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曉陽：北京城的小與大

1.

幾十年前，北京城小，人口也不算多，不管走到哪裡，都能遇到熟人。

我兒童時期的一次“路遇”，是在1967年。那天，我一個人去王府井大街閒逛，走到百貨大樓對面的四季香果品店前，看見了我認識的一位大哥哥小丁。我是個小學生、小毛孩兒，除了同學鄰居，還能有幾個熟人呢？可北京城小哇！哪怕是游絲斷線，也能給你連上。小丁跟我是世交，這年17歲，我還不具備與這般年齡的人交流的能力，但4歲就和他認識了，您說這算不算老朋友？他身旁還站着一個他的同學，叫老鍾，比他矮一點，黑黑的，寸頭，目光炯炯有神。我是頭一次見他，所以至今印象鮮活，小丁因為太熟，那天的樣子反倒記不起來了。

這二人是不是身穿軍裝、腰扎“蘇（聯）式武裝帶”？保留下的印象是，事實上可能不是。反正一看就是“老兵兒”的樣子，即1966年第一撥中學紅衛兵系統之內的人。當時他們倆加另兩個同學，四人出版了一份小報，叫《萊茵報》，報名取自青年馬克思主編的一份報紙。這天，二人就是來王府井，在街頭賣報的。我站在他們身邊，雖說不上話，已足以自豪。這是真正的老兵兒！是1967年北京青少年中最大的時尚。我跟時尚沾上了邊兒。

1967年，全國的民間自辦小報出現井噴，除了被“殺、關、管”的，幾乎什麼人都可以辦報紙，只要你能籌到些錢，有了紙張和印刷費。一般都是四開四版，一張賣二分錢，主要靠街頭叫賣來發行。如果賣得不錯，收回成本還能賺錢，用盈餘再出下一期。著名的《出身論》就是在這樣辦的報紙上發表的。小報多如牛毛，以至在西單體育場出現了自發的交易市場，互相換小報為樂，搶手的，可以賣高價。毛主席可能是當時看小報最多的人之一，他讓工作人員收集了各地小報，隨時瀏覽，對下面的情況一清二楚，什麼“老佛爺”“蒯司令”這些名人外號，張嘴就來。這種局面持續了近一年，到這年年底，上邊下令禁止，小報才消失。

我也賣過兩次小報。一次是小學六年級的國華組織的，是幫北京日報社內的某一派造反組織賣他們的小報，賣完一大堆零錢，放在一個紙盒裡，我跟着國華等人送到東單的北京日報社。當然是義務的，也一分錢沒貪。另一次是夏天，那時我媽媽被他們單位的造反派“解放”了，讓她去賣小報。我媽帶着我，在東長安街上擺攤兒。王府井南口以東的長安街邊，一溜兒幾十米全是賣報的，一個挨一個。我有了上一次的經驗，知道要吆喝一些聳人聽聞的標題，以招徠買者，於是從小報里挑出幾件事，拼了命地喊，現在只記得一句：“徐冰是個大叛徒！”喊着喊着，忽然發現旁邊出現了幾位另類的賣報者，他們手上拿着報紙，脖子上都掛着大牌子，其中一位牌子上寫的是“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喬冠華”。原來這是幾個外交部被批鬥的副部長和駐外大使。喬冠華瘦高個子，戴眼鏡，灰頭土臉的。他們立刻就被路人圍觀了。外交部的造反派真會玩兒花招，讓他們來賣報，既是對他們的一種懲罰，也是報紙的促銷手段。

據小丁回憶，我碰到他和老鍾那天，是十•一期間，另外兩位“報社同人”，蹬着平板車拉着報紙，停在百貨大樓前。他們的報紙賣三分錢一張，銷路很好，賺錢了，可惜只出了一期。多年後，老鍾成了副部級幹部。

2.

