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之張聞天發言

2011-05-11

張聞天是遵義會議選舉的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總書記）和力薦毛澤東回到中央、三次讓賢總負責人予毛澤東，被毛澤東譽為“開明明君”的我黨面臨生死存亡時期主要領導人。1959年，廬山會議張聞天在會議的小組發言和毛澤東給他的信，致使他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主要成員，然而，張聞天的發言和毛澤東給他的信卻不太為人所知。張聞天,遵義會議後任中共總書記，1942年3月20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張聞天正式移權毛澤東。

遵義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毛眼中的張聞天，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懂幾國語言，受過較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訓練，不僅是中國共產黨“老資格”的領導人之一。還是黨內少有的“吃過洋麵包”的“洋博士”。作為革命知識分子的一個代表，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在中央取得了領導地位，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左”傾錯誤在全黨的統治。這期間，張聞天在黨內擔任重要領導職務，對王明錯誤路線造成的嚴重後果，他當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1935年，在對黨的前途命運有決定意義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被推舉為中共中央負總責，在當時情況下，張聞天堅決支持毛澤東，對於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十分重要，後來又三次讓賢予毛澤東，毛澤東都當眾稱他為“開明明君”。可以說，他是為中國共產黨立過大功的。10年後，在黨的“七大”期間毛澤東曾這樣說過：“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關係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兩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

張聞天作風民主，謙虛謹慎，不居功，不爭權。遵義會議後，他和毛澤東配合默契，高度一致，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打開了中國革命新局面。毛澤東在相當時間內對時任總書記張聞天也很尊重，時常說張聞天是“不爭權”的“明君”，甚至，有時候還稱張聞天的夫人劉英為“娘娘”然而，六屆六中全會之後，張聞天所走過的生活道路是異常曲折的。他的長處和他的弱點，在知識分子幹部中是具有典型性的。張聞天犯過錯誤，也有過功績，他的錯誤和功績都是無法磨滅的。但到後來，他的功績已經不再被人提起，而他的錯誤卻像希臘神話中那把達摩克利斯劍一直高懸在頭頂上，隨時都可能掉下來。

毛澤東給張聞天的信

在廬山會議上，由於他對彭德懷7月14日的信表示大力支持，達摩克利斯劍掉下來了。7月21日，張聞天在華東組會議上作長篇發言的時候，他對自己的論點和所據有的大量材料的正確性是堅信不疑的。就在發言之後，秘書曾提醒他說可能會有人對他的發言進行批駁，張聞天還滿有信心地說：“我作了很好的準備，他們要反駁也難。”但是，兩天以後聽了毛澤東那篇怒氣沖沖改變會議方向的講話，張聞天忽然發現自己又陷入危險的漩渦之中去了。他立刻主動從嚴檢查自己，並三次懇請大會不要把他的發言印發下去，但都沒有獲准。他幾次打電話給毛澤東請求面談一次，以便有機會對自己的言行作些解釋。他的努力總算有了結果。8月2日毛澤東寫給他一封信，就是在廬山會議後期和在不久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以及外事工作會議上作為重要學習材料的那封《給張聞天的信》：

“怎麼搞的。你陷於那個軍事俱樂部里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這次是安的什麼主意？那樣四面八方，勤勞艱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真是好寶貝！你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裡取來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覽，儘是假的。講完沒兩天，你就心煩意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們纏住脫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誰人？我認為你是舊病復發，你的老而又老的瘧疾原蟲遠未去掉，現在又發寒熱了。昔人詠瘧疾詞云：‘冷來時冷得冰凌上臥，熱來時熱得蒸籠里坐，疼時節疼得天靈兒破，顫時節顫得牙關挫。只被你害殺人也麼哥，只被你害殺人也麼哥，真是個寒來暑往人難過。’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這個人很需要大病一場。昭明文選第三十四卷，枚乘《七發》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幾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澀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與楚太子相似。如有興趣，可以一讀枚乘的《七發》，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記了，於是乎跑進軍事俱樂部，真是文武璧合，相得益彰。現在有什麼辦法呢？願借你同志之筆，為你同志籌之，兩個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來幾次電話，想到我處一談。我願意談，近日有忙，請待來日，先用此信，達我悃忱。”在全信500多個字中，有兩句話對張聞天可能是致命的，一句是說張聞天發言中的那些材料“儘是假的”，另一句是指出張聞天“舊病復發”。在那個時代，毛澤東的話如同聖旨，一旦出口，即成定論。對於枚乘的《七發》，毛澤東歷來很欣賞。在廬山他指示將此文印發給與會者。

