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阳:好人石田,命中多灾 |
送交者: 芨芨草 2022年04月22日05:46:55 于 [茗香茶语] 发送悄悄话 |
顾晓阳:好人石田,命中多灾
1. 石田和另一个日本同学住在我房间的斜对门。他们到人民大学的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我的宿舍,跟我交朋友,见面以作揖为礼。因为没有中国同学与他们同屋,减少了练习中文会话的机会,他很郁闷。 从此以后,我去哪儿他跟到哪儿,形影不离。 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但中文相当不错,能说下流话,也可以讨论一些社会话题,最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是“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风流”。 有一次他问我:“你可以离开北京吗?”“可以呀!”“那么回北京也可以吗?”“当然可以。”他露出怀疑的神色,说:“不可以吧?”我认为这是笑话:“我北京人啊!怎么不可以?”他没再说话。过了几天,我忽然意识到他想说的是中国没有旅行自由。这虽然显得不可思议,但仔细一想,至少在1977年以前,到北京确实不是想来就来的,因为任何人,如果想买到北京的火车票汽车票,必须持有单位介绍信,否则不卖。这不就是限制吗?至于坐飞机,不论飞哪里,都必须要单位介绍信,1985年我第一次坐飞机时仍是如此,哪一年废止的这个规定不太清楚。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72年暑假,我第一次出北京,一个人去了上海、杭州、苏锡、南京。在南京买回北京的火车票时,遇到了麻烦——没有单位介绍信!我脑袋一下就大了。那是在一个车票代售点,只有一个中年妇女坐在里面,也没有其他顾客。我掏出学生证,说我是北京人,要回家。“不行!”售票员说,“买北京的车票必须要介绍信,是不是北京人都要。这是规定。”我站在窗口不走,苦苦哀求,最后编出一个“外公外婆从小把我养大,我第一次来南京看望他们,现在要开学了必须赶回北京”的故事„„七说八说,越编越感人。中年妇女终于软化了,看我这么小的一个小孩,脑袋刚到窗口的边缘,的确不像搞破坏的阶级敌人,破例卖给了我车票。 这当然是没有旅行自由。至于迁徙、择业等等基本权利,当时就更没有了。 石田问这话时是1981年,估计他在日本读过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报道,了解到这些情况。他不说,我们习焉不察,不以为怪;经他一点,确实觉得不合理。 近年来,我有意识地询问了一些那个年代的过来人,问他们到北京是不是要单位介绍信?很多人都不记得了。有人说起码在国庆、春节等期间肯定限制,要公社以上级别的介绍信才行,遇有特别重大的日子,则须省级介绍信„„这种事之所以容易被遗忘,一是因为当年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太过普通,意识不到是对人身权利的侵害;二是一般人开这种介绍信非常简单,走个手续而已,所以记忆淡薄,时间一长就忘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事情搞搞清楚,看看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2. 石田是北海道旭川人。父亲从事法律工作,是“行政书士”。日本的出庭律师叫“辩护士”,我们现代汉语中的辩护士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行政书士则负责代理个人和企业法人与政府打交道,处理登记、报批、办理执照、项目审批等等的法律业务。石田后来也考取了行政书士。 他很喜欢跟我聊天,是日本同学中与我交谈最深入的一个,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家庭、北海道风土人情、少年手淫问题、怎样与女孩子约会、资本主义私有制、日本人的习俗,等等等等。有一次他问我:“你毕业以后,想去日本留学吗?”“不想。”“为什么?”