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先生又寄给我一封信，但这次不是支票。它是“羊皮书”法庭官司的文字记录，这场官司到拍卖结束后仍在继续。在文字记录中，克里斯蒂拍卖行的律师称，已经通过巴尔地摩一家主要博物馆探索手稿展览的可能性。有时我的反应比较慢，但这次我很快发现，不久要举办的“阿基米德羊皮书”展览将归我负责。因为这本其貌不扬的书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展览的，我打算拍摄一部电影，解释一下它的重要性。我联系到约翰·迪恩，他是一位制片人，现在成了我的好朋友。他购买了机票－－谢天谢地是去西西里而不是萨摩斯（他比我更知道为什么），我们围着地中海飞来飞去，制作影片，约翰一路上不停地唱歌、交友。我们必须用两周时间拍摄出两千二百年的历史。

这个电影是一个关于竞赛的故事。这项竞赛持续了许多个世纪，发生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它是关于生存的竞赛，它也是一首史诗。阿基米德骑着一头毛驴－－古典学者关心它，抄录者也挂念它。比赛对手是一排叫做“毁灭”的强壮赛马：战争、冷漠以及热力学第二定律（译者注：就是熵增加原理，简言之就是任何系统无序度会自然增加）。如果他的著作想要生存，阿基米德必须在整个竞赛中保持领先的位置；他的论著抄写的次数必须多于毁掉的次数。所有古代作者都身处同样的竞赛，面对类似的可能性。但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多亏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机（译者注：这只是西方活字印刷的发明），这场竞赛实际到十六世纪末就结束了。从１４５４年之后，这些作者从毛驴背上跳下来，骑上了带翼的飞马珀加索斯。即使“毁灭”这样强壮的赛马也难以赶上印刷机。但是，阿基米德去世时离古腾堡的发明还有一千六百六十六年。在一系列极端有利的条件影响下，阿基米德的竞赛到了二十一世纪仍未结束，最后一轮竞赛正在这片新大陆展开。

写好的信

意大利队脚下的足球－－你可能会把它想成这样。但它不是球形；它是三角形。在古人眼里，西西里岛就是这个样子。我和约翰·迪恩降落在位于三角形西部一角的巴勒莫市，我们开车穿过三角形中心皮亚扎·阿尔梅里纳，然后告别左边的埃特纳火山，继续开向东南一角。我们到达了阿基米德的家乡叙拉古。我和约翰住在温斯顿·邱吉尔最喜欢的旅馆，我们走在阿基米德当年步行的街道，坐在他当年观看演出的剧院，寻访他当年礼拜过的圣坛，沿着他当年保卫过的城墙行走。高耸在城市之上的，是埃皮波莱平原上令人难忘的欧律阿勒斯城堡遗址。那是１９９９年４月，城堡看起来令人叫绝，白色的城墙从遍地野花丛中显露出来。景色十分壮观，我们还可以看到东边我们脚下的港口。

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之前，阿基米德从叙拉古给一位朋友写过一封信。信是这么开头的：

阿基米德给埃拉托塞尼：您好！我知道您是勤勉之人，是优秀的哲学大师，而且对遇到的数学问题都极感兴趣，所以我觉得为您写下并阐明这个特殊方法，应该是合适的……我猜想现在以及未来都会有人借助这里解释的方法，发现其它我们还未发现的定理。

我们常常轻易接受历史记录，将它作为对过去的完整解释。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这样认为，我们不仅会对历史本身产生误解，而且不再对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充满惊奇。我们并非理所当然地知道，一位伟人在公元前三世纪给朋友写了封私信；我们现在知道这点，绝对是不平常的。令人称奇的是，我们还对他信中的内容了解很多，甚至知道它看起来是什么样。

信是用莎草纸写的，缠绕在一只木芯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卷书。莎纸草是一种纤维性植物，大量生长在尼罗河三角洲，莎草纸卷是古代地中海的上等信纸。从植物茎干下部剥下的细长叶子，平行放置于地上，互相稍有重叠。然后第二组叶子垂直地叠在第一组的上面。用一根木槌将这两层枝条敲打在一起，它们会粘在一起，变成极好的书写表面。可以将多块莎草纸胶合起来制成不同长度的卷书。这些卷书在埃及制造，然后通过古代史上最负盛名的贸易口岸－－亚历山卓港－－运送到各地。阿基米德用一支芦笔在卷书上书写，他只在其中一面写字－－莎纸草叶子水平放置的那面。他一栏一栏地书写，用的都是大写字母，每栏都很窄，而且不是沿着卷书长度方向，而是宽度方向。他在词与词之间不留空格，实质上也不存在标点符号。他的图表在他眼里是文章的整体部分，它们放置于文字栏目中，跟在引用文字的后面。

