，全部駛回上海、廣州。

剛解放時，民生公司經營困難，盧主動要求公私合營，政府作為公股加入，資助民生，度過難關。盧的請求獲政府贊同，為此與交通部洽談五次。1950年8月10日，時任部長的章伯鈞代表交通部，盧作孚代表民生公司，簽署公私合營協議書，政府派出七名公股代表加入董事會。公私合營後，具體矛盾來了。曾任長江航運局局長、武漢市委書記的劉惠農文革後回憶講道：“盧先生是希望政府作為公股，投資民生公司以使之度過難關。公股代表只是參加董事會，並不直接參加公司的行政工作”。但盧作孚的這一本意與政府的目的相違，“我們黨同意公私合營的目的，就是要讓民生這艘資本主義的船，引入社會主義的航道，為此公方代表不僅參加董事會，而且要起領導作用，徹底改革民生公司”。

1950年9月30日中央財經委員會決定，由西南財委領導何郝炬負責民生公司，10月增補何郝炬為民生公司常務董事兼副總經理。但一段時間後，郝與盧在公司業務尤其人事問題上衝突起來。郝提出撤換公司高層的幾位骨幹，使盧頗感為難，一直未予表態同意。3月10日在壓力下，公司對鄭璧成、陶建中撤職停薪。鄭、陶等人都是民生元老，甚至是盧的合川同鄉，從創建通俗教育館起就追隨盧作孚幾十年，現卻被驅出民生。不久，公股代表換為張祥麟。1950年開始的肅反運動中，一些民生的職工被捕。民生董事石榮廷是重慶袍哥的老大，石曾積極投身抗戰，也掩護過共產黨，但肅反中被捕，當眾處以酷刑致死。長年擔任民生機器廠廠長的陶建中也以“反革命罪”被處死。對此，盧作孚受到很大刺激，感覺痛苦萬分。

1951年12月，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始。12月8日重慶召開大會，時任市長曹荻秋做報告，動員檢舉揭發。按上級要求，民生公司的船隻必須每周停船幾日，進行上述運動。同時，民生船隻擔負抗美援朝相關貨物的運輸任務。此時民生公司負債纍纍，經營愈難，盧作孚面對壓力愈增。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召開“五反”運員大會，盧作孚之子盧國綸對此會的經過有詳細記述：“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 公股代表張祥麟在會上帶頭做檢查，內容是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張祥麟檢查後，父親的通訊員關懷便跳上台去，揭發說張祥麟在北京時，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他並嚴厲追問張祥麟還有什麼問題沒有交代，其間會場多次高呼口號，氣氛十分緊張，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親十分困惑和難堪，心情極為沉重。關懷是原民生公司‘虎門’輪的年輕服務員，父親離港返京前調他來擔任通訊員，把他從香港帶回內地，雖然跟隨父親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但父親讓他住在家裡，抽出時間親自教他學文化，對他可謂仁至義盡，關心備至。可是在2月8日大會的前幾天，這個年輕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們家，在開會時又上台去‘揭發’，表面上是揭發張祥麟，實際上矛頭直指父親。會後，父親把關懷找到辦公室談話，在場的有民生公司副總經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層人員。父親勸導關懷發言要負責任，應該實事求是，有一說一，誇大事實、無中生有的話不要亂說。但關懷拒不接受父親的勸告，並且有恃無恐，態度非常不好，這對於父親無異火上澆油。父親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對舊社會奸商拉攏賄賂官員、貪污舞弊的行為一向深惡痛絕。此刻，他很難理解用私人工資收入招待同事這樣的正常交往怎麼就成了腐蝕幹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怎麼會如此對待他？父親是一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絕對不能接受。可以說，2月8日的大會對於父親是一個極大的刺激，直接成為他當晚自盡的導火索。 …… 當晚大約7時，母親到家後，廚工溫師傅對母親說，父親回來時，交代說要睡一下，不要孩子們打擾，便進入臥室沒有出來。……  等了一段時間，仍不見父親的動靜，溫師傅便進房間察看，發現父親臉色有變，情況異常。母親遽逢大變，沒有絲毫心理準備，頓時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掛電話到民生公司求救。連掛了數次電話之後，公司一位副總經理方攜醫護人員來到家中。在這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本應把父親立刻送醫院搶救，但是，母親倚靠的公司來人竟沒有把父親送到離我家距離尚不到百米遠的仁濟醫院！ 他們只是把悲痛欲絕的母親扶到其他房間，由醫生給父親打強心針，此時經護士提醒，才發現父親服用了大量安眠藥。雖然進行了簡單的搶救，但已無力回天 - 父親就這樣走了!”