“没考虑过。”“那么如果以后你想去,我可以帮助你。”“好的,谢谢。” 这年8月,团中央邀请谷村新司的ALICE乐队来华演出,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项目。不是公开商演,而是“内部”发票。人大有日本留学生,所以也给了票,我们都去了。因为ALICE刚刚宣布解散,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演出,所以从日本跟过来一批粉丝,据说是自费包机来的。我的日本同学们也很少有机会在日本看他们的现场,因此异常兴奋。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什么是真正的流行音乐。在工人体育馆内,搭起了舞台,舞台两边矗立着城墙一般高大的扩音器,当时中国还没有这样的设备,是专门从日本运过来的。观众席坐得满满的,其中一块是日本来的粉丝,有上百人,灯一黑,他们一齐挥动手中的荧光棒——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直向日本同学打听那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中文怎么讲,解释不清。 我们人大的中日同学是坐在球场的地板上、舞台的正对面,离得很近,看得清清楚楚。耳膜从未受到这么巨大音响的震荡,全身的神经高度兴奋。舞台上一放烟,目迷神离,如梦似幻。谷村这年才33岁,年轻俊逸,风度迷人,是个天生的偶像型人物。歌声一出,我的心跟着颤抖起来。最打动人的还是那首《昴》(又译《星》),那是我第一次聆听,从此成为我的至爱,车里一直存着这首歌的光盘。 我将前行苍白的面颊依旧 „„ 我也前行这是心之运命 „„ 他彻底地把我从革命歌曲里解放出来!早几年的邓丽君都没能做到。我觉得,这与是不是看现场也有很大关系。 日本同学都要疯了。因为石田平常老爱说日本怎么好怎么好,我听多了,也刺激起酸溜溜的爱国心。所以,当石田眉飞色舞地赞美谷村时,我忍不住说:“中国也有这样的歌手。”“是吗?是谁?”“现在还没有,以后一定有。”石田很懂礼貌,没再跟我较真儿。 3. 1987年初,我决定要出国。这离石田说能帮我办留学,已经过去了6年。我给石田写了信,又打了个国际长途,他毫无犹豫,满口答应下来。我说:“我可没钱啊。”“我知道,我借给你。” 他借给我20万日元,在东京帮我找好学校,缴了三个月学费9万日元,剩下的作为我到日本的安家费。他父亲做我的经济担保人,出具“身元保证书”,在“与被担保人的关系”一栏里,他父亲填的是“像父子一样亲密的友人”。8月已经办好了全部手续,12月我就到了东京。 我自己身上带的钱有:美国佬老康送给我的200美元;在中国银行用人民币兑换的45美元(当时的规定是,因私出国人员可以兑换最多45美元的外汇);一个在美国留学的朋友寄给我的30美元支票(支票在中国银行兑现金,需等三个月才能拿到);我妈妈以前的一个同事移居香港,几年前给了她200多港币。全部加起来,也就300美元。 石田在东京的朋友刘先生给我找了个旅馆,住了三天,每天3000日元,对我而言太贵。之后,北京的朋友老于和大学同学杨林各收留了我几天,他们也是刚来日本不久,与人合租四叠半小房子,很挤,现在想起来还感激他们。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街上闲逛,看到一家宠物美容店,那时中国还没有这个,感到很新鲜。我站在巨大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前往里看,里面像五星级酒店一样豪华干净(其实我也没见过五星级酒店),一张宠物床,铺着洁白的床单,上面悬挂着大型吹风机一类的机器,一只小狗刚洗完澡,舒服地躺在床上,女护士正在给它吹风,旁边站在一位穿戴华丽的太太,那一定是它的主人喽。我立刻想起漫画《三毛流浪记》里的一幅画:三毛在上海滩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地站在玻璃窗前,看着与我现在看到的相同的室内景象,画上写的是“旧社会,人不如狗”。当年给我的直观感受是旧社会畸形罪恶。如今,我和三毛一样,都与可望不可即的生活隔着一层窗户,我心里也苦涩涩的。