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64的法理和人情

齐楠木

1989年发生的64事件可以算得上中国近几十年影响最大的群众运动之一，19年过后的今天，怎么评价64依然是个难题。正面和负面评价相去甚远，从法理和人情不同角度看可以有不同的结果。历史过程无法假设，历史分析不排除假设。

假如示威发生在欧美等地，会有怎样的走向？
假如温家宝当时是最终决策者，他会怎样处理？
假如现在有人号召游行和堵军车，有多少人会响应？

我觉得从法理看，即使用欧美政府的标准，大概还是政府小错，学生大错；从人情和政府人民关系看，政府大错，学生小错。

学生
过于浓烈的幻想和感情色彩。
幻想政府和解放军不会开枪，所以才会堵军车，在美国不敢这样做。
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愿望良好一腔热血，绝食、占领广场等行为都是合理的。

学生热衷于用大规模群体运动表达意愿，多少受了文革的影响。学生干部的政治热情驱动学生走向激进和决绝。学生群体缺乏统一的观念和思想，所以无从讨论谈判的妥协艺术。当政府开始有所退让的时候不知道见好就收。当政府不肯再退的时候，意气用事悲观地走向了推翻当局的对立面。骚乱多数始于有一定诉求的群体行为，动机和结果没有必然联系。

政府
处理学生问题手段过于简单和愚蠢，对大规模群体运动的定性沿用了文革方式，对话和解决矛盾缺乏坦诚。决策者习惯于用军队暴力解决对抗问题，总以为自己代表了国家利益和沉默的大多数。应该说，社会秩序需要恢复，关键是方法，64本可以不用军队和平解决，即使到了64这一天。

无论从哪个角度，64是一出没有胜利者的大悲剧，政府国内声望跌到历史最低点，国际形象倒退30年。

64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不可再犯的深刻教训，敦促我们尤其是当年的学生及家属和现今的政府继任者反思。

将来的某一天，64肯定能够重新评价，或许已不是双方各自期待的结果。

200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