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你在哪一个队列里？ 　　首先要感谢范美忠。不管是他的行为也好，还是他为自己行为的辩护也好，他都尽量还原本真，从而至少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在这几天的时间里，一遍遍地询问自己：假如身临其境，在“５•１２”那样的８级地震面前，我的“本能”反应会是什么。 　　我曾经做过教师，我爱自己的学生；我是一个成年人，深知保护未成年人是自己的职责，因此我非常想加入谴责范美忠的大军。但是，我发现，我没法理直气壮地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一定会救我的学生。”因为，我从来没有面临过这样的生死考验。而当我听到别人不假思索地这么说的时候，我一边青眼相向，打心眼儿里敬佩他；另一边忍不住就要悄悄翻白眼仁，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他——道德高尚的人，从来都是少数，我不要一不小心，敬佩了一个道德水准跟我差不多的人，这还不要紧；怕的是敬佩了一个比我还不如的水货。 　　另一方面，虽然我承认人性的缺陷，理解范美忠当时的举动，但我又不甘心为这种临危一跑作辩护。因为，仅从地震报道不完备的资料来看，除了那些跟学生一道没有跑出来，不幸遇难的教师外，救护学生的老师，似乎是多数。 　　毕竟灾难没有像电影那样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提供一个更惨烈的场景，一方面，让范美忠或是沿着“本我”继续跑下去，就像克拉玛依大火里扬长而去的领导们一样，让我们轻易找到道德制高点——就算找到这样的“道德制高点”又有什么用处？孩子们惨烈的遇难、我们激愤的谴责，提升了领导们的道德水准了吗？没有！另一方面，则是让范美忠被“超我”拉回来，提供另一个“战胜”自我的人性范本，而后者并不是没有可能。 　　总之，我对自己的道德没有１００％的把握，所以很自觉地不去沾“高尚”那一队列的边（但我不否认高尚的存在）；但同时，我又很不甘心，站到“跑”的那一队列里去。最终，我只好把自己归在“首鼠两端，不知所措”的这一类人里。我觉得，在没有亲历大地震考验的人里，我这类人是大多数。 　　你会发现，我们这群人做人最难。因为，在当今社会上，除了那些高尚得没有了实际操作性的道德标杆外（比如为人民服务。一方面，如果我们每天为每一个“人民”服务，不仅在主观方面没有可能，即使有可能，也会在客观上惹得领导很不高兴；另一方面，我也是人民之一，却通常发现，没有任何人为我服务——当然付费是另一回事），并没有一套“手册”式的行为规则，供我们哪怕在一个５级地震面前，可以免除“灵魂考验”的恐惧。嗨，套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行话：范美中现象，凸现了当今社会行为准则的缺失。 　　换句话说，灾难会震出你这个社会机制的所有薄弱环节；如何在今后扎扎实实地建设或缺失、或极不完善的社会机制，才有可能在下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让我们这些没法高尚、但又不甘“临危一跑”的大多数，不用在高尚的人面前显得自卑，并冒被指责为“不道德”的风险；也不用跟着指责范美忠，以掩饰自己的怯懦，并冒被指责为“打太平拳”的风险。 　　建立这样的机制困难吗？我想困难是有，但没有想象的那样困难。在这方面，或许空乘的一整套灾难应急机制就可以借鉴，至少会给我们有益的启迪。你会注意到，在飞机上的一整套自救措施里，很耐人寻味的一条是如何佩戴氧气面罩。空姐用最温柔的声音告诉你，假如你带有婴幼儿，那么，首先戴好你自己的氧气面罩，然后再给婴幼儿戴上氧气面罩。 　　我们要这样一个社会机制，在灾难面前，我们有尽量多的掩蔽所；我们都懂得基本的自救和救人——包括怎样救助孩子——这样才可以将人的生命损失减少到最小；这样，我们才能对那些做出了高尚举动的人报以不失自我尊严的尊敬，同时对那些做出了不那么高尚的事情的人报以理性的宽容。 　　写到这里，问题出来了：建设这样一个社会机制，基础是什么？是应该选择高尚者的道德标准呢？还是选择不那么高尚的人的道德标准？ 　　 、 可否以高尚者的标准来制定行为准则？ 　　看我提出这个问题，肯定会有朋友哂然一笑：既然是要制定一个类似准则一样的社会机制，不用说当然要取高，因为以高尚者的行为来要求其他人，整体的社会道德才有可能提升。这话听起来不错，但却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你发现在现实中往往行不通。 　　为什么呢？以高尚者的行为来制定准则，首先会使规则笼统化，成为不具有操作性的一纸空文。范美忠是教师，“５•１２”大地震中生命损失最大的是学校，我们就以教师、教育系统来举例。 　　