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转发解放军报5月23日的“军事化救援是世界自然灾害救援新趋势”一文，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第一篇检讨军方应对突发自然灾害能力的好文章。好就好在军界中的知识分子总算有人站出来说了句大实话，承认出动“直升机不仅可以直抵灾情严重的核心区域，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救援行动的高峰期均可以有效地突破交通瓶颈和种种屏障，灵活地展开救援行动”。尽管这位专家在回答记者的整个提问中完全不谈空军在这次救灾过程中以十五名空降兵取代应及时出动的直升机和特种部队奔赴震中参与救灾的重大失误，按照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已是很不错了。

回顾地震发生以来军方上层的反应，世人不得不对军方几位掌门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产生质疑。国家有难之际，你们迟缓错误的对应措施至少令人觉得你们不称职。至于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只有你们自己才清楚了。这次军方在地震发生二十四小时之内没有及时出动直升机和特种部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为国家决策高层提供准确信息的现象，是大家十分关注的问题。空军上层竟然有人在现场托词，推迟出动的表现让一国总理勃然大怒，不惜撂下很话。这些现象暴露出中国军事体制中的一系列弊病，引发人们对指挥层应对突发战争和灾害能力的担忧。从当年中国人开始追求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家政治和军队体制的改革一直被划为禁区，保留着不少“被人遗忘的角落”和少数政治高层人士的特权。当少数人，甚至权利顶峰的个人利益复合于民众时，则国家昌盛人民幸福；反之，则祸国殃民。这种现象在共产党“为民执政”的历史上就已多次出现，照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说法，严重时可“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有史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没有建立起对这种与皇权勿异的特权的任何限制。这种连马克思也一再批判的上层建筑严重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情况，长期以来人们只能看在眼里，却谁也不能说，更不能提改革一下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有权利知道究竟是谁给予的这种保留特权？改革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要求和需要，它理所当然应涉及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改革不是任何个人和党派的意识和指令，更不是只为任何阶层和党派的一己之需。

至一九一一年推翻满清实现共和，中华民族一直在追求成为一个“民国” 或“人民共和国”。从推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到尝试共产主义和退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少代人为之浴血奋斗，不惜付出终身。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奋斗过程中，广大民众多次看到希望，追随而至，奋斗其中，又重复地跌入失望。一代一代的周而复始，探索着民族强盛之路。可以说我们已经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但还是没有达到原定的目的。

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是共产党人“为人民”打江山的年代，并且共产党还为这片土地上生养的民众规划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为实现这一理想，共产党人发动民众，取信与民众，然后以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一直是共产党“为人民”坐江山的时期。其中口号已变过多次，国策方针也修改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但政治架构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伟人一挥手，全国人民跟着走”的状态。几代人过去了，毫时已近一个世纪，却谁也没有兑现让人民坐江山的承诺。试想一想，当年的共产党人要是告诉国人，若让其取国民党人而代之，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仍是六十年乃至一百年也无法实现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是的，推翻清王朝，皇权是没有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党权。哪一个政党获得政权，都是让其党阀之权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执政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从推倒皇帝之日起立即就建立起来的一条不成法理的禁律。

在总结回顾地震发生以来的一些重大决策失误时，让我们一并检讨相互关连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对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各项重大难题是会有所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