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巧合，周六晚上在家看了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东京审判》，正好是12/9的当天，权且当作一次纪念吧。

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电影，没有什么情节，也没有什么煽情的评论，全部是平淡的纪录片叙事手法，但是它所勾勒的意境远远超出了电影事件本身。平静地看完，心情很沉重，也很沉痛。

从小就不喜欢历史，因为历史被演变成了一门功课，一道道评述重大历史事件的论述题，那些连自己都不明白的阐述，对于还未涉世的小孩子来说，真的很无聊。在侥幸pass《中国革命史》的那个冬天，看着老程准备补考，很是有些同病相怜的共鸣。估计对于一直心高气傲的老程来说，这是他永远都不愿提及的伤痛吧。

除开学习，关于历史还是很有些兴趣的，爱玩的我每到一个城市总要去看看那里的历史博物馆、遗址、会址、故居、皇陵，等等。我不怕远，也不怕荒，身处其间，总有些时空沟通的感觉，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想——彼时彼处的他们和此时此处的我。对于二战的这段历史，其实离我已经很远了。但是或多或少，又总有些许故事穿插进这段历史，毕竟，我是中国人。

小时候，妈妈每次带我经过兰陵路旁一个绸布店的时候，她总会告诉我，在她两三岁的时候，年轻的外公外婆就抱着她藏身于这个绸布店的柜台后面。事后当她不解的问外公外婆为什么要躲起来，他们告诉妈妈——是在躲日本兵，那个时候的武汉沦陷了。当我问到爸爸关于那段历史的时候，爸爸告诉我，在湖北的那个小镇上，他没有看到战争的影子，只是记得当时日本军撤退的时候，日本军医用紫药水给当地的小孩子治癞痢头。也许是爸爸的那个小镇太小了，根本没有什么战略意义，但是就是这种小镇，日本人也踏足。

然后就是来到澳洲以后，从和我同住的大连女孩红那里听来的故事。她是典型的大连人，小我几个月。一个屋檐下，我们那段时间真是无话不谈，加上她又及其嘴快，经常是我起个头，剩下就可以听她聊一晚上。故事是从她抱怨自己的长相开始的（那时的我们，对于美丽，近乎有些苛刻的要求，红绝对不难看，追求者就有几个），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安抚她，她突然冒一句“因为我妈妈长得丑”——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儿不嫌母丑嘛。我惊讶地看着她，于是她的话匣子打开了，她妈妈是日本人，严格说是日本遗孤。她的论据是“日本女人都长得丑”，她妈妈也不例外，所以她现在的长相都是日本人害的，据说比大连的普通女孩子差远了。于是，在后面的几个星期里，经常就是我和她端着各自的饭碗，面对面地坐着，晚饭吃了整个晚上，听她讲那些关于二战遗孤的故事。

她妈妈刚出生，父母随日军撤退回国了，留给了哈尔滨的养父母。这对哈尔滨的夫妇没有别的孩子，把她妈妈养大成人，大学毕业后在大连的武警部队医院当医生。83年，日本政府安置遗孤，全部回国，给了六万人民币的赔偿费，她妈妈立马给养父母寄去了三万，那个年代，是一大比钱呀。于是，读小学三年级的红和她妈妈，告别了哥哥和爸爸，启程去了日本定居。虽然日本政府对他们很好，全程带翻译，cover所有安置费用，但是她告诉我，日本（具体说是她所谓的在东京旁边的叫“福山”的小农村）没有大连好。她妈妈的那些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都是农民，父母早已作古，虽然有翻译，还是无法像一家人一样生活，所以没有犹豫，三个月以后回到大连。大连有受人尊敬的工作，有舒适的环境，有和睦的家人，哪怕是日本人的血脉，但是骨子里面还是中国人，满嘴的东北腔，一句日语不会。

红给我讲的故事要精彩和生动得多，她很现实，所以经常带出些很独到的评论，而且完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从她对她妈妈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要出国，在大连疯狂的日本出国潮之下，她父母把她送到澳洲来，可见他们这些二战遗孤对日本的态度。

战争延续到我们这一代，还有这些普通老百姓的故事传承下来，那以后呢？历史就是历史，不可以篡改，也不需要粉饰，本来的面貌就已经够触目惊心了，200多万无辜的中国人！中国人不可以被欺凌的，就象电影中曾江用武汉方言说的“只要老子没有被打死，老子就要站起来！”

永远都要站起来，站得高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