不同的是,他刺激人们产生憎恨、要打碎窗户翻身闹革命;我则希望通过努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栖息之地,与所有“美容店”和平共处。此时代、此社会,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阶级斗争“熄灭”了。 到了12月底,石田给我买了东京到旭川的机票,请我去他家里玩儿。 4. 旭川是北海道仅次于札幌的第二大城市,只有几十万人口,是座安静恬适的小城,被皑皑白雪覆盖着。石田带我去了很多地方:商店、寿司店、打弹子店(扒金库)、超市、温泉浴场、滑雪场、渔业码头、海边小镇„„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什么叫“人民安居乐业”。 石田喜欢男孩子喜欢的东西:喜欢枪和刀,收藏各国军服,是无线电通信爱好者,车上装着无线电收发机,开车时爱与朋友通话玩儿,家里有一台大功率的收发机,每天都与世界各地的爱好者通话,有的说英文、有的说中文。也喜欢滑雪,本来要带我去滑,他爸爸知道我从没滑过后说:“顾君刚来日本,万一摔断了腿怎么办?”从此我完全没有了滑雪的愿望。 石田一家子都是朴实热情的好人。他父亲爱读书,家里有一间像学者一样的书房,满书架之外,桌、几、甚至地板上都堆着书,而且很多是跟中国有关的。父亲翻开一本写中国历史的书,指着元朝的地图对我说:“看,元朝的时代你们中国这么大,都到欧洲了。”他说他最赞赏毛主席的一句话“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石田每天带我到父母家去一次,每次谈话,他父亲都跟我聊中国的事情,好像怎么也说不够。有一次他说:“近年来中国进步太快了,缺乏一个历史的过程,所以这种进步是不稳定的„„我很担心中国有一天会发生全面内乱。”这话放在今天来看,仍然值得深思。 石田的母亲瘦瘦小小,寡言少语,慈祥善良。我在那里十几天,临走时,她已给我织成一件粗毛线套头毛衣,织工精细、样式漂亮。元旦那天还带我上街,给我买了一个电子闹钟当新年礼物。这两件东西,我至今还保留着。 石田自己的家是一幢二层独立屋,外观是西洋式的,内部和洋结合。一层是客厅、餐厅、厨房连在一起,另有一个和式榻榻米房间;二层是几间和式卧房。我每天早晨从二楼卧室下来,不管是9点还是7点,石田太太都已经在厨房忙碌着了。早餐放在一个托盘里,有米饭、味噌汤、煎蛋、咸菜和一小碟中华料理(炒菜)。晚饭石田会呼朋唤友,坐一桌子人,太太始终在厨房,如果吃烤肉,她就会在旁边翻烤和给大家分食。一喝酒聊天,往往到夜里十一二点才散,她给热酒、倒茶、加冰块、频繁更换清洗干净的烟灰缸。白天我和石田在家里聊天时,她也一直在干家务,并时时给我们倒茶和换烟灰缸。我从来没受过这个,实在感到不安,几天后就忍不住对石田说了:“你太太怎么一直在干活啊?我能帮助做点什么吗?”石田说:“啊,不是为了你,就是这样的。”他太太不懂中文,但我们一议论她,她就能知道,于是走过来问石田我说什么?然后她对我说:“顾桑,这是我的工作啊。石田在外面挣钱,我在家里挣他的钱。理所当然。请安心、随意!”她原来在银行工作,结婚后成为家庭主妇。 每年最后一天的晚上,NHK电视台都举办盛大的“红白歌会”,出演的艺人分为红队和白队,互相飙歌比赛。这一年最后一个压轴的歌手,正是谷村新司,他唱的就是《昴》。我和石田看着电视,迎来了新的一年。 我将前行 苍白的面颊依旧 我将前行 再见 昴星哟 当最后一个音消失的刹那,我们从迷醉中苏醒。石田一挥拳头,激动地说了句:“雅——啪立!”用北京人的话来说,就是“还是丫的牛!” 一年后,我利用寒假又去了一趟旭川。这次是我自己买的火车票,火车走青(森)函(馆)隧道,从海底穿过津轻海峡,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海底隧道。一年来辛苦打工,已存下足够的钱。我把石田借给我的20万日元还给了他。 5. 我去美国后,石田夫妇来洛杉矶找我玩儿了几次,有一次还是和他哥哥一起来的。哥哥在保险公司工作,胆子比他大。日本开车与美国不同,方向盘在右边,我几次让石田试试,他都不敢。可哥哥来了后,开起来就走,说很容易适应。 1994年,我想念石田的父母,从美国又去了一趟旭川。二位老人还是那么健康、慈祥。有一天我独自在他父亲的书房里翻书,其中有新买来的日文版《我的父亲邓小平》和其他译成日文的中国书,有一段是写南京大屠杀的,我们中国人的观点是日军屠杀平民30万。