枚乘字叔，江蘇淮陰人。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建元元年）。枚乘生前做過吳王濞的文學侍從之臣。《漢書Ÿ藝文志》有枚乘賦九篇，《七發》是他的代表作，講的是楚太子有病，吳客往問，用七件事來啟發太子，故名“七發”。先陳說音樂、飲食、車馬、游觀之樂，都未能使太子興起；再說田獵、觀濤，引起了太子的興趣，使他略有起色；最後說要向太子推薦方術之士論述精闢的道理，太子聽了出了一身冷汗，霍然病癒。它的主旨是在說明腐朽享樂的生活是致命的根源，以“要言妙道”開通思想是治病的最好秘方。在印發《七發》時，毛澤東寫了一篇很長的批語，借古論今，把道理說活了。批語的前部是用通俗語言為《七發》作注釋，幫助人理解原文內容。毛澤東要印發枚乘這篇賦的本意在批語的結尾處。他寫道：“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階級較低的階層，有一條爭上游、鼓幹勁的路線，這是對於封建階級上下兩個階層講的，不是如同我們現在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無產、資產兩個對抗階級說的。我們的爭上游、鼓幹勁的路線，代表了革命無產階級和幾億勞動人民的意志。枚乘所攻擊的是那種泄氣、悲觀、糜爛、右傾上層統治的人們。我們現在也正有這種人。” 《七發》是作為一種武器，用來批判毛澤東所說的那種具有“泄氣、悲觀、糜爛、右傾”思想的人們的。但是，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大力推薦的那篇2000多年前的“妙文”，並沒有發揮他所設想的那種巨大作用。由於文化素養和性格方面的原因，批判會上，多數人採用的不是理論和思想的批判，而是抓住一些“莫須有”的問題，進行追逼，讓對方交代“軍事俱樂部”成員間的接觸情況、談話內容、“秘密反黨計劃”。

張聞天這位造詣頗深的理論家有口難辯了，在8月9日的小組會上他發言說：“我的右傾機會主義是有來源的，從全民大辦鋼鐵，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就開始有右傾思想，其主要問題是：土高爐，那麼多人上山，吃飯不要錢的供給制，《人民日報》關於資產階級法權、主觀能動性的文章，以及主席、少奇同志與外國人的談話，我總的感覺是太‘左’了。對毛主席過去講的一句話：‘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不准講反冒進’，我也有牴觸，認為有冒進也要講……”在張聞天看來，已經很徹底，很真誠了，但距會上人們的要求仍相差很遠，震耳欲聾的追逼聲仍然一陣緊似一陣。

會上，毛澤東點名批評張聞天，而且再一次提到土地革命後期的錯誤路線問題。他說：洛甫開始不承認路線錯誤，七大經過鬥爭，洛甫承認了路線錯誤。那場鬥爭，王明沒有改，洛甫也沒有改，又舊病復發，他還在發瘧疾，一有機會就出來了。

8月16日，全會閉幕後，會議決定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分別調離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等工作崗位，分別保留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以觀後效”。決議指出：“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

9月中旬張聞天被撤銷外交部常務副部長之職。1969年10月26日，被關押了523天的張聞天和夫人劉英帶着養女，離開北京被遣送到廣東肇慶，開始了流放生活,張聞天多次要求回京,至死也沒被批准。

