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曉陽：好人石田，命中多災

1.

石田和另一個日本同學住在我房間的斜對門。他們到人民大學的第二天一早，他就來到我的宿舍，跟我交朋友，見面以作揖為禮。因為沒有中國同學與他們同屋，減少了練習中文會話的機會，他很郁悶。

從此以後，我去哪兒他跟到哪兒，形影不離。

他是第一次來中國，但中文相當不錯，能說下流話，也可以討論一些社會話題，最常掛在嘴邊的口頭語是“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

有一次他問我：“你可以離開北京嗎？”“可以呀！”“那麼回北京也可以嗎？”“當然可以。”他露出懷疑的神色，說：“不可以吧？”我認為這是笑話：“我北京人啊！怎麼不可以？”他沒再說話。過了幾天，我忽然意識到他想說的是中國沒有旅行自由。這雖然顯得不可思議，但仔細一想，至少在1977年以前，到北京確實不是想來就來的，因為任何人，如果想買到北京的火車票汽車票，必須持有單位介紹信，否則不賣。這不就是限制嗎？至於坐飛機，不論飛哪裡，都必須要單位介紹信，1985年我第一次坐飛機時仍是如此，哪一年廢止的這個規定不太清楚。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72年暑假，我第一次出北京，一個人去了上海、杭州、蘇錫、南京。在南京買回北京的火車票時，遇到了麻煩——沒有單位介紹信！我腦袋一下就大了。那是在一個車票代售點，只有一個中年婦女坐在裡面，也沒有其他顧客。我掏出學生證，說我是北京人，要回家。“不行！”售票員說，“買北京的車票必須要介紹信，是不是北京人都要。這是規定。”我站在窗口不走，苦苦哀求，最後編出一個“外公外婆從小把我養大，我第一次來南京看望他們，現在要開學了必須趕回北京”的故事„„七說八說，越編越感人。中年婦女終於軟化了，看我這麼小的一個小孩，腦袋剛到窗口的邊緣，的確不像搞破壞的階級敵人，破例賣給了我車票。

這當然是沒有旅行自由。至於遷徙、擇業等等基本權利，當時就更沒有了。

石田問這話時是1981年，估計他在日本讀過有關中國的書籍和報道，了解到這些情況。他不說，我們習焉不察，不以為怪；經他一點，確實覺得不合理。

近年來，我有意識地詢問了一些那個年代的過來人，問他們到北京是不是要單位介紹信？很多人都不記得了。有人說起碼在國慶、春節等期間肯定限制，要公社以上級別的介紹信才行，遇有特別重大的日子，則須省級介紹信„„這種事之所以容易被遺忘，一是因為當年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太過普通，意識不到是對人身權利的侵害；二是一般人開這種介紹信非常簡單，走個手續而已，所以記憶淡薄，時間一長就忘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把這些事情搞搞清楚，看看我們是怎麼走過來的。

2.

石田是北海道旭川人。父親從事法律工作，是“行政書士”。日本的出庭律師叫“辯護士”，我們現代漢語中的辯護士一詞，就是從這里來的。行政書士則負責代理個人和企業法人與政府打交道，處理登記、報批、辦理執照、項目審批等等的法律業務。石田後來也考取了行政書士。

他很喜歡跟我聊天，是日本同學中與我交談最深入的一個，方方面面無所不包：家庭、北海道風土人情、少年手淫問題、怎樣與女孩子約會、資本主義私有制、日本人的習俗，等等等等。有一次他問我：“你畢業以後，想去日本留學嗎？”“不想。”“為什麼？”“沒考慮過。”“那麼如果以後你想去，我可以幫助你。”“好的，謝謝。”

這年8月，團中央邀請谷村新司的ALICE樂隊來華演出，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項目。不是公開商演，而是“內部”發票。人大有日本留學生，所以也給了票，我們都去了。因為ALICE剛剛宣布解散，這可能是最後一次演出，所以從日本跟過來一批粉絲，據說是自費包機來的。我的日本同學們也很少有機會在日本看他們的現場，因此異常興奮。

