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汉奸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

《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十六个片断》／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８月第１版／２２．００元

冯道，一个本不那么有名，在简要的中国史中可以省去的角色，却连遭黄仁宇和葛剑雄两位名史家的惦记，完全是因为历史和道德在晦暗中干干脆脆撞出的电光石火仿佛照亮了新时代的前程。

冯道的一生，简单来说就是在兵强马壮者依次坐庄的五代，能以宰相、太师或太傅的高位，“历事四姓十君，视丧君亡国，未尝屑意”，这还不包括出仕契丹。正史中最邻近冯道时代的《旧五代史》对他做了两歧的盖棺论，既说他履行郁有古人之风、宇量深得大臣之体，并且做了不少有益于乱世民生的好事；又批评他的不忠。冯道并不觉得自己的歧路，自号“长乐老”，自评“在孝于家，在忠于国”，以致被“秀才教”中的欧阳修痛斥“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在欧阳修的时代，冯道就是这样一个“无廉耻”的典型。但千年后，其两歧的意义却引发黄仁宇“大历史观”下的一段生花妙笔：“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用道德解释历史，操之过急，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

黄仁宇想用历史解释代替道德评判，葛剑雄并没有采纳这个新范式，而是在否定旧的道德评判标准的同时继承了旧的道德评判逻辑，认为与“忠臣”和“隐士”相比，冯道“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冯道的“第三条道路” “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这段调子不断升高，针对的却是欧阳修的分析，因为欧阳修认为与冯道同时代的士人虽然死节的少，但其原因之一是“高节之士恶时之乱，薄其世而不肯出”。显然，在葛剑雄眼里，冯道才是真正的历史英雄，是具有超出其自身时代意义的大英雄。

葛剑雄论冯道是从前南斯拉夫说起的，“由于国家分裂，新建立的国家与原国家间、新建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人们实在无法在忠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种宗教，甚至哪一位家庭成员间作出抉择，往往非此即彼，不能兼顾”。葛剑雄还计算了一个很有趣的“数目字”：从后梁肇造到黄袍加身，“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欧阳修效忠的这个宋朝在开国时就会面对一个没有文人为之效劳的局面。”用数字推理塑造虚假集体的手法固无太多需要讨论的。但将这段话与“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其中隐约闪现的指向未来之雄心。

与道德相关的历史叙述，从来就不仅关乎其时与当下，而且面向未来，这是放大历史的精义所在。黄仁宇、葛剑雄都在由“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为历史学和现实社会的现代化开辟道路，道德是最好的“试金石”，冯道的“上升”和海瑞的“沉沦”，背后都有深意存焉。

不提供历史和历史学的多个面相，而巧妙地以后世眼光褒贬古人、启示来者，与现代史学之真意相去有间。但埋伏深重的正是现代史学的自大，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节点上，历史被放大。冯道，这个极端年代的极端典型，获得了面向未来的机遇。

“大历史，小道德”；或许只有缩小历史，才能发现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