盧作孚自殺前，留下令人心酸的給夫人的遺言：“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還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盧死後，民生公司的襄理及大船船長以上骨幹幾乎全部入獄，其中兩人被殺。幾天后，新華社《內部參考》報道，稱私營輪船業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畏罪自殺。

此時進行的“三反”、“五反” 可謂建國後針對民族工商業的第一次交鋒，但僅是“前哨戰“ 而非”殲滅戰“。正如毛澤東所說：”這不是對資產階級的政策的改變，目前還是搞新民主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是削弱資產階級，不是要消滅資產階級；是要打它幾個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 （薄一波：《關於重大決策 - 事件的回顧》上卷，第 167 頁）。四年之後，1956 年 共產黨對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1957 年，在政治上發動反右運動；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徹底消滅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從這一角度而言，盧先生在這一時期死去，尚算不幸中之幸。

在此之後政務院一次會議上，當時的交通部負責人發言，批判盧作孚，在場的黃炎培聽後怒不可遏（黃炎培與盧作孚有忘年之交），當場寫紙條給主持會議的周恩來，請求為盧說話。周恩來立刻回條：黃老，盧的事我來說。於是周恩來發言，首先提議全場起立, 為這位為民族航運和抗日戰爭建有奇功的盧致哀。之後周講話二十餘分鐘，為盧作孚評功擺好。周講畢，黃炎培起身發言，重點提到抗戰初年，國民政府西撤，內地工廠企業也西遷，全仰仗盧的民生船運, 多少萬人員軍隊、多少噸設備器具搶運入川，演出了一場壯烈的中國“敦克爾克大撤退”。周恩來、黃炎培的發言贏得全場掌聲。1952 年2月底，張瀾致信周恩來，“為盧作孚表白”。同時張將此信抄件寄給了黃。當時由於黃炎培、張瀾的強烈反應和堅決挺盧的態度，盧終於有幸在那個年代未被冠上 “對抗運動，畏罪自殺” 的大帽，未被作為異己處理，也屬難得。

本節參考

宜昌大撤退，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宜昌⼤大撤退

盧國綸：“盧作孚之死”  2005. 4. 21 

黃方毅：黃炎培與盧作孚之死。獨立中文筆會

董浩雲（1912 - 1982），他白手起家建立了他的航運帝國，在職業鼎盛時期，擁有一支超過 150 艘貨輪，總載重量超過 1000 萬噸的船隊，使他成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其長子董建華是香港回歸後首任行政長官，簡稱特首。

1949 年，是中國歷史上翻天覆地的年頭。在這個時候，絕大多數老百姓只能跟着歷史的大潮隨波逐流，聽從命運的安排。然而有極少部分的中國人，歷史曾給他們一點時間，讓他們去選擇個人和家庭的命運，特別是那些在上海的金融家和企業家，擺在他們面前有幾種選擇：可以跟隨國民黨政權去台灣；也可以留在大陸；還可以將資本和設備轉移到香港或者海外。但是每一個選擇都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的貪汚腐敗及節節敗退令人對其前途失去信心；對於共產黨的政策大家都沒有底，心存疑慮；去香港或海外又是離井背鄉，要拋棄原有的熟悉環境和不動產。所以在作出決定之前，很多人猶豫不決，拿不定主意，甚至錯過時機。

1948 年 12 月，董浩雲率長子建華和女兒小平、亦平及其他親屬乘搭海文輪，離開出生和居住多年的上海，舉家搬到了香港，他的妻子顧善真及長女建平、次子建成則乘飛機抵達香港。同時，他的公司 - 中國航運公司也在香港的中環皇后大道設立了辦事處。然而，此時他仍然是舉棋不定。中國船運公司總部還在上海，所以將家安頓好之後，1949 年 3 月初，董浩雲又重新回到了上海。此時國內的局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繼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之後，共產黨已經控制了半壁河山，並正準備打過長江，一統全國。蔣介石此時巳經宣布下野，由付總統李宗仁任代總統。國民黨的統治岌岌可危，敗局已定。自平津和華北地區先後落在中共手裡之後，南北之間的沿海和內河交通即告中斷。航運業界遭受重大損失，也嚴重影響了上海市民的衣食住行。當時上海航運界首先向國共雙方提出以麵粉三十萬袋北運，用以交換煤炭十萬噸來滬的建議。國民政府行政院對此表示同意，並批准由中國航運公司旗下的唐山號貨輪先行試辦。因此董浩雲回到上海之後主要忙於南北通航的事務。在上海期間董浩雲還出席了輪船業公會的多次會議和活動，4 月 23 日，他在國際飯店 14 樓參加同業公會第十三次會議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過了長江，占領了南京。此後，他便悄然離開了上海，從此直到他去世再也沒有回到故土。由此可見，在去留之間他早已胸有成竹。1949 年前後，中國航運公司旗下的主要海輪已相繼南下，到了香港和台灣，其中還包括代理天津航業公司的“天行”、“天翔”等貨輪。而留在上海的船隻只有 71 噸的拖輪一艘，及在長江上航運的鐵駁二艘，共 450 噸。