這是我第一次見識什麼是真正的流行音樂。在工人體育館內，搭起了舞台，舞台兩邊矗立着城牆一般高大的擴音器，當時中國還沒有這樣的設備，是專門從日本運過來的。觀眾席坐得滿滿的，其中一塊是日本來的粉絲，有上百人，燈一黑，他們一齊揮動手中的熒光棒——我們從來沒見過這玩意兒，直向日本同學打聽那是什麼？他們也不知道中文怎麼講，解釋不清。

我們人大的中日同學是坐在球場的地板上、舞台的正對面，離得很近，看得清清楚楚。耳膜從未受到這麼巨大音響的震盪，全身的神經高度興奮。舞台上一放煙，目迷神離，如夢似幻。谷村這年才33歲，年輕俊逸，風度迷人，是個天生的偶像型人物。歌聲一出，我的心跟着顫抖起來。最打動人的還是那首《昴》（又譯《星》），那是我第一次聆聽，從此成為我的至愛，車里一直存着這首歌的光盤。

我將前行蒼白的面頰依舊

„„

我也前行這是心之運命

„„

他徹底地把我從革命歌曲里解放出來！早幾年的鄧麗君都沒能做到。我覺得，這與是不是看現場也有很大關係。

日本同學都要瘋了。因為石田平常老愛說日本怎麼好怎麼好，我聽多了，也刺激起酸溜溜的愛國心。所以，當石田眉飛色舞地贊美谷村時，我忍不住說：“中國也有這樣的歌手。”“是嗎？是誰？”“現在還沒有，以後一定有。”石田很懂禮貌，沒再跟我較真兒。

3.

1987年初，我決定要出國。這離石田說能幫我辦留學，已經過去了6年。我給石田寫了信，又打了個國際長途，他毫無猶豫，滿口答應下來。我說：“我可沒錢啊。”“我知道，我借給你。”

他借給我20萬日元，在東京幫我找好學校，繳了三個月學費9萬日元，剩下的作為我到日本的安家費。他父親做我的經濟擔保人，出具“身元保證書”，在“與被擔保人的關係”一欄里，他父親填的是“像父子一樣親密的友人”。8月已經辦好了全部手續，12月我就到了東京。

我自己身上帶的錢有：美國佬老康送給我的200美元；在中國銀行用人民幣兌換的45美元（當時的規定是，因私出國人員可以兌換最多45美元的外匯）；一個在美國留學的朋友寄給我的30美元支票（支票在中國銀行兌現金，需等三個月才能拿到）；我媽媽以前的一個同事移居香港，幾年前給了她200多港幣。全部加起來，也就300美元。

石田在東京的朋友劉先生給我找了個旅館，住了三天，每天3000日元，對我而言太貴。之後，北京的朋友老於和大學同學楊林各收留了我幾天，他們也是剛來日本不久，與人合租四疊半小房子，很擠，現在想起來還感激他們。

有一天，我一個人在街上閒逛，看到一家寵物美容店，那時中國還沒有這個，感到很新鮮。我站在巨大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前往裡看，裡面像五星級酒店一樣豪華干淨（其實我也沒見過五星級酒店），一張寵物床，鋪着潔白的床單，上面懸掛着大型吹風機一類的機器，一隻小狗剛洗完澡，舒服地躺在床上，女護士正在給它吹風，旁邊站在一位穿戴華麗的太太，那一定是它的主人嘍。我立刻想起漫畫《三毛流浪記》裡的一幅畫：三毛在上海灘的寒風中瑟瑟發抖地站在玻璃窗前，看着與我現在看到的相同的室內景象，畫上寫的是“舊社會，人不如狗”。當年給我的直觀感受是舊社會畸形罪惡。如今，我和三毛一樣，都與可望不可即的生活隔着一層窗戶，我心裡也苦澀澀的。不同的是，他刺激人們產生憎恨、要打碎窗戶翻身鬧革命；我則希望通過努力，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棲息之地，與所有“美容店”和平共處。此時代、此社會，提供了這種可能性。階級鬥爭“熄滅”了。

到了12月底，石田給我買了東京到旭川的機票，請我去他家裡玩兒。

4.