1983年，美國大名鼎鼎的劇作家阿瑟•米勒來到北京，給北京人藝導演他的代表作《推銷員之死》。他和夫人在北京住了一個多月，二人經常騎上自行車從北京飯店出發，滿城轉悠。他的觀感是：北京就像一個大村莊，人們都互相認識，挎着籃子買菜去的大爺大媽，在路上遇到任何人，都要站住聊半天。

的確，那時候，中國是個大農村，北京就像個大鎮子。

阿瑟•米勒擔心他這部“純美國”的劇作能否在中國引起共鳴？“推銷員”威利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喜歡泡妞，泡妞時瞎吹說“我是西點軍校的！”排練時，演大兒子的中國演員說這句台詞找不到感覺，拿不出那個范兒。米勒問他：“如果你想吸引一個女孩子的注意，你會說什麼？”演員立刻說：“我爸在香港！”米勒導演一看，這下子就全對啦！大喜，讓演員就這麼來演„„那時，誰家有個親屬在海外，是很牛逼的一件事，人人羨慕。

我去首都劇場看了《推銷員之死》的演出。正好那天阿瑟•米勒也悄悄地坐在劇場里，在中間橫過道後的第一排、靠左邊通道的第一個座位上，我就在他的後一排。燈暗了，幕拉開了，人物上場了„„劇場里還不斷有遲到的觀眾進來，進來後理直氣壯旁若無人，把座椅搞得呯噔邦當響。米勒怒氣衝天，圓睜環眼，哪兒有響動他就扭脖子狠狠瞪過去。可是沒用，你瞪人家，人家也看不見啊，看見了也不知道你為什麼瞪他（她）。我們是在戲園子裡泡了二百多年的觀眾的後代，圖的就是個熱鬧。

如今又幾十年過去了，這種狀況改善了許多，但還沒絕跡。由於工業進步，人人都用塑料袋，有的人特別喜歡帶着塑料袋去聽高雅的交響音樂會。塑料袋裡可能裝着大額存單或現金，老不放心，隔一會兒就得摸弄摸弄揉擦揉擦，聲音特別刺耳！我去聽音樂會不算多，反正每次後排都有帶塑料袋的„„可見一種文明習慣的普遍養成，怎麼也得花上一百年的功夫。我這老憤青，過於急躁了。

《推銷員之死》在北京獲得空前成功！英若誠飾演的威利深入人心。像我這樣在計劃經濟中長大的年輕觀眾，雖不懂“人身保險”這個商業術語是啥意思、也不知“保險推銷員”是幹什麼的，但這並不是障礙，威利作為一個人，我們完全能夠理解他。那種無解的人生困境、人心最深幽處的焦灼和愛，深深打動了每一個人。

北京人藝的黃金時代進入巔峰期，不出十年，就結束了，真的特別令人懷念。

八十年代，北京的各個劇場，是最時髦的場所。人們津津樂道的紅塔禮堂、首都劇場、展覽館劇場、政協禮堂、民族宮„„有的是舞台最適合演芭蕾舞，有的音響效果好成為外國交響樂團首選之處，有的則老放“內部電影”。在這些地方，群賢畢至名流雲集，你可以看到北京最新潮的服飾打扮、聽到最刺激人的小道消息、遇到最當紅的各類名人。京城的“交際花”“交際草”們逐臭而來，誰都認識，幕間休息的兩個15分鍾，是他們最繁忙的時刻，比看演出興奮。我已經上大學了，同學朋友比小時候多得多，但在這種場合卻碰不到熟人。他們都到哪兒去了呢？忽然明白，是自己的檔次太低了。

北京城雖小，也是分層的。

我編劇、導演的電視劇《花開也有聲》，講的是1968年北京胡同里的故事。一位大姐看完後，對劇中展示的北京市民生活感到十分陌生。她一直生活在北京的大院、寄宿學校和國家機關里，想象不出還有北京人過着像劇中人物那樣貧窮的日子。在拍攝過程中，一位演“姥姥”的演員也屢次對我說：“‘我們家’是不是太破了？北京有這麼窮的人嗎？天天吃窩頭啊？”最後我不耐煩了，說了一句：“那是您檔次太高、生活太好了。”其實，拍完做後期時再看，我覺得劇中人穿的衣服都偏新偏好，家庭里吃飯，菜擺得也有點多了，與實際生活仍有距離。我由那位大姐的驚訝，才真正意識到北京城內部的差別，有這樣大。

3.

