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清楚，用《毛澤東時代為什麼沒艾滋病》做標題並圍繞此標題來闡述問題，一定是會招來讀者的竊笑與隨後不屑一顧。的確，我們人類社會發現第一例艾滋病是起源於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所以，若我們用有無艾滋病這一指標來以此粉飾頌揚毛澤東主政時代，社會清潔衛生與健康，這顯然是信口雌黃和有失公允，招致迎頭痛擊是在所難免的。但，值得我們社會大眾所關注的問題，不在於艾滋病從發現到大面積蔓延時間前後，而在於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與時間點上，那就是與我們的改革開放——風雨同舟了。

我們把艾滋病與毛澤東主政時代的社會給下個無關的定語，這一定義絕對可稱得上是一致無異議地通過。但，我們在說到性病的低端產品——楊梅大瘡時，若我們再想說明，這也與毛澤東主政時代是格格不入在那個時代裡，一夜之間在我們人間社會消失盪盡了，想必就有不同聲音發出。其實，我們也知道就消滅一詞來說，只說明在一定時期里，病毒被嚴格的壓制，致使沒復活的可能而已，並不能說此病毒就此不復存在和沒絕，只要管制一有鬆懈再又有適宜的土壤氣候與養分濕度，一度消失的東西就有可能，以幾何倍數的速率，在各地死灰復燃星火燎原，其鏈式反應易如反掌地輕而易舉。

在毛澤東主政時代裡，我們社會大眾群策群力，把有二號艾滋病之稱的——楊梅大瘡，給徹底地遏制並剷除了滋生溫床。那年月，誰若染上楊梅大瘡，這事必將成為當時社會的罪人——貽害社會他人健康還能算得上是個人隱私麼？除此之外，染上楊梅大瘡另一個標緻是與個人有無廉恥觀是緊密聯繫的——只有性濫交才有可能楊梅中標，染者自然而然就要成為社會大眾發指與歧視的對象，誰還敢——世外桃源甘做風流鬼呢？

我們不妨在重溫和回顧毛澤東同志時常告誡黨內同志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緊緊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積極調動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我們的事業才能戰無而不勝。”號稱是艾滋病第二的——楊梅大瘡，毛澤東主政時代給切斷了生存的空氣與血液，我們再換一個角度來看待如今這談虎色變風聲鶴唳不可一世的艾滋病，若是在那個時代裡被發現，我想，這個答案我們一定是可以用被——剷除一詞來形容了！這一假設不是沒有事實根據，因為——楊梅大瘡，在那個年代時期下的科技水平而言，也稱得上是——黑死病不治之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