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史学家百合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在一九九八年写孙中山传。大概由于西方认为这本孙传有价值，英文译本在2000年问世。

百合吉尔说，「孙中山在四十岁以前，根本是个边缘人，毫无重要性可言」。照这位法国史学家的说法，如果孙中山早生几年，可能现在没有人会记得他，因为他整个政治生涯的转捩点，是在一九二一年和苏联及共产国际搭上关系以后，特别是一九二三年苏联派了鲍罗廷到广州帮孙改组国民党为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政党，以及苏联军事顾问协助成立了黄埔军校。说来难以置信的是，连现在国民党的党纲，都是鲍罗廷按照联共党纲以英文起草的，再由廖仲恺译为中文。

笔者的看法是孙中山晚年对西方列强彻底失望，他在广州的大元帅府根本不被西方国家承认，充其量是个「交战团体」而已，当时唯一向他伸出援手的是革命后的俄国，孙中山在革命事业孤立无援的状况下倒向苏联，以俄为师，确立了他那「苏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若以春秋责备贤者的眼光来看，孙中山是中国赤化的始作甬者，而一九四九年中国沦共以后的悲剧，孙中山也是难卸其责的。

百合吉尔的孙传把孙从高高在上的神坛拉了下来，变得像个有血有肉的人，不过她也把孙中山形容得有些不堪，如说他是「头脑不清的政客」，主意多但思路混乱的机会主义者，醉心权力游戏等。称孙为政客（politician）并无不敬之意，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墙上□刻着孙中山的名字（纪念他在那里读过书），也说他是「革命政客」呢。

至于说孙头脑不清，思路混乱，也非无的放矢，拿他的美国军事顾问李荷马说吧，此人是个身有残疾半吊子的军事家，最初效命保皇党的康有为，后来对康失望，才转投孙，替孙在加州的一些中国城里训练年轻的华侨，准备将来回中国追随孙搞革命。讲到机会主义，大凡政治人物，恐怕都难免有此问题，这就是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例如孙中山在一九○四年谎称出生于夏威夷，取得美国护照，以利在世界各地奔走革命，可算是投机取巧的最好例证。

百合吉尔还说孙中山对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并未扮演重要角色，因为武昌起义爆发时，孙在美国的丹佛市。关于这一点，华裔学者薛君度在其所着黄兴传中说得很多（黄兴为薛的岳父）。谈到孙醉心权力游戏。陈炯明之子陈定炎博士近年以中英文写了两本皇皇巨着，细数孙为了权力不恤民命的残酷，并大做翻案文章，说其父因主张中国实行美国的联邦制，反对孙以武力统一中国，而不见容于孙，以致兵戎相见。

表面看来，百合吉尔的书对孙中山是大不敬，仔细读来，却令人有耳目一新感受，澳洲一位读者写的书评说，读这本人性化的孙传，带给他「真正豁然开朗的经验」，而本书是了解上世纪二○年代中国大事的必读物。

中山已矣，但他的政治遗产（legacy）长存，如何重新评估孙先生的legacy，则是我们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四十年不可回避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