我们目前最通行的对于教师这一职业的描述是：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神圣的职业、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一类的描述，就是按教师中高尚者的标准来诗意地定义的。这些定义实际上把所有教师假设到了一个神圣的位置上：既然你做了教师，你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了，你就神圣了，你就光辉了——一句话，你不是人，是圣人。但是，圣人的名声虽好，却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中国有数千年的教育史，被公推为“圣人”的只有一个，可见对于芸芸众生里的教师来说，做圣人有多困难了。 　　以高尚者的行为来制定准则，另一个后果则是漠视教师的人性。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教师的职责是保护孩子。我们因此不会设想，第一，孩子多，老师少，即使老师竭尽全力，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能保住所有或大部分孩子吗？这一点，克拉玛依大火是惨痛的例子；第二、由于过分信赖教师，不认为他们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一样会恐惧、惊慌、失措，乃至逃跑，我们就会忽略对孩子进行灾难教育；这一点，则刚刚发生的大地震，是更为惨痛的例子。 　　不仅如此。以高尚者的行为来制定准则，最不堪的后果，是完全忽略了，相当一部分教育工作者人性中的黑暗部分：贪欲、懒惰、自私、乃至兽性。这就在制定准则的时候，给那些道德败坏的人留出了巨大的空子，从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君不见那些在地震中像豆腐一样垮掉的校舍，不也是教育工作者的作为？而且，这些校舍还不是一座两座的个案，那么整个教育体制就到了该从根本上进行清理的时候了。 　　在这里，我还要道出长久以来啮啃着我良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几乎每一年，你都会在新闻中，读到多少个年幼无知的女孩儿，被无良教师性侵犯的报道，但从来没有看到，教育部门为此出台过从根本上防范这一犯罪行为的措施。为什么不在每个学校，特别给女孩开出一门课，教她们识别什么是性侵犯，怎样在受害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为什么不出台类似“禁止男教师单独给女学生补课”、“禁止男教师将女学生带到宿舍”等等简单且易于执行的规定？ 　　由于这种事情，多发生在甘肃、贵州、福建等边远山区，我看到，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精英们，对发生在自己国土上如此失范的行为置若罔闻。 　　即使在城市，到目前为止，教育女孩预防性侵犯（尤其低龄女孩），也主要由家庭，而非学校，更甭说社会来完成；即使在城市，在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教育男孩（注意，我说的是男孩）预防性侵犯，据我了解，则少到了近于零的程度。 　　这里不过以教育部门来说事。放大了，可以放到各行各业中。这也是我不主张歌颂某一职业、某一人群的重要原因。歌颂是神圣化的一种手法，本质上还是对人性的否定。歌颂不能代替长期的制度与规则建设，甚至也不能切实提升个人或群体的道德水准——一个女孩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护士，不是你天天对着她，歌颂她是“白衣天使”就可以使她变得职业、高尚起来的。靠什么？靠严格的专业训练（知识）和科学的管理机制。因此，在就我所见的斯里兰卡私立医院里，没有人歌颂护士，但她们个个是天使（不是就立即被炒鱿鱼）；而在国内，我们歌颂护士的诗歌、歌曲及其他文艺作品车载斗量，但真正像天使的护士却屈指可数。 　　而社会在灾难面前的良性反应与运作，靠的是日积月累、细致而周密的社会机制建设；靠的是在承认人性弱点的前提下，用手册指导、模拟演练等方式方法，即用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指导你在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能够尽快从本能的震惊中恢复冷静，同时克服由恐惧引起的不良生理反应，迅速研判形势，进行自救和救人。而非把某几个特定的人群或职业，需要的时候拿出来，涂抹上一层“神圣”、“高尚”的色彩，歌颂一番，然后庆功、表彰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