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廬山會議）。這是張聞天同志七月二十一日在華東組會議上的發言全文。）

我是搞外交的，對經濟是外行，情況知道得很少，發言權不那麼多，講些外行話吧！這次廬山會議，是總結經驗嘛！

一、大躍進的成績

“成績應該說夠”，我也贊成。《記錄》草稿列舉的成績都是事實。工農業發展速度很高，公社建立起來了，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各方面都有躍進，應該加以肯定。中國人民在總路線的鼓舞下，鼓足幹勁，反對保守，解放思想，創造了許多奇蹟。連外國人也稱讚我們的大躍進。《記錄》的這一部分有必要講充分，因為在民主人士中、黨內外幹部中，對成績估計、認識不足的情況是有的，表示懷疑的也是有的。成績從何而來？來自總路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體現了主觀與客觀、精神與物質、政治與經濟的結合，體現了生產中數量與質量的結合，也體現了按比例發展。三個“並舉”，“兩條腿走路”，就是按比例發展。總路線的貫徹執行，是靠發動群眾，靠實事求是、群眾路線這些原則。所以，大躍進的成績，就是總路線的成績。這些偉大的成績，我是感覺到也看到了的。

二、缺點

缺點主要發生在去年九月以後的一段時間。再後來，雖然還有一些，但基本上糾正了，沒有那麼厲害了。在這方面，同志們講得少一些，我想多講一些，希望不致引起誤會，以為我專找岔子。既講成績，也講缺點，這也是“兩條腿走路”嘛！對《記錄》草稿所講的三條缺點，我都同意，但覺得可以講得再具體些。例如關於比例失調的一條，可以指出其原因是指標過高、求成過急。關於“共產風”的一條，可以指出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的問題。除了已列的三條，還可以考慮再加一條：下放過多，體制紊亂。內蒙就反映，下面各自為政，什麼都調不動。缺點的產生是由於沒有很好執行總路線，違背了總路線，它們多少損害了總路線的成就，大躍進的成就。

三、缺點的後果

講缺點，就要研究其後果之所在。這是為了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以便採取措施，糾正這些缺點。不講缺點產生的後果，對缺點的認識就不具體，印象就不深刻，問題也不容易看清楚。《記錄》草稿的一個缺陷，就是整個文件缺乏有機聯繫，東一糰子，西一糰子。其原因，就是在講了形勢之後，立即轉入對各項任務（讀書、綜合平衡等）的敘述，沒有指明缺點產生的後果。那麼，究竟產生了些什麼後果呢？

先看比例失調這一條缺點帶來的後果。由於指標過高、求成過急,引起比例失調,就造成了很大損失,要是具體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損失確實是很大的。

首先是鋼鐵產量指標過高帶來的影響。最初定的是三千萬噸，後來是兩千萬、一千八百萬，再後來又不得不降到一千六百五十萬噸。鋼鐵指標過高，其他指標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產的緊張和比例失調，引起很大損失。對鋼鐵的作用片面強調，強調得過分，所謂“元帥升帳”，其他讓路，結果就破壞了按比例發展的法則。原來強調一下是需要的，因為要優先發展重工業。但是強調過分了，就不好，何況重工業也不單是鋼鐵。對發展鋼鐵生產的客觀條件也估計過高，要求增產過急，同當時的實際可能不相符合，以致產量指標被迫一縮再縮，影響所及，整個經濟計劃直到六月初才定下來。六月以前一再變動，每次開會都是大批人馬算帳。這種變動造成生產中的動盪、不穩和混亂，帶來了損失。比例失調至今還沒有完全扭轉，我們還在背這個包袱，還在被動，各個部門還在動盪。