阿基米德写完信后，便将它带到港口，让人用船送往目的地。他的卷书经历的是冒险的航海旅行，回到它当初离开的地方－－亚历山卓。如果阿基米德留过一份信件副本－－这是当时的标准做法－－那么这份副本没有任何记录保留下来。或许，它在公元前２１２年叙拉古沦陷后随同阿基米德一起消失了。所以，一旦船只离开了港口，那封信的命运便不再掌握在他的手里。可这绝不是一般的信：这是他的著名文章《方法论》。

图书馆里

埃及的阿斯旺城，座落于北回归线上。这意味着，６月２１日中午时分，阿斯旺的建筑物墙壁不会投下任何影子。在亚历山卓可不是这样。在同一天同一时刻，那里的墙壁北边会有一道小小的影子。虽然两个城市的墙壁都是垂直地面的，并且太阳的光线几乎是平行的，两处的墙壁相对太阳光线的角度不同。阿斯旺的墙壁和亚历山卓的墙壁角度之差为七度。对于埃拉托塞尼而言，很明显地球本身表面是弯曲的，因为两个城市的墙壁都是垂直立于地面（地球表面）的。如果把地球的圆周划分成３６０度，阿斯旺和亚历山卓之间的距离相当于７度。通过测量两地之间的实际距离，我们就可以估算出地球圆周的大小。埃拉托塞尼在公元前三世纪思考这个问题，得出结果为二十五万斯泰笛亚（译者注：古希腊长度单位），这里一斯泰笛亚等于一百二十五步，也就是大约六百二十五英尺。这个结果跟今天为人们接受的量值（两万四千九百英里）非常接近－－古人的计算很巧妙。出于对这种造诣和成就的考虑，阿基米德将《方法论》一文寄给了埃拉托塞尼。埃拉托塞尼本人知识渊博，很可能也是他在公元前２３５年被任命为亚历山卓图书馆馆长的原因。

在埃拉托塞尼时代，亚历山卓还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它是由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３３１年４月７日下令建立的，不久它便取代孟斐斯成为埃及的首都。从公元前３０５年开始，它的统治者成为托勒密一世索特王，他具有希腊人－马其顿人混血血统，他所建立的王朝一直统治着埃及，直至公元前３０年埃及艳后克莉奥佩特拉自杀为止。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下，亚历山卓成为希腊文化的主要中心。到公元前２８０年，世界上第一个博物馆“缪斯神殿”建成了。它位于宫廷建筑群中，由一组建筑构成，包括一个很大的餐厅，一个带顶的小径，以及一个有歇息处和座位的拱廊，专用于学术讨论和聚会。正是在这里，埃拉托塞尼和其他学者们常常聚集一起，在小径上漫步，思考诸如地球圆周的问题，偶尔收到他们的朋友阿基米德的来信。他们的图书馆是古代史上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在那之前五十年，它的藏书量增长迅速，学者们开始系统地收集整理当时世界上的知识学问。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埃拉托塞尼的老乡兼老师、诗人卡利马楚斯尝试制作了一份图书馆目录，取名为“各大学科知名作者编目”。那是一项非常巨大的成就。它的内容占了一百二十副莎草纸卷书。它按不同学科范畴划分，在每一个类别里，作者按照姓名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排列并详细介绍。

由于顺风，从叙拉古出发、载有阿基米德信件的船只不用几个星期时间就应该抵达亚历山卓港。为海神波塞冬献过祭、一路受到保佑之后，有人应该将卷书交给了收信人－－那是最可靠的一双手，是学识渊博、对书籍爱护有加的埃拉托塞尼。埃拉托塞尼大概把阿基米德这封信置于图书馆中科学论著的专用书架上，它的旁边还有阿基米德的其它卷书论著。埃拉托塞尼极有可能将此信制作了多份副本；从阿基米德希望后世之人能阅读此信来判断，这一点肯定是他所预料的。其中一份副本应该是留在附近的“塞拉匹斯神殿”内保藏。“塞拉皮雍”（神殿当时的名称）内的卷册是从博物馆的副本抄写的，它们不但让性喜孤独的学者们使用，而且对一般公众也开放。埃拉托塞尼活了大约八十岁。晚年双目失明，据称通过自愿绝食而自杀。无论如何，他为阿基米德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那就（刚好）足够了。

