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生命之學，是心性之學，而且是實踐的生命和心性之學。如果僅作為學術對象來作研究，就失去它根本的意義。禪宗的產生，原本就是對佛教學術化的一種救弊之為。禪宗自稱佛心宗，它要求眾生之心升華——回歸於佛心。這種升華——回歸，是存在於人的生命和精神之中，而不僅僅停留於認識的層面。

禪宗的方法，類似於老莊的“棄聖絕知”，甚至更為徹底明白。因為老莊所“棄”的聖人之道是儒家的，不是自己的。而禪宗所“棄”的，恰恰是佛教自身經千年發展和積累的那一份龐大的精神成果。禪宗認為，這些成果恰恰是向佛心升華、回歸的障礙和累贅——釋迦牟尼成佛時何嘗有這麼多的累贅呢？

理論需要完備和盡善盡美，而實踐則需要簡捷明快，這是佛教修行中所遇到的矛盾，一個佛教內的二律背反。學佛需要經教作為理論的指導，沒有佛教理論作為指導的修行決非佛教；另一方面，理論的東西又絕非真正意義上的佛教，理論並不能使人成佛，佛教經論往往成為“見障”、“所知障”，是修行實踐中的大敵。唐代禪師似乎意識到了這個矛盾，以至有“依經解教，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如同魔說”之論。

在禪宗內各宗之中，曹洞宗是較好解決了這一難題的。在洞山禪師之前，圭峰宗密大師身為禪宗（荷澤宗）和華嚴宗兩宗的領袖，作了百卷之富的《禪源諸詮集》，力求禪教一致，但會昌法難，百卷之作也僅存一篇《都序》。在洞山禪師之後，法眼宗的開山祖師文益禪師，也力倡禪教一致，並在五代和宋初興盛一時。但宋真宗之後，也因法脈不傳，終歸於寂。

相比之下，曹洞宗則幸運得多。洞山禪師雖未大倡禪教合一，但其所作的《寶鏡三昧》及綱宗詩偈，卻有着濃厚的“教”的成分和氣息，並且千餘年來，傳承不絕，給後世以極大的影響。

洞山良價禪師是曹洞宗的開山祖師，也是中國禪宗史上最為傑出的幾大祖師之一。他那傳奇般的生命歷程和謎一般的精神歷程，至今仍使眾多的禪學愛好者神往。只要翻開《五燈會元》的有關章節，或細閱大藏經中的《洞山禪師語錄》誰能不為之傾倒呢？

洞山良價禪師，俗家姓俞，會稽（今浙江紹興）諸暨人。生於唐憲宗元和二年（公元八○七年），卒於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八六九年）。洞山良價禪師經歷了唐武宗滅佛這一非常時期。發展到巔峰的唐代佛教，在這次沉重打擊之下應如何生存發展，是洞山禪師及當時一大批傑出佛教大師所共同面臨的任務。禪宗可以說是當時的必然，也是歷史的唯一選擇。

洞山禪師六歲時出家，依止馬祖和石頭和尚的弟子靈默禪師，以後又參禮南泉、溈山等禪宗泰斗，最後歸心於石頭系下的雲岩曇晟禪師，並見道開悟。後又多方參訪，最終在洞山建立道場。

建立道場並不等於建立宗派，要在禪宗內建成一個獨立的，為大家認可的宗派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必須有自己穩定的道場、徒眾，還須有連續的傳法法統，最重要的是，必須有自己的宗風——不同於其它宗派的特色和風格。對此，洞山禪師通過他的禪修和教化的實踐，建立了“五位”、“回互”之說，並在《寶鏡三昧》、《玄中銘》、《新豐吟》中，以詩歌的形式使之廣為流傳。當然，洞山禪師的“偏正五位”、“功勳五位”、“三滲漏”等歌訣，更是集中地表達了曹洞宗的宗風特色。曹洞宗的形成與當時的溈仰、臨濟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幾十年後雲門和法眼兩宗建立，禪宗內就形成了“一花五葉”的繁榮局面，但曹洞宗一直是其中的重要角色。

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禪宗，如今只有臨濟與曹洞兩家仍有傳承。“臨濟將軍，曹洞農夫”，臨濟禪風，波瀾壯闊，乃為激箭似的禪風，或棒或喝，剿斷人之情識，迅猛剛烈，是為將軍。而曹洞禪風，細膩綿密，乃為精耕細作似的禪風，軟語商量，如春雨潤物，是為農夫。

自宋代以來，中國人重文輕武，“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故剛烈迅猛的臨濟禪，也不得不轉化為話頭禪，乃至念佛禪。而“鬱郁乎文哉”的曹洞禪，雖門庭日狹，但其風化，卻深深地契入了臨濟禪，乃至士大夫們心中。這從中國唐以後的詩歌、書畫中可以找出無窮的證明，中國詩歌、書畫，似乎是自覺地、本能地與曹洞宗的“偏正”、“君臣五位”結合在一起，特別是與那“回互”、“明暗”結合在一起……

讀禪宗的語錄、公案難，讀曹洞宗的語錄、公案更難。因為有如仙家丹鼎秘訣一般的偈頌術語乃曹洞家傳的風尚，它自成體系，別有洞天，要破譯出來決非易事。何況禪門有一明訓，即“向上”之事不可說，更不可說破，而必須留與當人自己去破關斬將，以期真參實悟。禪宗的歷史的確如此，從來沒有說白了的禪，也從來沒有公式化的詩。況且，沒有懸念，不給學者留下獨立的思維空間，也決非佳品。

話說回來，禪宗語錄，均為當時的白話口語；禪門詩偈，也多為當時的白話詩，甚至是打油詩，——佛門教化，原本儘量平易近人，所以比之《水滸》、《紅樓》，行文還要平易。只不過其中內容皆為描繪無上菩提、清淨禪心；或作向上提廝，或是隨機應答，糾偏矯正，不是有一番禪悟體驗之人，是決難把握其中情趣的。

誦經念佛了晨昏，遣意將心豈足論？

檐下曾聽春雨滴，虛空猶自染苔痕。

作者：馮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