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產量估計過高，以及今年糧產指標規定高達一萬零五百億斤，也造成了損失，使吃、用發生了問題。至於鋼鐵指標訂得太高，是否就是由於對糧食估產過高，仿佛糧食問題既已解決，便可大干鋼鐵，兩者之間是否有此因果關係，這倒不一定。有些同志認為是這樣，有些同志認為不是。究竟如何，可以研究。但是，現在調整估產過高、指標過高引起的問題，確實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

鋼產指標過高，引來了全民煉鋼。為了完成指標，不得不把一切力量，包括土爐子，也一起用上。應該怎樣看煉鋼這個局部問題的得失呢？全民煉鋼的意義很大，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也得到了一定結果。但是，也應該看到它的缺點，看到它造成的損失。問題不單是賠了五十億元，最大的問題還在於七千萬至九千萬人上山，抽去了農村中的主要勞動力，打亂了工農業勞動力之間的正常比例關係，使農副業生產遭受很大損失。糧食收得粗糙。棉花收起來了，但質量很差。松香、木耳、油漆，都沒有人搞了。這麼多人上山，歷史上沒有先例，可謂盛況空前。但是，只搞煉鋼一件事，單打一，這也是空前的，對農業、副業、手工業，都產生了嚴重影響。這個包袱，我們也是至今還在背着。在這一具體問題上的得失如何，可以研究，現在還難以斷定。但是，“全民煉鋼”的口號本身是不妥當的。去年幹什麼事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寫詩”，搞得老百姓不勝其煩。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間勢必發生衝突，有些事勢必被擠掉。在煉鋼這件事情上，只能是鋼鐵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全民煉鋼的方法也有問題。不經過事先調查資源，不知道有沒有鐵礦，條件還不那麼清楚，就搞幾千萬人盲目上山。現在冷靜下來考慮，去年有沒有其他辦法能夠增產鋼鐵呢？我看是有的。去年五月八大二次會議時，少奇同志已經提出，鋼產量可以超過七百萬噸。如果在此基礎之上，提高原有廠的利用係數，再按各地條件，搞一些小洋高爐，那麼，把鋼產搞到八百多萬噸，恐怕是可能的。這樣做，比較合乎實際，比較可行。可是後來卻提出了鋼產一千多萬噸的指標，而且又採取了那樣一種辦法。當然，我現在這樣說，是事後諸葛亮。有同志說，大洋爐必須從小土爐開始，煉鋼一定要經過小土爐。那也不一定，從洋爐子開始也是可以的。實際上，中國的鋼鐵工業就是從大洋爐開始，後來才提出大中小結合。總之，我們承認全民煉鋼運動有意義，但其得失關係可以研究，這個運動、這種方法，可以研究。當然，這是局部性質的問題，時間只有三個月。

由於指標過高、求成過急，生產和基建方面都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基建戰線太長。一個指標提高，其他指標就得跟着提高，於是基建紛紛上馬，現在又不得不紛紛下馬：限額以上的項目下馬者五百多個，限額以下的項目下馬者五千到一萬個。這些項目都是搞了一半，中途下馬，挪用了銀行貸款。當然它們將來還有用，但是現在資金積壓，材料分散，造成很大浪費，而且使主要項目不能按期投產，今年上半年限額以上項目真正建成的只有六個。基本建設中邊勘察、邊設計、邊施工的做法，浪費很大。即使搞成了一些項目，工程質量也差。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失調，固定資金和流動資金的比例失調，造成很大損失。

新增工人太多。由於生產指標提高，去年招工兩千零八十萬人，造成人浮於事。假定其中五百萬人是確實需要的，一千五百萬人是多招的，又假定平均每人每月工資二十元，那麼僅多招工人的工資一項，一年就達五六十億元。這還僅就縣以上的招工而言。縣以下究竟招了多少，還不清楚。這批多招的人，不僅不創造價值，反而使勞動生產率降低，產品質量下降，成本提高，起了妨礙生產的作用。這個問題造成的損失也很大。