我们知道阿基米德给埃拉托塞尼的信送到了亚历山卓，那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人在那里读过这封信。公元一世纪时，有人得到过一份副本。我们甚至知道这人的姓名：他叫希罗。希罗写过一篇著作－－《度量论》－－其中提到了《方法论》：“同一位阿基米德在同一本书中［《方法论》］证明，在一个立方体内的两个圆柱体相互贯穿，它们的底面与立方体的面相接触，那么圆柱体相交部分的体积是立方体的三分之二。这个结论对如此建造的拱形圆顶很有用处……”

希罗似乎因为要建造一个交叉拱顶而对阿基米德一直感兴趣，他的交叉拱顶需要从直线形石砌建筑中刻出圆柱形空间。这是希罗的专长，他还写过一篇拱形结构的著作。在我们调查阿基米德著作保存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的著作引起许多想借他的知识解决实际技术问题的人们之兴趣。

不过，请大家注意到，能够让我们追寻阿基米德著作历史的证据线索是多么的稀少。希罗的《度量论》只有一份手稿存留下来，我们能够判定他生活在公元一世纪的亚历山卓，只是因为太阳、月亮和地球相互之间的运动极有规律：在另一篇著作《测量仪器》中，希罗作为目击者描述了一次月食经过，他提到那次月食发生在亚历山卓港春分开始之前的第十天夜晚五更时分。伟大的古代数学天文学家奥托·纽格堡注意到，希罗描述的月食，与发生在公元６２年的一场月食吻合，在那前后好几个世纪内发生的其它月食都与之不吻合。而在那前后好几个世纪内，我们没有关于《方法论》本身的进一步消息。

媒介变化

对于古旧手稿的内容，没有别的因素比信息技术更新更具威胁性了，因为大量的资料需要转移，必须要靠人来做。从卷书到抄本（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书本形式）的过渡，是资讯存储历史上的一场革命（参见图３．１）。

抄本形式的引入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它从公元一世纪开始，直到四世纪末期才基本结束。最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过程如此缓慢。抄本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将知识纳入一种三维储存形式，而不是像卷书那样的二维形式。卷书有高度和宽度；抄本还有厚度。因为有厚度，抄本根本不必要像卷书那么宽：一个有两百张对开页（四百页）、六英寸宽的抄本，储存资讯的能力，与六英寸高、二百英尺长的卷书相同。因为抄本中每一页都很薄，你在宽度上大为节省，而只在厚度上增加少许。此外，为了阅读卷书上的资料，你必须在宽度上从一头走到另一头，而为了阅读抄本中所需的资料，你省掉了宽度，只在一两英寸的厚度上移动。“展开卷书”和“用拇指翻书”的区别是很大的。如果你想查阅一份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目录表，查阿基米德（译者注：这是A开头）不成问题；但是查芝诺（译者注：这是Z开头）呢？如果是个抄本，你只需要翻到最后几页纸，然后将书合上；但如果是卷书，你就得将几乎整卷解开，找到与芝诺有关的几行，然后再重新卷好。当然这样的事没有发生。如果目录较长，实际情形不会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卡利马楚斯的目录表由一百二十份卷书组成。如果卡利马楚斯的卷书誊写成抄本的话，所需抄本的数量会大大少于一百二十本。

没能完成从卷书到抄本转换的古代文献，就完全消失了。古人忽略、放弃卷书，道理就跟我们不再用每分钟七十八转的留声机唱片一样：它们成了过时的存储系统。二、三十年前，那些老式唱片还是大家喜爱的音乐录制方法，然而它们现在很可能是在垃圾桶里，而不是在留声机转盘上了。类似的道理，残缺不全的古代文献现在很可能在古代史垃圾桶里能找到。如果阿基米德给埃拉托塞尼的信依然留在卷书上，那么它就会先是被忽略，然后被放弃，最终被碾作灰尘。实际上，留在卷书上的副本正是那样的命运，虽然在垃圾桶里从没有发现过阿基米德文献的碎片。

尽管阿基米德很有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著作在信息技术更新中一定获得优先考虑。事实上，虽然阿基米德是个传奇式人物，他的著作很少有人读。他取得的成果中重要的部分，譬如对圆周率的近似值，变得非常著名，被广泛使用，然而很少有人会实际去钻研他的证明；那些证明根本就太难了。在这一点上，跟古代其他大思想家相比，阿基米德明摆着处于劣势。古代的荷马、柏拉图和欧几里德们在当时不仅被视为伟大而且不可缺少，因此他们的著作被频繁地引用，并被及时录制成抄本。阿基米德的成果太艰深，无法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很少有人能理解他。他的天才其实耽误了他。常常很久没有人打开卷书读他的著作，这些著作总是难以被重新抄录成抄本格式。希罗去世三百年后，另有一位叫帕普斯的数学家讨论过一篇阿基米德写的半规则多面体的论著。今天这篇文章已经不留半点遗迹。或许它根本就没被转换成抄本。那时它就在同“毁灭”的竞赛中输掉了。