旭川是北海道僅次於札幌的第二大城市，只有幾十萬人口，是座安靜恬適的小城，被皚皚白雪覆蓋着。石田帶我去了很多地方：商店、壽司店、打彈子店（扒金庫）、超市、溫泉浴場、滑雪場、漁業碼頭、海邊小鎮„„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什麼叫“人民安居樂業”。

石田喜歡男孩子喜歡的東西：喜歡槍和刀，收藏各國軍服，是無線電通信愛好者，車上裝着無線電收發機，開車時愛與朋友通話玩兒，家裡有一台大功率的收發機，每天都與世界各地的愛好者通話，有的說英文、有的說中文。也喜歡滑雪，本來要帶我去滑，他爸爸知道我從沒滑過後說：“顧君剛來日本，萬一摔斷了腿怎麼辦？”從此我完全沒有了滑雪的願望。

石田一家子都是朴實熱情的好人。他父親愛讀書，家裡有一間像學者一樣的書房，滿書架之外，桌、幾、甚至地板上都堆着書，而且很多是跟中國有關的。父親翻開一本寫中國歷史的書，指着元朝的地圖對我說：“看，元朝的時代你們中國這麼大，都到歐洲了。”他說他最讚賞毛主席的一句話“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石田每天帶我到父母家去一次，每次談話，他父親都跟我聊中國的事情，好像怎麼也說不夠。有一次他說：“近年來中國進步太快了，缺乏一個歷史的過程，所以這種進步是不穩定的„„我很擔心中國有一天會發生全面內亂。”這話放在今天來看，仍然值得深思。

石田的母親瘦瘦小小，寡言少語，慈祥善良。我在那裡十幾天，臨走時，她已給我織成一件粗毛線套頭毛衣，織工精細、樣式漂亮。元旦那天還帶我上街，給我買了一個電子鬧鐘當新年禮物。這兩件東西，我至今還保留着。

石田自己的家是一幢二層獨立屋，外觀是西洋式的，內部和洋結合。一層是客廳、餐廳、廚房連在一起，另有一個和式榻榻米房間；二層是幾間和式臥房。我每天早晨從二樓臥室下來，不管是9點還是7點，石田太太都已經在廚房忙碌着了。早餐放在一個托盤里，有米飯、味噌湯、煎蛋、鹹菜和一小碟中華料理（炒菜）。晚飯石田會呼朋喚友，坐一桌子人，太太始終在廚房，如果吃烤肉，她就會在旁邊翻烤和給大家分食。一喝酒聊天，往往到夜裡十一二點才散，她給熱酒、倒茶、加冰塊、頻繁更換清洗干淨的煙灰缸。白天我和石田在家裡聊天時，她也一直在幹家務，並時時給我們倒茶和換煙灰缸。我從來沒受過這個，實在感到不安，幾天后就忍不住對石田說了：“你太太怎麼一直在幹活啊？我能幫助做點什麼嗎？”石田說：“啊，不是為了你，就是這樣的。”他太太不懂中文，但我們一議論她，她就能知道，於是走過來問石田我說什麼？然後她對我說：“顧桑，這是我的工作啊。石田在外面掙錢，我在家裡掙他的錢。理所當然。請安心、隨意！”她原來在銀行工作，結婚後成為家庭主婦。

每年最後一天的晚上，NHK電視台都舉辦盛大的“紅白歌會”，出演的藝人分為紅隊和白隊，互相飆歌比賽。這一年最後一個壓軸的歌手，正是谷村新司，他唱的就是《昴》。我和石田看着電視，迎來了新的一年。

我將前行 蒼白的面頰依舊

我將前行 再見 昴星喲

當最後一個音消失的剎那，我們從迷醉中蘇醒。石田一揮拳頭，激動地說了句：“雅——啪立！”用北京人的話來說，就是“還是丫的牛！”

一年後，我利用寒假又去了一趟旭川。這次是我自己買的火車票，火車走青（森）函（館）隧道，從海底穿過津輕海峽，這是世界上最長的一條海底隧道。一年來辛苦打工，已存下足夠的錢。我把石田借給我的20萬日元還給了他。

5.

