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领导”都喜欢听“好话”，哪怕付出丢官破家的可怕代价也一样要在“好话”里迷糊打转。 忠言逆耳利于行，绝大多数“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如此浅显的道理，“领导们”因何执迷不悟呢？ 原因有三： 一是普通人都有爱听“好话”的毛病，中国人对“好话”的偏爱则达到了匪夷所思所思的程度，连普通的阿拉伯数字也成了构造“好话”的元件。一个没有任何命运暗示性的“8”，就因为与汉字“发财的发”拼音很接近，就成为多数中国人最偏爱的数字。手机号、车牌号里都想方设法多加几个“8”，最好能与“1”连在一起，因为“18”就是“要发”。其实数字“8”在中国一再证明不是什么吉利数字。我记得1976年是几十年难逢一次的“闰八月”，那年发生了死人几十万的唐山大地震。今年的灾难性事件好象也多与数字“8”联系在一起。 二是中国现行的人事体制是“劣胜优汰”和“奖恶惩善”，多数基层“领导职位”都是行贿买来和跑关系要来的。关系与能力德操通常成反比，靠跑关系升上去的“领导”通常都缺少必要的智商认识到“好话”会与“别有用心”连在一起。 三是中国现行官僚体制造成了领导与民众的“利益”背道而弛，民众有用“好话”忽悠领导的内在动力，但缺少必要的热情冒着得罪领导的风险进谏对领导有利的逆耳忠言。 对领导进献“好话”最多的自然是他的“部下”。 “部下”评价“领导”的“话语”在当面和背后则有相当大的差别。 今天的中国官场有一个亘古未有的怪现象，几乎所有的“部下”都不会向“领导”进谏逆耳忠言，中国历史上犯言直谏的故事早就成了“冬天里的童话”。绝大多数部下都会挖空心思当面向领导进献甜得发腻但不值一分钱的“好话”，即使是必须提意见的场合也是“领导工作起来不注意身体……”之类更肉麻的奉承。 与“当面说好话”相对应，“部下”在背地里则极少说领导的“好话”。那些当面好话说得最多的部下，背地里说领导的“坏话”也最多。“好话部下”背地里也有说领导“好话”的时候，但条件是他认为谈话的对象能把他的声音“上达天听”。如果他认为谈话对象不具此功能，那张嘴背地里就只能发出乌鸦的声音。 基层公务机关最常见的现象是：领导在大会上就自已的某个决议征求部下的意见，部下异口同声地拥护赞成；可等到散会后部下回到自己的岗位，转眼就对刚才拥护的决议满腹牢骚，抱怨提出此决议的领导不是“蠢”就是有“私心”。 上世纪末我的家乡县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新任县委书记派公车司机去接自己的亲属，通常情况是司机都要比约定时间提前到达指定地点，因为县官是得罪不起的。可那次司机竟然比约定时间晚了几分钟，害得县官亲属反过来等司机。这在常人也许不算什么，可县官亲属却感到莫大委曲，因为她人生的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司机提前等在目的地毕恭毕敬迎接她。她一怒之下在县官面前告了一状，若是常人也许不以为然，可县委书记也一样震怒了（我理解不了一个县官会为这点小事发怒）？当即找来分管机关工作的领导，要求炒那位司机鱿鱼。分管领导当着上司的面一样表现出对司机的怒不可遏状并坚决拥护开除此司机；可一离开书记办公室，就把此事添油加醋张扬出去，说新来的县委书记太霸道太小家子气了，连个生产队长都不够格，凭啥来我县当“一把手”？当晚此事就传到了城区的市民耳中；没几天全县就家喻户晓，新来书记的形象自此一落千丈…… 我想起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周总理在党的十大《政府工作报告》里评价伟大领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那句话：“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回顾“接班人”文革期间在公众场合高喊“最高指示”高举“红宝书”：再联想到接班人在自己圈子里炮制的“五七一工程记要”，总理这评价还真没冤枉他。今天当面说好话的部下也许不会象接班人一样企图对领导下毒手，主要是“说坏话”。也许他们不是没有“企图”，而是没有下毒手的条件，如果有条件还真的说不定。 造成部下当面背后分裂人格的始作俑者其实就是我们“领导”自己，因为他们的骨子深层喜欢这样的部下。上有好者下必盛焉，所以“当面说好话，背后讲坏话”，“当面喜鹊嘴，背后乌鸦嘴”的责任也不能由部下一方来承担。 与那些当面无条件拥护背后说三道四的部下相反；个别当面向领导直陈自己异议，坚守职位良知的部下，背地里反而很少说领导的坏话。但这样的部下在单位里多半很孤立，既为领导反感也为同事忌恨。 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贞观王朝，中国绝对空前的伟大政治家李世民创立的唯一消灭了贪污的王朝。那时中华民族的文明水准象今天的美利坚一样在这个星球上无出其右，世界各地的人才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中国跑。 李世民最倚重的政治家是魏征，魏征最突出的才能就是犯颜直谏，也就是当着皇帝面说皇帝这里有毛病那里要改正，总之是对方不爱听的“坏话”。 魏征在自己的职位上终其一生好象没有当面说过李世民一句“好话”。 但李世民一直把魏征当成可以托付腹心的股躬之臣？ 所以李世民比魏征更伟大；因为他任用了魏征！ 所以李世民能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政治家！ 魏征犯颜真谏的故事不用我在这里赘述，《新唐书》和大学历史教科书里都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与当面说“坏话”相反，背地里魏征则说尽“好话”维护李世民的形象。唐太宗每接受一条逆耳忠言（包括其他大臣的意见），魏徵都在各种场合予以充分的宣扬，使唐太宗在朝廷内外得到一个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好名声。不仅口头上宣传，魏征还辛苦著书立说使李世民的“光辉形象”能够传之后世。魏征亲自参与编写的《群书治要》、《魏郑公谏录》、《贞观政要》收录了他和诸大臣的大部分谏言和李世民虚心纳谏的感人故事，李世民的在他的笔下成了一个智勇无双、胸怀天下、腹容大海的旷世英雄！ ………… 当面善说“好话”者背后也善说“坏话”。 当面勇于说“真话”者背后很少不负责任说三道四。 绝大多数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 “真话”听上去很象“坏话”；当面的“坏话”多半是“真话”。 爱听好话的领导造就了阳奉阴违的部下。 爱听好话的领导都自认为很"聪明". 喜听“好话”听不进“真话”的领导智商会下降，最终自食其果。 文/南屏晚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