在这个关键时期，保护阿基米德著作最不遗余力的人，叫做欧托修斯。欧托修斯大约于公元４８０年出生在巴勒斯坦的阿斯卡隆市。他不只是阅读了阿基米德的文章：他研究过这些文章，并作出了解释。欧托修斯当时遍访了各地著名的学术中心，包括亚历山卓，他在那里肯定遇到过一位名叫阿摩尼阿斯的老师。欧托修斯将他第一篇有关阿基米德的文章、对《球体和圆柱体：第一部》的评论，献给了阿摩尼阿斯，对这位老师凸显尊敬。欧托修斯在序言中说，如果阿摩尼阿斯赞同这篇文章，他还会针对阿基米德的其它论著写更多的评论。阿摩尼阿斯一定点头肯定了他的工作，因为欧托修斯接着又写了三篇评论－－关于《球体和圆柱体：第二部》、《圆的量度》以及《平面平衡》。欧托修斯花费了一番气力才找到阿基米德的著作。不论是抄本形式还是卷书形式，并没有太多剩下。阿基米德在《球体和圆柱体：第二部》某处曾允诺会证明一个数学观点，但他却没有做到。于是欧托修斯开始各处寻找。他写道：“在某一份旧的手稿中（我们没有中止寻找更多的手稿），我们读到的一些定理写得非常不清楚（因为错误），并在很多方面把图表弄错。但是它们跟我们要找的论题有关，而且部分保留了阿基米德爱用的多利斯方言，都是用的古代名字。”欧托修斯然后在他的评论中包括了对这段文字的解释。

欧托修斯的文章同他所评论的阿基米德著作一道存留下来。这一点很重要。欧托修斯和其他人一样，清楚地认识到新的信息技术的优点，并充分利用了它。正如光盘能存储的巴赫乐曲要大大多于唱片，抄本能包含的阿基米德文献要比卷书多出不少。看起来欧托修斯准备了一套收有阿基米德的几篇文章以及他自己的评论的版本，并用木板装订起来。从六世纪开始，我们可以想像阿基米德的一篇著作，抄写在一个轻便的羊皮纸抄本中，小心地夹在木制封面之间，与其它同类书信文献井井有序地贴放在一起。

风暴前夕

阿基米德写给埃拉托塞尼的信也许待遇不错，但却一点也不安全。时代在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朝着有利于阿基米德的方向。古代史上一个又一个拥有古老学术中心和所赖书籍的伟大城市被入侵掠夺。罗马４１０年被哥特人洗劫，安提阿５４０年被波斯人洗劫，雅典５８０年被斯拉夫人洗劫。公元三世纪时，亚历山卓城外可能存在很多份阿基米德信件副本；到了六世纪末，就已经很难找到这样一份了。亚历山卓城内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大约在公元２７０年，罗马皇帝奥勒良在与芝诺比亚女王作战中，毁坏了包括博物馆在内的一大部分宫廷建筑群。３９１年，亚历山卓的大主教提阿非罗洗劫了“塞拉皮雍”－－“缪斯神殿”博物馆下属的图书馆。４１５年，杰出的的女数学家希帕蒂娅被一群狂热无知的基督教暴徒五马分尸。对于阿基米德的信，亚历山卓不是久留之地，否则难逃同样的命运。

古代文明消失之时，众神也随之而去。当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后，许多古典著作即使不算危险书籍，也被当成不相干的书而遭到摒弃。这不是说基督徒经常有意毁坏它们，而是他们不再抄录这些著作。抄录者把精力放到基督教著作上。基督教学校的课程不可避免要包括一些古代作者－－修辞学必定包括荷马，几何学不能没有欧几里德，但是阿基米德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救世的课程中。很少有人能想办法弄到他的著作，即使有办法但真正读了的人更是少而又少。

在五世纪和六世纪，不论阿基米德骑的是哪个毛驴，总是有成群的野蛮赛马紧追不舍。所有的古典著作同“毁灭”的竞赛变得越来越紧张危急。唯一的问题是：它们该往哪里跑？唯一的答案是：君士坦丁堡。