我去美國後，石田夫婦來洛杉磯找我玩兒了幾次，有一次還是和他哥哥一起來的。哥哥在保險公司工作，膽子比他大。日本開車與美國不同，方向盤在右邊，我幾次讓石田試試，他都不敢。可哥哥來了後，開起來就走，說很容易適應。

1994年，我想念石田的父母，從美國又去了一趟旭川。二位老人還是那麼健康、慈祥。有一天我獨自在他父親的書房裡翻書，其中有新買來的日文版《我的父親鄧小平》和其他譯成日文的中國書，有一段是寫南京大屠殺的，我們中國人的觀點是日軍屠殺平民30萬。在那一段的空白處，他父親用鉛筆批了三個字“大謊言！”

後來，我經常美國中國兩邊跑，漸漸與石田斷了聯系。2011年福島核事故發生後，我從北京給他打了個電話詢問情況。他們一點兒也不擔心。我說：“北海道離福島很近啊！不會污染嗎？”“啊，沒關係沒關係，不會的。”“生魚片還能吃嗎？”“當然可以吃，沒有問題啊。”

我留學日本之前，大概是1985年，石田就遇到過一次車禍，是後面的車追尾，責任完全在對方，他的頸椎受到傷害。父母也在車上，卻毫發無傷。這次他在電話中告訴我，近年又發生兩起追尾事故，都是對方的責任，他沒有任何過錯。最後這一次（第三次）就發生在幾個月之前。

“那你現在是什麼情況呢？傷得重不重？”

“現在可以走路了。”他說，“可以走十步了。”

我心裡吃了一驚。這是非常嚴重的車禍啊！等於說幾乎癱瘓„„因為太嚴重，我不敢再細問。

他說：他目前不能工作了，但有醫療保險和賠償金，生活沒有問題。他搬家了。他太太去超市上班了„„這就是說，他和他的家庭的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

我越來越信命。許多人開一輩子車也沒出過事，石田卻遇到三次車禍，一次比一次嚴重。這三次都跟他本人的駕駛沒有關係，是別人開車追着他撞，躲都躲不掉。他唯一的錯誤就是不該在那個時間出現在那個地點。可是哪個時間出現在哪個地點，這不是上帝的決定嗎？

2014年5月，石田突然倒地昏迷。他被急救車送往醫院，診斷是腦梗塞。整整兩個星期，醫生和家人都不清楚他是否能活下來。第十天的時候，他才蘇醒，但不知道自己是誰？叫什麼名字？身旁的女兒又是誰？家、工作、朋友等等，一概不記得了。只有一個人他還認識，就是他的妻子。

又過了些天，他慢慢想起了自己的名字，也認出了自己的女兒„„但腦組織的一部分發生“腦軟化”，最近十年的記憶喪失掉了。手和腳都是麻痹的，說話有困難„„

每年元旦，我都給他寄一張賀年片，卻沒收到過他的。直到2016年，接到了他的一封信。看了信，方得知他遭遇了這麼大的劫難。他能寫信了，說明這兩年來康復得不錯。他在信中說，現在日常說話還可以，但不能打電話，因為講電話比較費力，會頭痛，醫生說危險。信里附有他的一張近照，是手持禮物袋站在雪地上拍的，沒坐輪椅，看來能夠行走了„„

石田個子不高，年輕時很壯實，中年後較胖。他沒有過多不良嗜好，抽煙，愛喝酒但量不大，很能控制，我們倆喝酒他從沒醉過。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喜歡的運動。學中文是他的終身愛好，參加過北海道的中文比賽得過獎，一直是旭川市日中友好協會的骨幹。他朴實、爽邁、心胸開闊、有些孩子氣、對人一片真心。誰都不知道自己的命運，那是掌握在上帝手中的秘密，也許正因如此，我們才會從每一天中尋求生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