在那一段的空白处,他父亲用铅笔批了三个字“大谎言!” 后来,我经常美国中国两边跑,渐渐与石田断了联系。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我从北京给他打了个电话询问情况。他们一点儿也不担心。我说:“北海道离福岛很近啊!不会污染吗?”“啊,没关系没关系,不会的。”“生鱼片还能吃吗?”“当然可以吃,没有问题啊。” 我留学日本之前,大概是1985年,石田就遇到过一次车祸,是后面的车追尾,责任完全在对方,他的颈椎受到伤害。父母也在车上,却毫发无伤。这次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近年又发生两起追尾事故,都是对方的责任,他没有任何过错。最后这一次(第三次)就发生在几个月之前。 “那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伤得重不重?” “现在可以走路了。”他说,“可以走十步了。” 我心里吃了一惊。这是非常严重的车祸啊!等于说几乎瘫痪„„因为太严重,我不敢再细问。 他说:他目前不能工作了,但有医疗保险和赔偿金,生活没有问题。他搬家了。他太太去超市上班了„„这就是说,他和他的家庭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越来越信命。许多人开一辈子车也没出过事,石田却遇到三次车祸,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三次都跟他本人的驾驶没有关系,是别人开车追着他撞,躲都躲不掉。他唯一的错误就是不该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点。可是哪个时间出现在哪个地点,这不是上帝的决定吗? 2014年5月,石田突然倒地昏迷。他被急救车送往医院,诊断是脑梗塞。整整两个星期,医生和家人都不清楚他是否能活下来。第十天的时候,他才苏醒,但不知道自己是谁?叫什么名字?身旁的女儿又是谁?家、工作、朋友等等,一概不记得了。只有一个人他还认识,就是他的妻子。 又过了些天,他慢慢想起了自己的名字,也认出了自己的女儿„„但脑组织的一部分发生“脑软化”,最近十年的记忆丧失掉了。手和脚都是麻痹的,说话有困难„„ 每年元旦,我都给他寄一张贺年片,却没收到过他的。直到2016年,接到了他的一封信。看了信,方得知他遭遇了这么大的劫难。他能写信了,说明这两年来康复得不错。他在信中说,现在日常说话还可以,但不能打电话,因为讲电话比较费力,会头痛,医生说危险。信里附有他的一张近照,是手持礼物袋站在雪地上拍的,没坐轮椅,看来能够行走了„„ 石田个子不高,年轻时很壮实,中年后较胖。他没有过多不良嗜好,抽烟,爱喝酒但量不大,很能控制,我们俩喝酒他从没醉过。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运动。学中文是他的终身爱好,参加过北海道的中文比赛得过奖,一直是旭川市日中友好协会的骨干。他朴实、爽迈、心胸开阔、有些孩子气、对人一片真心。谁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那是掌握在上帝手中的秘密,也许正因如此,我们才会从每一天中寻求生活的意义。 |
|
|
|
实用资讯 | |
|
|
一周点击热帖 | 更多>> |
|
|
一周回复热帖 |
|
|
历史上的今天:回复热帖 |
2021: | 赵紫阳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派” | |
2021: | 调查一下:有哪几位同学已经用“口罩的 | |
2020: | 刚刚从窗户拍出去的,初夏: | |
2020: | 国内这几天大搞保护国家机密宣传,看来 | |
2019: | 上免费网站看电影,看电影是主要的,出 | |
2019: | 刚才点了污婆子送的链接,怎么是个黄色 | |
2018: | 卧槽!左驴撒谎造谣不打草稿的本性彻底 | |
2018: | 芯片算什么,毛主席造反时兜里揣六零炮 | |
2017: | 老有人说北朝鲜面临崩溃, 我怎么看不 | |
2017: | 北方比较传统的饺子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