躲进方舟

我和约翰·迪恩飞到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追寻阿基米德的历史踪迹。公元３３０年５月１１日星期一，世界上首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又译康斯坦丁）一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了这座城市。他的目的是把它变成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地中海文明古城中相对年轻。后来的皇帝们不断动用特权，对这座城市大量进行文化投资，使它与帝国首都的地位相称。基督教著作当然是重点：君士坦丁一世当时下令抄写五十本完整的《圣经》。然而古典名著在君士坦丁堡也属于关心的对象。３５７年元旦星期三，哲学家提密斯替阿向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呈辞中，描述了一项保护古典文学作品的计划。他提议在教堂内设立缮写室（抄录中心），将古典名著制作出新的副本，以确保帝国新首都成为一个文化中心。这项计划很可能付诸实行了：３７２年，一项圣旨传到该市地方官克利尔库斯，让他指定几名抄录人，四名会希腊文，三名会拉丁文，承担古籍的抄译和修复任务。４２５年，狄奧多西二世建立了文学和哲学研究的帝国基金会。更为重要的是，他在４１２年修建了巨大的环城城墙。

我和约翰·迪恩很快发现，阿基米德的线索近在眼前：他的几何学在君士坦丁堡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从５３２年到５３７年，查士丁尼一世以惊世之作、宏伟壮观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为“新罗马”加冕。这里是一位同时代的人普罗科庇乌斯对它的描述：

一座石砌建筑拔地而起，不是一根直线，而是逐渐从两侧收回、中间后退，从而表现一种半圆形状，也就是行家所谓的半圆柱形，它高高地向上耸立。这个结构的末端中止在一个球面的四分之一部分，在它的上方，另一个新月形结构被邻接的建筑部分拱起……在这些结构的两旁，几个圆柱立在地面。这些圆柱本身也并非简单的直线，而是以半圆向里退缩，好像舞伴之间相互让步，圆柱上方悬吊的是一个新月形结构。

圣索菲亚大教堂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建筑，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它是靠图形和数字设计的。不可否认它是数学家的杰作。其中一位是来自特拉列斯的安提缪斯－－就是《燃烧的镜子》和《不平常的机械装置》两篇著作的作者。第二位建筑师比安提缪斯年轻一点。他是来自米利都的伊西陀尔，他针对亚历山卓的希罗的文章《论拱形结构》写过一篇评论。安提缪斯和伊西陀尔是阿基米德学科方面的大师，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设计图，很有可能与刻在阿基米德墓碑上的图案相似。

六世纪时，数学界的圈子已经很小，而且一直在缩小。安提缪斯和伊西陀尔同欧托修斯很熟，这点毫不让人吃惊。欧托修斯针对帕加的阿波罗尼斯的著作写过评论，并献给了安提缪斯。伊西陀尔十分熟悉欧托修斯对阿基米德的评论文章。欧托修斯对《球体和圆柱体：第一部》的评论文章保存到今天，是因为伊西陀尔一名弟子将它抄录了下来。这名弟子抄写完之后写道：“来自阿斯卡隆的欧托修斯对阿基米德第一部书‘论球体和圆柱体’的评论，其版本由我们的老师、米利都的力学作者伊西陀尔校对”。然后伊西陀尔就在君士坦丁堡筹划了一个版本，收集了阿基米德的著作以及欧托修斯的评论。

阿基米德的著作来到君士坦丁堡，正是时候。伊西陀尔之后的三百年，就像大多数古典作品一样，他的著作也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以这个城市为中心的帝国开始经受内忧（关于圣像的冲突）外患（野蛮民族和阿拉伯人）。如果还有人读书的话，目的也只是专门支持基督教教义中引起争议的方面。君士坦丁堡这个城市为阿基米德和众多的古代作者做了一件不可推卸的事：它自己得以幸存。它是古代所有大小名城中唯一幸存、平平安安进入中世纪的城市。君士坦丁堡成为古代文学著作的方舟，而诺亚就是狄奧多西二世。伊西陀尔建造大教堂之前一百年，狄奧多西已经为这个城市修筑了巨大的城墙，来阻挡黑暗时代的风暴。

