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青：從“菜肉餛飩”想到靜安區的上海話

有位老師轉發了一篇關於電影《菜肉餛飩》的網文，裡面有句反問讓我琢磨了好一會
兒：“靜安區是接受上海話英才教育長大的嗎？”
我始終不太懂作者拋出此問的真意。是覺得靜安區的上海話格外標準，像受過精英訓
練？還是恰恰相反，認為它離上海話的鄉土氣息太遠？但這個問題，像一把鑰匙，瞬
間打開了我記憶的閘門。因為我們這些在靜安長大的70後深知，靜安區的語言底色，
遠比“英才教育”這四個字要複雜、生動得多。
它不是什麼標準化的課堂，而是一座天然的方言交融舞台。
我們讀小學那個年代，上海的市區和現在可不是一個概念。每個區都像是自帶性格，
界限分明，氣息獨特。別的區先不講，單說靜安區吧，光是語言這一項，就夠聊上半
天了。
記憶里的上世紀80年代，靜安區大概是以靜安寺為中心，南京西路、延安中路熱熱鬧
鬧的，萬航渡路、武定西路則安靜許多。曹家渡、葉家宅、太平里這些名字，現在聽
着都帶着歷史感。靜安寺自然是中心，但靜安也不全是光亮的一面。比如和長寧、普
陀交界的曹家渡，在老人們口中就是個“不太平”的地方，那時候常聽大人提起“極
斯菲爾路76號”（也就是後來的萬航渡路76號），語氣神秘又複雜。葉家宅那邊，還
有後來變成達安花園的“小莘莊”，當時是大片的簡屋和棚戶區。
就是這樣雜糅的格局，讓靜安區的語言也變得豐富多彩。萬航渡路、武定路一帶，蘇
北話是常能聽到的；南京西路、延安中路旁的石庫門裡，飄出來的多是軟糯的蘇浙方
言。去常德路看望老師，總會經過常德公寓——張愛玲以前住的地方，就在靜安寺邊
上，常德路和愚園路交界，對面是電車廠。她就是在那裡，寫下了《傾城之戀》《封
鎖》《公寓生活記趣》等活色生香的故事。即便在擁擠狹窄的棚戶區里，也還藏着回
民的生活區域。所以啊，那時候的靜安，不只是說的話不同，連早晨飄出的飯菜香
氣，都各不相同。
我的小學班主任屈老師，教到我們三年級就退休了。後來我們幾個同學還一起去常德
路看望過她。屈老師說一口挺標準的普通話，幾乎聽不出她是哪裡人。屈老師退休
後，接她班教語文的林老師，可就完全不一樣了，一口寧波話講得“乓乓響”。後來
帶我們畢業班的洪老師，教學沒得說，特別嚴格，可一開口就是濃濃的蘇北口音，特
別是那句加重了語氣的“美得不得了”的尾音……班上調皮的男生，最愛偷偷學兩位
老師說話的樣子，當成課間的樂趣。
教英語的莫老師，很有意思。她姓莫，頭髮不知怎麼是淡淡的黃色，皮膚特別白。她
可不像宋老師那樣總是笑眯眯的，她老是皺着眉頭，看上去不太容易親近。我們讀英
語單詞，那個“the”里的[ð]音，總是發不好。她一聽到，眉頭就鎖得更緊了，那張
白白淨淨的臉，會“唰”地一下透出粉紅色來。要是我們再讀不好，那粉色就會加
深，變成紅彤彤的一片，在她雪白的皮膚上特別顯眼。
而教音樂的宋老師，則是另一個樣子。她真好看，很優雅，名字也好聽。她的頭髮不
像莫老師那樣直直的，而是帶一點點溫柔的波浪，齊耳的長度，總是很有光澤，也不
知是用了髮油還是天生如此。大家都曉得，她家就在靜安區少年宮旁邊，是標準的
“上只角”人家。可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說普通話的聲音，特別是那個“是（shi）”
字，發音格外清晰、輕柔，好像帶着一點特別的韻味。具體她還說過什麼，我早已記
不真切了，唯獨那個輕輕吐出的“shi”音，像一片柔軟的羽毛，到現在還在記憶里飄着。
所以，當我看到那篇文章的原標題——“已經喪失上海話語言能力的上海人，在世界
末日的那一天還是掙扎着爬起來包了頓餛飩”，以及“靜安區是否接受上海話英才教
育”的問題時，反而忍不住笑了。靜安的孩子，哪裡是受了什麼單一的精英文教，我
們根本就是在寧波話的“乓乓響”、蘇北話的乾脆利落、莫老師字正腔圓的英語、和
宋老師那個輕柔的“是”字裡泡大的。語言的強弱消長，或許就像城市的街巷面貌，
總會變遷。但上海人真正的生活底色，從來不是單一的，而是“海納百川”般活生生
的包容。
就像我們靜安的孩子，味蕾是從小就被教“豁達”了的。我們的餐桌，何曾有過涇渭
分明的界限？夏天吃冷餛飩，冬天吃熱乎乎的水餃；早餐可以是包着油條的“包腳
布”，也可以是來自北方的厚實羌餅；而到了晚飯時分，一碗融合了酸甜與濃香的羅
宋湯，更是許多人家餐桌上的常客。餛飩自然是上海人深入骨髓的念想，但在世界末
日掙扎着爬起來包餛飩的那份韌勁與從容，或許正源於這種融在每日煙火里的、不挑
不揀的生命力。
靜安的往事，上海的今昔，都告訴我們：真正的“本地”，從來不是固守一種腔調、
一種口味。它是在嘈雜的市聲中，能聽懂四方的音韻；在自家的餐桌上，能嘗出天下
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