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纪念反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基本上认同学者徐贲先生的说法。他说：“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为了釐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世界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而我之所以说“基本认同”，就是另有个别部份，我是不太同意的。比如，记住过去“不是要算账还债”。据说徐先生已定居美国，他的观点或许适用於大洋彼岸，但不大适合於我们这块土地。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土地是呻吟的土地，哭泣的土地，流血的土地。从镇反到六四，运动无数，死亡无数，殃及无数。可是，运动的发动者，制造者，领导者，执行者至今一句交代的话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没有，一点悔罪的意思也没有，而是发文件，下禁令，搞愚民政策，要求遗忘和实施强迫遗忘。要知道，毛泽东搞的所有政治运动，都属於群体性伤害。伤害最深的是社会底层，普通公民，无辜百姓。这是最严重的社会伤害与民族伤害。因此，我们有权要求算账，共产党必须还债，况且很多是血债、命债。在中国，“算账还债”是“釐清历史的是非对错”的重要组成部份。有了对施暴者罪行的揭示和受难者倾诉痛苦的权利，其实也就给了执政者一个悔罪的机会。只要他们请求宽恕，中国的老百姓立马就宽恕。不信，请当下中共十七大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们试试。

那么，欠债几多？最完整的“账本”，就是各种档案、绝密文件、秘密会议记录、秘密调查报告、秘密计划、秘密决定、秘密决策等等。这些要紧之物，官方是不会解密的，不会公开的，更不会退还给你。有例为证：去年（2006），我到成都，向四川省高级法院索要作为“现行反革命”罪证的十六本日记、札记和手稿。人家热情接待，细心查找，让你等个够，等到最后给你一句怀着歉意、带着温柔的答覆：“对不起，我们找不到。”请注意：人家是说“我们找不到”，可没说“东西没有了”，更不说“东西找到了，就是不给你”。狡猾得这样出色，无赖得如此完美，想发个脾气都叫你发不出来，不愧执政五十年哪！回到北京，就气倒在床。

自从《往事并不如烟》（牛津大学出版社版为《最后的贵族》）出版，很多人给我来信或打来电话，说：“我也想写，但因不是名人，写了也没人看。”我听了，一再解释，且焦急万分。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底层搭筑而成。普通百姓的记忆当是社会最真实、人类最重要的记忆。个人的记忆，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才能成为共同记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政治运动伤及百姓都以数十万计，乃至数百万、上千万。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性回顾，都属於共同记忆。由於执政者长期查禁和亲历者大部份死去，原本的“共同记忆”就成了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莫过於今年（2007）六月四日《成都晚报》第十四版登出的“向坚强的六四死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语。我刚看到它，心潮汹涌，立即给成都朋友发送邮件。说：“我一整天都在激动！这个民族没有死灭，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地表达我的钦佩和敬意。”很快，兴奋成了伤感。原来它的顺利出台，是因为报社从业人员根本不知“六四”为何物，不知“六四死难者”为何人。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正在流失，正在有效地、迅速地流失。掐指算来，距离天安门广场那个血色夜晚，还不足二十年，而我们的年轻人已茫然不知了。这是愚昧瘠贫土壤培育出来的硕大无比的时代苦果，让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来咀嚼吞咽它。

我非常尊敬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女士。多少年了，她坚持不懈地调查文革的死难者，调查他们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家庭、死因。与宏大的文革往事相比，她做的事简直就是碎片，就是粉末。千万别小看这些“碎片”和“粉末”，它们是珍贵的原材，每一片、每一粒都粘肉带血。它们还是强力粘合剂。由於有了它们，“文革”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才有难以撼动的基本数据和无法涂改的基本轮廓。有了数据、有了轮廓，就有了真相。人家王女士在美国，做了我们本当做的。我们当中有谁在调查“六四”的死伤者？须知，这是最低限度的事情。难忘那个不断挥臂挡住坦克去路的瘦弱青年。他死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根本不知道他姓什么，是从哪里来。可为什么那些政治人物都没死，那些社会精英都没死，那些学生领袖也一个没死？死的都是无名之辈、可的孩子。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提起那些倒地之后就再没有爬起来的孩子们，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十八年了，为什么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俗话说：雁过留声，人死留名呀。我尊敬的另一个人，是个不知名的安徽作家。三年前一个深秋的黄昏，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是个小小行政干部，也是个小小作家。要求和我见一面。我说：“天色已晚。明天找个茶社或饭馆，我们边吃边喝边聊吧。”“不。”他说：“我要说的事，是不能边吃边喝边说的。”口气不容商量，我答应了。心想：什么话，有这样重要？第二天傍晚，他来了。尽管初次见面，可浓重的乡音，把我俩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之后，就进入正题。他说：“章老师，我看了你《往事》，我也要写我的往事。”“好呀！”他说：“你写的都是上层，我要写底层。”“那你能简单说说吗？”“简单说，就是你写贵族，我写飢饿。”说着，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卷图纸，说：“我要写的都在这里。”

图纸平铺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们像是农家村落平面图，毛笔手工绘制。除了猪圈，鸡舍外，其余均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个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写着三个人的姓名，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一个。他抬眼望着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像是农家院落的平面图。”“章老师说对了。这是我家，是1958年的家，一个几十口的大家。”他逐一指给我看，讲给我听：哪间屋住的是父母，哪间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间是伯父婶娘，哪儿是兄嫂子侄们的房子。继而，他抽出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是1959年的家，第三张是1960年。每张图的格局都一样，可房屋里标注的姓名，越来越少。翻到最后一张——图上，一个小屋里，只有一个人的姓名，其他房间都是空白。我说：“只剩一个人了吗？”他抬眼望着我说：“只剩一个人了。”“剩下的这个人，还活着吗？”“还活着。”“他在哪儿？你认识他吗？”“他在这儿，就是我。”愕然，哑然。悲而喜，喜而悲！过了好一阵，我问：“原来的人去哪儿了？”“都饿死了。章老师，整整一个村子都是黄尘滚滚，不见行人哪。”天乎天乎，百姓何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泪水沿着面颊滚落。他告诉我：成了孤儿，自己就立誓——长大后一定要写家史，写飢饿史。后来，村干部可怜他，负担了他的生活，又供他上学。孩子聪明又用功，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还入了党。但他一刻不曾忘记当年的誓言。他对我说：“我要提前退休。”遂指着图上那间小屋说：“我要回到这里，开始写往事。把我家的往事写完了，就写邻居的；把我们村写完了，就写邻村的。一个村、一个村地写下去。”五十年来，多少鲜花是盛开在剧痛、死亡、刀口和不幸之上的。现在，他要摘掉艳丽的鲜花，恢复原貌，原色，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