拜占庭复兴

８１１年７月２６日星期六，保加利亚可汗克鲁姆在普利斯卡之战中杀死拜占庭皇帝尼斯福鲁斯，并用他的头骨盖做了一只酒杯。这对于进入九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不是一个好的开端。经过三十年、六朝皇帝之后，事情从表面上看并没有多大改善，当时登基的是有名的“酒鬼”迈克尔三世。然而事实上，学术气氛正在改善，８６７年巴西尔（又译瓦西里）一世刺杀迈克尔后，更是如此。在巴西尔一世的统治下，君士坦丁堡迅速成为地中海国家里最伟大帝国的首都。他建立的马其顿王朝以文治武功名扬天下。君士坦丁七世写了一本治理国家的书，而巴西尔二世在１０１４年俘获了一万四千名保加利亚俘虏，每一百人中将九十九个弄瞎，剩下那个运气好的负责将同伙领回家。尽管仍然野蛮落后，君士坦丁堡毕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九至十世纪著名的拜占庭“复兴”产生了雄伟的建筑和完美的艺术。我和约翰仍能看到并拍摄过去的皇宫，当我们回到巴尔地摩后，又拍摄到了亨利·华尔特收藏的、用灯光精美装饰的拜占庭手稿。然而这场文化复兴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学者们从图书馆端起长期无人问津的古典著作开始阅读时，他们同时也开始复制这些著作。这些读者中声音最响的当数一位杰出的政府职员，两度担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佛提乌斯。他编辑的《丛书》收集了他所读过的著作，包括作品内容、作者风格和生平的摘要。正如奈杰尔·威尔逊所说的，随着《丛书》的出现，佛提乌斯发明了书评。很多原因使得《丛书》的价值无可估量，而最显著的原因是，它让我们认识到佛提乌斯时代的君士坦丁堡仍然拥有各种大量的古典藏书。不可否认，学者们认为佛提乌斯的某些话有点可笑。譬如，他声称读过古希腊演说家希佩里德斯的著作。因为君士坦丁堡从来没有第二人提到过希佩里德斯完整的著作，而且到今天这些著作没有任何抄本保留下来，所以大家认为这一点不大可能。虽然如此，佛提乌斯搜集到的统计资料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他所谈论的三十三位史学家，其中二十位的著作现在已经不为人所知。

九世纪的抄录者抄写古典文献时，他们的书写方式和伊西陀尔时代的方法大不一样。九世纪之前的文字书写全是用大写，技术上称为古抄本大写字母。九世纪之后，一般人开始采用一种新的书写方式，技术上称为草书小写，它的字母跟大写不一样，可以连在一起写，占用的空间更少（参见图３．２）。

草书小写很可能首先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的政府机关信件、文件和帐目中。草书小写使得书写速度加快，字母更容易拼写，每页能写下的字大大多于大写的方式。到九世纪中叶，它也出现在宗教和科学文章中。六世纪或者更早之前的许多大写抄本有计划地被转抄成小写文本。出于同种原因，这种文本抄写方式的改变，跟卷书到抄本的转换一样，给阿基米德著作的保存带来了显著的困难。五世纪和六世纪保存下来的大写抄本少得可怜，因此十世纪的学者在复制完小写抄本后，就把大写手稿销毁了。大写抄本变得越来越难读，它们在转抄结束之后就没有用了。几乎所有古希腊作者的每一篇著作，都依赖于极少几部九、十世纪在君士坦丁堡抄写的小写手稿。阿基米德也不例外。实际上他的著作只有三部手稿可以依赖。

这是很基本的一点。热维尔已经谈到和将要继续谈到的所有一切，仅仅靠三个物质对象而得以幸存。我书桌上的古抄本就是其中一个对象。

阿基米德ABC

这三个对象被称为“古抄本A”、“古抄本B”和“古抄本C”。它们包括一些共有的文章：所有三个古抄本都包括《平面平衡》；A和B包括《抛物线求积》；A和C包括《球体和圆柱体》、《圆的量度》和《论螺线》；B和C包括《论浮体》；古抄本A是《锥形体和椭球体》、《数沙者》的唯一见证；古抄本C是《方法论》、《十四巧板》的唯一见证。

所有这三个古抄本看起来很有可能是九世纪初期对阿基米德著作重新燃起兴趣的结果。当一位抄录者抄写完阿基米德古抄本A中的《抛物线求积》一文后，他写了一段奉承的话，但不是给阿基米德的。他写道：“几何学家里欧，祝您成功－－祝您长寿，缪斯亲爱的朋友。”这个里欧几乎可以肯定是在公元８２０年代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私人讲学的那个里欧。人们称他为哲学家里欧，显然他是一位有才能的老师；一位在他指导下研读过欧几里德的弟子于８３０年被阿拉伯军队俘获。他对里欧学识渊博的描述足以促使国王哈里发劝诱里欧去巴格达。谢天谢地，他没去。里欧显然是个博学者，而且是个实用派。他在君士坦丁堡和帝国边境之间建造了烽火信号台。大数城以北边境有紧急情况出现的话，信号可以在一小时之内传到首都。公元８５０年代后期，里欧的能力得到了回报，他被任命为皇宫内一所学院的院长。他肯定在挑选教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选中的教授之一名叫西奥多，是一名几何学家。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阿基米德在这所皇家学院里成了学习和抄写的对象，古抄本A就是在这个学院里抄写的。巴西尔一世于８６７年的即位，保证了学习阿基米德论著至少暂时不会有危险。

