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海外：理想主義的自我放逐 --大宗師 前不久中文電視上講了一個故事，故事的主角年輕時原是國民黨軍人，49年從大陸退到台灣。50年代末、60年代初，台灣的經濟、政治環境很不好，很多人那時都移民國外，這個老伯一家則移民到南美的阿根廷。這個老伯人很仗義，很能幹，對別人有求必應，在當地發展不錯，尤為可貴的是他以傳播中國文化、促進中阿交流為己任，夜間在他經營的餐館樓上免費教阿根廷人太極拳，教當地華人拉丁舞，又開古玩店，不為賺錢，只為介紹中國文化，供人欣賞，在當地很有影響，極受人尊重。表面上似乎風光得很，但他內心卻是另一番光景。他的太太、兒女對他都不太理解，兒女都去了美國，選擇了完全西化的生活方式，太太和兒子住在美國，也就是和他分居了，老頭子一個人在阿根廷生活。他自己講，他有點像瓦格納，表面上似乎有點放浪形骸，但內心極其善良，自然、人生都會讓他感動，忍不住落淚。別人問他將來會不會選擇終老故里，葉落歸根，他的回答非常出乎預料，似乎與他的所作所為不合，他說台灣、大陸後來都去過，一句話：“太複雜”，他是不會回去的，他現在更崇尚國際主義，將來去世了將骨灰撒進太平洋就可以了。 另有一個老友，在海外生活多年，十分懷念故土和親友，但每次回去都發現環境、世道都變了，人也變了，以前很好的朋友，很能談得來的朋友，越來越談不來了，不免心灰意冷，自然就有終老海外的念頭。在海外生活的華人有這麼幾類（生在海外的華人後裔不算），一類是沒什麼太多想法的，就是為了生活，就是為了高興，中國也好，外國也罷，哪裡都一樣，沒什麼太大區別，怎麼好怎麼過，哪裡都是過；另一類本來出國就是鍍金，就是為了以後回國更好發展的，他們對於國內的那一套如魚得水，巴不得儘早回國；再一類就是理想主義者，他們對國內的一些情況看不慣，知道改變不了，又不願同流合污，於是他們就選擇離開，自我放逐到海外。但他們仍不會選擇完全放棄，因為中國文化里還是有符合他們理想的文化精神的，對於這部分精華，他們是堅持的，他們唾棄的是其中的封建糟粕。像這個老伯，對過去台灣的那一套，他十分反感，他就移民海外，尋找符合他理想的新的家園，但海外或許解決了一些他的問題，又出現了其他的問題，也不完全合乎他的理想，於是他就要通過傳播中國文化中符合他理想的文化精神來作為補償。多年以後，他又回到台灣、大陸，雖然環境變了、人也變了，但當年讓他不快，使他出走的那些他認為是封建糟粕的東西仍然在，他大失所望，連呼“太複雜”，沒得辦法，理想主義的他只好又掉轉頭回到海外，在海外自我放逐一生了。這個老友則是另一類的理想主義者，與這個老伯相反，當年的狀況基本符合她的理想，但後來情況變了，她的那些朋友在她的人生列車上中途下了車，上了別的車，去了別的地方了，可她卻還是抱着她當年的理想，那她註定是會發現現在的一切、這些朋友都已經漸行漸遠，早已不符合她的理想了，作為理想主義的她也就只好選擇回到海外，過自我放逐的生活。 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來源於中國文化里的隱士文化。從上古而降，中國曆朝歷代都有所謂隱士，最早的當屬堯時期的許由和巢父，到了戰國時期，莊子則將隱士思想上升到了哲學高度，與老子清靜無為哲學思想並列，成為老莊道家哲學，中國文化主流之一。莊子的文章，汪洋恣肆，如天馬行空，所表現出來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精神，實令人嘆為觀止。到了魏晉時期，隱士的實踐達到了頂峰，出現了不少諸如竹林七賢和“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之類的人物。當時所謂名士、名僧談玄成風，飲酒、服藥，放浪形骸儼然成為時尚。以後的朝代雖不如魏晉時期，但仍不斷有隱士出現，特別是隱士的文化精神逐漸深入人心，精神上的自我放逐逐漸成為眾多知識分子人文精神的一部分。在我的舊作“胡侃紅樓賈寶玉—寶玉外傳”裡面我曾提到，曹雪芹就是“竹林七賢”里阮籍的超級大粉絲，“紅樓夢”有很多“竹林七賢”的影子，寶公子一定程度上就是照着阮籍來寫的。前面講的那個老伯，自己認為像瓦格納，其實作為一個性情中的中國人，他的精神境界可能更像魏晉的竹林七賢。 大家其實都有些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要不大伙兒怎們都喜歡看電影、看電視劇，裝傻充愣的讓那些瘋子般的導演、演員懵的一把鼻涕、一把淚的，但極端的理想主義也不可取，還是應該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機會主義相結合。不過理想主義絕對不能丟，理想主義使人常保一顆赤子之心，使人有機會在適當的時候能夠銳意進取，去除社會文化里腐朽的糟粕，為之注入新鮮的活力，推行社會變革，進而實現人類的理想。中國近百年來的進步、變革，都和海外華人中理想主義分子的努力分不開，海外華人參與復興中國文化中有生命力的文化精神，剔除其中的封建糟粕，引入優秀的西方文化精神，拯救中國文化在下一個百年仍然將會是一股潮流。據說“推背圖”裡面第43象讖曰：“君非君，臣非臣，始艱危，終克定。頌曰：黑兔走入青龍穴，欲盡不盡不可說。唯有外邊根樹上，三十年中子孫結。”就是講這幾十年的事，堪輿之說恐子無虛有，認不得真的，但其或寓意的海外華人對於復興中國文化有着極其特殊的作用之事倒的確有些道理。其中原委其實也不難理解，察覺出中國文化里使中國積弱的元素的人必是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自然不滿中國的現狀，如果不想同流合污，那麼只有選擇出國或當隱士。隱士在當代中國是沒有發言權的，而且又缺乏國際現代化的經歷和知識，不一定拿得出符合潮流、有突破性的方案，但是海外回來的具有將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機會主義相結合的精神的人確是有發言權的，而且具有國際現代化的經歷和知識，或許能拿得出符合潮流、有突破性的解決方案。大家可能都會有這樣的經歷，兩口子關係很好，但有時候有一方很固執，聽不進去另一方的不同意見，但外人的意見、經驗他（她）倒有可能能聽得進去，或者只能讓他（她）按他（她）的想法到外面去試試看，碰了壁、吃了虧，他（她）才能有所轉變，能夠有所覺悟。兩口子是這樣，國家有時也是這樣，就算內部一小部分人的意見有道理，大部分人是聽不進去，不理解的，這時候，反而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海外人士的意見倒可能能夠入耳。如果這些海外人士恰恰是理想主義者，這就給了他們實現理想的機會、條件和操作平台，就有可能結合當時國內的具體情況，推動變革，實現社會進步。在海外生活，精神自我放逐的理想主義者們，也不必過於縱情於流浪與放縱，當機會來臨，社會變革的條件形成時，不妨稍稍現實些，積極入世，以實現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