那時的北京城很小，也很大。

記得人民大學的一位老師說過：文革前，他有一晚在動物園坐32路（今332路）公共汽車，發現對面一個男人坐得筆桿條直、目不斜視，雖也是一身中山裝，卻顯得與眾不同。他不由得多看了兩眼，這一看不要緊，“啊呀！這不是宣統嗎？皇上啊！”在北京，你可以在公交車上與廢帝相向而坐，但你與他的距離，仍相隔十萬八千里。

我的同學偉光的母親，與林彪家的保姆王阿姨是好朋友。王阿姨的兒子黑子在空軍當兵。偉光七八歲時，有一天跟母親去王阿姨家玩兒，正好那天黑子回北京，王阿姨要去車站接他。偉光一聽，也鬧着要去。一會兒，來了一輛轎車，王阿姨帶他上了車。開車的是一位青年軍人，戴着墨鏡，回頭沖偉光笑了笑，然後從毛家灣開到北京站，接上黑子，又回了毛家灣。這個司機，是林立果。

以前，我家住在長安街以南，小淀家在頤和園以北。小淀說長安街以南就不算北京了，是河北。我說頤和園以北沒好人。這當然都是玩笑話，但這兩片地方的人，的確有很大差異。我們小時候逮蜻蜓，舉着網子，嘴裡唱“花兒低低喲！”是招呼蜻蜓過來的意思。他們從來沒聽過這句話，嫌這種土腔土調“太痞”。頤和園以北占面積最大的是農村農田，但各黨政軍機關大院也很多。大院的孩子，文革前上的是機關子弟學校，學生清一色。後來子弟學校或解散或本地化了，學校中海淀的農民子弟占百分之六七十，剩下的是各個大院裡的孩子。我們“准河北”這邊，居民以北京市民為主，除了北京土籍以外，老家是河北山東的最多（歷史上北京的移民即以河北山東人為主），習俗相近。他們大院裡則是天南地北，從哪裡來的都有。海淀農民、大院子弟、北京市民這三部分，在生活習慣、吃飯口味和說話口音等方面，都不一樣。我聽一個人的口音、觀其形貌舉止，基本能分辨得出是哪里的。

焦菊隱在排話劇《茶館》時，讓飾演劉麻子的演員英若誠用廣安門一帶的口音說台詞。這廣安門一帶的口音是啥口音，我這輩兒的“新北京人”已經不知道了。

我的朋友老朱和大橋過去住在復興門以西。我們仨的家庭條件相似，他們二位的父母都是浙江人。大橋說，小時候如果他往東邊來，他父親都會囑咐他去王府井百貨大樓，看看有沒有賣120支全棉圓領老頭衫的。老朱聽了，說他父親也是專要120支的老頭衫，那時候只有百貨大樓才賣，而且不常有。我太土了，根本不知道稀鬆平常的老頭衫還有這等區別，茫然不知所謂。我的“北佬”老爸，也愛穿老頭衫，也就是穿最普通的50支、60支的，他常識豐富，對棉花、紡織這些專業知識相當了解，卻不懂得如此細膩地享受生活。這就是南北差異在北京的體現，北方人粗粗拉拉，南方人的生活要精緻講究得多。

前幾年，我特意去了趟百貨大樓，傳統的120支的老頭衫仍有賣的，400多元一件。

我懷念也小也大的老北京城。在現在的北京，不要說偶遇熟人的機率是零，就是一棵熟悉的樹也遇不到了。我對北京已失去了歸屬感、認同感和親切感，總覺得自己身在異鄉。在我眼裡，這不是座城市，是個怪物！是不適合人類居住的那麼一塊地方。聽說現在有很多北京人歧視外地人，不知道這是哪兒來的底氣？

只能說這麼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