我们稍后会对包括阿基米德论著的三部手稿的历史进行详细的追踪。但现在，重要的是懂得古抄本A和B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只有它们的副本和译本。因此，古抄本C不仅是含有《方法论》、《十四巧板》以及希腊文《论浮体》的孤本，它还成为幸存最古老的阿基米德论著的希腊文手稿，具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古抄本C就在我的书桌上，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制作的。

古抄本C

古抄本C跟大多数中世纪手稿一样，不是抄写在纸上的；它是抄写在动物后背上。动物皮是一种淘汰后的精炼产物，很难想像它还能作别的什么用途。然而，兽皮具有两大优点：第一是柔软，帮助身体活动；第二是有韧性，使动物能够承受各种打击。除了火和大水之外，兽皮非常适合地球上的动物，而且，经过一定处理，同样的优点使它成为出色、耐用的书写表面。经过这种处理的兽皮，俗称为羊皮纸。

羊皮纸的发明地，是小亚细亚的帕加马－－或者传说如此。国王欧迈尼斯二世想让自己的图书馆赶上亚历山卓图书馆，所以托勒密王朝在公元前二世纪初开始禁止从埃及出口莎纸草。羊皮纸是欧迈尼斯自制的替代物。尽管如此，直到古抄本开始出现，羊皮纸才得到广泛承认和使用。莎草纸确实具有拉伸强度，但它在折叠时比羊皮纸更容易断裂。因为都由折页组成，羊皮纸做的古抄本比莎草纸做的保存得更久。羊皮纸比纸张更耐用，所以需要长期保存的证书和奖状有时还是印在羊皮上。

羊皮纸的制作并不对所有人的胃口。肯定不对热维尔的－－他是个素食者。这里谈一谈制作过程。先将动物杀死，放掉静脉的血。将皮剥去；切开下腹部，割掉四肢并将皮剥掉。将石灰石烧热，调制稀释的石灰溶液，将皮放入一大桶溶液中。石灰溶液能破坏有机组织：它能分解表皮和皮下脂肪，使皮上的毛容易脱落。内层真皮本身不会受损伤。这一层主要由胶原质组成。胶原质是一种蛋白质，其中的三个氨基酸分子链沿长轴形成螺旋结构。这些分子链交叉排列，形成的纤维没有明确的末端界限。胶原质是羊皮纸的关键成分；有了它羊皮纸才会韧性好。过几天后把皮从桶里拿出来，放在木梁上，用一只钝刀使劲刮。一旦刮掉最明显的脂肪和毛，就可将皮装到木框上。在晾干的过程中，它们会收缩拉紧。一旦变紧之后再用刀刮－－这回是用一把锋利的半月形刀。将它们从木框上割下来，羊皮纸就做好了。

想像叠成一堆的几份报纸，上下用木板夹住，然后把这整块缝在一起，这其实差不多就是十世纪拜占庭手稿的大致构造。这里的报纸（称为一刀或一折）通常由四张嵌套的双面纸页组成，它们叫做折页（bifolios）（参见图３．３）。这就构成一份报纸的八张页面（共十六页），记住，研究手稿的人称它们为对开页（folios）。因为从一头羊身上能得到两份折页，阿基米德幸存手稿中的羊皮纸折页需要二十四头羊才够。制作一刀羊皮纸，先要将羊皮切成合适大小，再用一块轻石刮擦使它起绒，让表面显得透明光滑，以蛋清色为主。这就是阿基米德和其他学者著作的承载体。

现在再来谈墨汁。它的制作过程更有意思。先调制五倍子酸溶液。五倍子酸存在于橡木伤疤（五倍子）中，它是橡树上的增生物－－橡树对昆虫和虱子感染的反应。它由碳、氢、氧构成，能够让胶原质这样的有机组织收缩。因此墨汁能够蚀刻到羊皮纸中，并留在那里。将五倍子碾碎，用水煮开。在溶液中加入硫酸亚铁（别名绿矾）。墨汁颜色主要来自于此。它是铁和硫酸的化合物，常见于黄铁矿中。然后需要在溶液中加入一种增稠剂。有些属于豆科的树受伤后，树皮会通过所谓的流胶过程生成树胶。阿拉伯树胶来自非洲生长的阿拉伯橡胶树（洋槐）。黄芪胶主要成分是黄耆粘胶，由小亚细亚的黄耆类灌木制成。如果是在君士坦丁堡制作手稿，用黄芪胶可能更方便些。今天它仍被用作药片的糖衣。为了满足制药工业大量生产的需要，人们在树皮上割开口子，插入木楔接胶。树胶的化学成分复杂多变，但它的基本元素包括碳、氢、氧以及钙、镁、钾之类的金属。制成的混合液写在羊皮纸上随着氧化才慢慢变黑，所以可再加入一些碳黑。这样就能一边书写一边看到所写的东西。将整个混合液充分摇匀，就得到了古代手稿抄录者用以抄写文字的墨汁。