早在南京、上海易手前夕，中興、益祥、復興以及中國航叩葞准乙幠］^大的民營航吖�司绝r褜�將旗下大部船隻遷行到香港，並準備在香港成立一個聯合公司，陳光甫將其稱為 "逃難營業"。面對這樣的局勢，董浩雲舉棋不定。從多位朋友事後的回憶中證明，董浩雲當時一度抱有率船北歸的意向。天津和上海易手後，董浩雲的老朋友周漢楚曾專程前往香港，數月間二人多次會見，商談今後的去向。周漢楚回到天津後不久就參加了交通部組織 的全國交通航邥�議，他還將會議上首長的講話以及各種材料寄至香港。1950 年初，部份北歸的船隻在天津成立了華北海唄摵限k事處，周漢楚被推為召集人，其間他又將當時北歸同業的貨咔闆r、船隻噸位以及邇r等資料告訴董浩雲，目的就是希望董浩雲早日確定北歸的決心。上海大中華輪船公司的創辦人劉浩清也回憶說當年他曾與董浩雲數次暢談，內容主要包括個人的事業和國家的前途。他們二人年齡相仿，志趣相投，都希望國家富強。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呈現一派新氣象，而且政府也允許資本家經營，號召共同復興國家經濟，因此他們都有北歸的念頭。最後劉浩清將旗下的三艘海輪分批開往大陸，但他並未提及董浩雲為何最終沒有選擇北歸的原因。曾任大達大通輪船公司經理的李雲良是航邩I的前輩，也是董浩雲的老朋友，1949 年先到香港，回到上海後被章伯鈞聘為交通部參事。據他的後人回憶，1950 年李雲良亦曾奉命前往香港動員董浩雲、伍德鄰等航業家回國，但最終沒有成功。董浩雲最終沒有率船北歸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與當時的國際局勢的變化有關，而朝鮮戰爭的爆發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當時董浩雲正在日本，當他聽到這一消息後的第一個感覺就是：“豈遠東又作世界大戰之導火線耶！”  兩天以後，美國命令第七艦隊 開入台灣海峽，宣布台灣海峽 “中立化”，董浩雲又在日記中寫道：“遠東局勢至此，又演至一新階段矣” 。應該說董浩雲的感覺的確十分敏銳，韓戰爆發使得國際和國內的局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中共的統戰與動員之下，不少著名的企業家如劉鴻生、吳蘊初、劉大鈞、周作 民、盧作孚、李國偉等先後從香港回到內地，但董浩雲卻與眾多從大陸遷移到香港 的企業家一樣，最終並沒有選擇北歸的道路，但他也沒有前往台灣，而是做出了先 留在香港、再徐圖發展的決定。移居香港之初，其實董浩雲並沒有作出在這裏真正定居的最後決定，他還在尋找有無更加合適的去處。從他的日記我們可以看到，1950 年 3 月，董浩雲開始進行為期一個半月的東南亞和南亞之行，先後訪問泰國、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和新加 坡等國；1951 年 6 月 及 1953 年 6 月，他又先後兩次訪問巴西，表面上看是去考察各地業務，實際上考慮更多的恐怕還是他今後的去向，然而最終他還是選擇將香港作為今後事業發展的基地。對於為何最後作出這一選擇，董浩雲本人從未透露原因，在日記和所有回憶文章中亦均未提及，但是很明顯，他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取決於香港所具有的獨特環境，當然這也與此時國際和國內局勢的變化有關。1955 年後，董浩雲看準國際經濟發展這一時機，作出以香港為基地，充分利用日本政府扶持航邩I發展的機遇，租船、買船、最終自己貸款造船，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間，實現了他要為 “國人航呤烽_一新紀元” 的理想，成為擁有各類大型海輪 100 餘艘、載重量超過 1,100萬噸的世界船王。 

董浩雲的成功的原因有很多，譬如他勤儉刻苦，敬業愛業，同時又與時俱進，具有洞燭先機的敏銳眼光。他時刻關注國內外局勢的變化，居安思危，善於捕捉商機，及時調整經營方向，這也是他事業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然而這些原因其實又都取決於一個前提之下，那就是董浩雲在 1949 年所作出的將公司遷移香港、再向世界發展的最終決定。在風雲變幻的歷史大時代中，個人的力量往往是渺小的，或許它無法改變國家和民族的前途，然而在關鍵時刻個人所做出的抉擇，卻可能對他未來的命甙l生決定性的影響，董浩雲就是一個明顯的事例。

本節參考

鄭會欣：國家前途與個人命運: 董浩雲在 1949 年的抉擇，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香港中文大學）No. 50 - January 2010，pp. 166-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