让我们来看看，里欧去世大约一百年之后，一位抄录者准备开始工作。我们可以想像出这位抄录者，因为有那个时期抄录者抄写著作的画像存留下来。当我们看见他时，他已经对这些步骤很熟悉了。他用一把尺子在羊皮纸上画出直线，使每栏文字不致偏斜，他在石头上将芦笔磨尖，将笔嘴从当中切断以便墨汁流动；他准备好墨汁，将墨池放在桌上，他旁边还放了一把刀，可以用来修理笔尖或刮除出错的地方。他准备好了一应专业工具，这些神秘工具将把人类的声音记录表达出来。我们看见他坐在椅子上，准备开始抄写。他没有一张写字桌，也不需要它。他会在腿上写，将羊皮纸下垫一层木板。他面前的架子上放着一部古抄本。这就是他打算抄录复制的古抄本。

在我们看他抄写之前，先让我们想一想他面前架子上的古抄本。那个古抄本跟抄录人打算制作的抄本看起来一样吗？它是六世纪伊西陀尔时代的古抄本，还是小写古抄本？它是包含按序排列的相同文章的单抄本，还是几部古抄本前后叠在一起放在架上？到现在为止，我们对抄录人所用的原始手稿（一部或多部）仍没有足够的了解。从文字上判断，他所抄写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来自古抄本A。他完全有可能抄写的是六世纪手稿，然而这点无法最终证明。对于我们的手稿，这也许是最为重要却没有答案的问题。

尽管如此，抄录人完成了他的抄写工作。他抄写的每一份对开页大约为３０乘以１９．５厘米。他的书写排列是每页两栏文字，每栏包括三十五行。他的抄本页边空白留了很多，所以总的算来每一栏高２４厘米、宽１４．５厘米。显然，阿基米德给埃拉托塞尼的信－－《方法论》－－只是他所抄写的论著之一。现在的手稿是从《平面平衡》的结尾开始，接着是《论浮体》，然后才是《方法论》。《方法论》后面是《论螺线》、《球体和圆锥体》、《圆的量度》，最后是仅有一个对开页的《十四巧板》。我们的抄录人是一位行家里手，用的是十世纪中后期流行的草书小写。奈杰尔·威尔逊说，他的笔迹有些像另一份９８８年的手稿的笔迹，那份手稿现存于帕特莫斯岛上的神学家圣约翰修道院。抄录人并不明白所抄写的内容，然而，正如热维尔下面要解释的，这反而是件好事。我们可以认为他没用几个月就完成了抄写计划。但是我们只能猜测原始抄本的真正内容和范围，因为我们现在缺了开头、结尾以及中间几大段。实际上，这本手稿一开始完全有可能包括了更多的阿基米德论著。

我们的抄录人复制的这部古抄本，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九、十世纪拜占庭文化复兴的产物。跟大多数拜占庭手稿一样，我们不知道是谁委托制作的，甚至不知道读者是谁。实际上，从页边缺乏注评这一点判断，它好像使用得不多。但所有这些都不重要：这本书是含有《方法论》、《十四巧板》以及希腊文《论浮体》的孤本。即使我们的抄录人在其一生中什么别的都没做，他的一生仍是很有意义的一生。

我们讲的是一个有关生存的故事，是在千变万化的可能性中生存，在一种创造和毁灭几乎同步的消耗过程中生存。许多卷书被碾碎；许多抄本被焚毁。我已将你带到幸存的阿基米德最古老的文字面前－－阿基米德的思想保藏在羊皮和铁元素的高度有序排列之间。然而，这是十世纪的产物－－跟阿基米德时代相比，十世纪离我们现在更近。十世纪的羊皮书抄本跟公元前三世纪的卷书没有任何相象之处。阿基米德的信件被抄写的同时，它们的形式也被改变，幸存下来的著作跟阿基米德本人写过的信件完全判若两样。阿基米德肯定认不出它们，也看不懂其内容。这一点很重要，不过要说明原因，我们还得再次向专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