許多企業產品不成套。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供應不足和生產計劃多變，根子還是比例失調。產品有所謂“六保戶”　。生產任務朝令夕改，一下子命令生產這樣，一下子又要生產那樣，剛剛上去又下來，經常下馬，經常壓縮，給下面同志造成很大困難。產品不成套，就沒有使用價值，也不能實現價值，造成物資、資金積壓。許多工廠流動資金用光，靠向銀行貸款發工資，太原鋼鐵廠就是這樣。

許多企業原材料缺乏，經常停工待料。輕工業部有個材料說，不少生產香煙、糖、紙的工廠就是這樣。甚至象石景山鋼鐵廠這樣的重點企業，也因缺煤而要停產。上海這樣的重要工業基地，也難保證按質、按量、按時地得到外地調撥的原材料而維持正常生產。外交部到上海採購國慶十周年用的香煙，當地先要煙紙，給了煙紙又要香料；到景德鎮採購瓷器，要給煤炭，還要給包裝用的木箱、鋸末。工廠停工待料，就是發了工資而不創造任何價值，

損失是很大的。

產品質量下降，技術水平下降。不注意設備維修，提出什麼“輕傷不下火線，重傷如何如何”，硬讓機器帶病運轉。煤炭只顧出煤，剝離、掘進都不怎麼管了。煉出的鐵，很多是不能用的。鋼鐵產品的質量，直接影響機械產品的質量。鐵的含硫量太高，拿來造普通機器還可以，假如造好的機器，就很危險。輕工業產品的質量也下降。棉織品有洞洞，有黑點，出口了不受歡迎。最近德國使館有一封信，幾十萬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們出錢。許多出口商品在國外信譽掃地。煤炭運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頭，要我們賠錢。到東南亞的商品包裝差，一下船就散掉。現在情況開始好轉，那時確有粗製濫造。在質量下降的同時，成本提高，利潤下降，甚至賠本。

總之，由於指標過高、求成過急、比例失調，就造成一系列問題：國家資金、物資大量積壓、浪費，發了工資不生產，或生產了不能抵償消耗，給各方面造成很大損失。

再看《記錄》草稿所列第二條缺點即“共產風”造成的損失。

農村除受七千萬人上山的影響，又對糧產估計過高，辦起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而且鬧了一陣“放開肚皮吃飯”，因而浪費糧食不少。“一平二調”，打擊了農民積極性。生產無人負責，損失很大。“平調”時殺雞宰豬，牲畜的損失，據山東說要幾年才能恢復。農村情況不好，使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動。總之，“共產風”在物質上造成很大損失，這是大錯誤。幸虧糾正得快，不然還有更大危險。主席在鄭州會議　上也講，那時造成階級關係的局部緊張，同農民關係的局部緊張。

以上這些問題，反映到市場上，就是供應緊張。不僅個人消費品的供應緊張，而且生產資料的供應，即生產部門內部的工業與農業之間、各工業部門之間的供應關係也緊張。因為比例失調了，不失調，哪有那麼緊張？糧食緊張，只剩了這一點後備。食油緊張，城市供應定量降低，農村根本不供應。肉緊張，上海的供應量減少到每人每月六兩。物資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貨幣買不到東西。物價有些上漲，甚至有黑市。人民對這些情況是不滿意的。當然沒有到憤怒、仇恨的地步，但是不舒服，閒話不少。他們不是同解放以前比，而是同一九五八年以前比，覺得今天不如那時。這就是說，市場供應問題，反映了人們之間的關係問題。

現在，供應情況有了一些好轉。但是，要真正解決問題，還不是一下子的事。這是個同生產的調整聯繫着的問題。城鄉人民手裡拿着貨幣，當然可以儲蓄一些，但是總要買東西，而國家手裡卻沒有東西，因為生產失調，勞動力閒着沒有創造價值。所以說，市場問題，不是簡單的幾樣副食品問題，而是整個經濟的比例調整問題，是經濟法則問題。自來水供應，看上去很簡單，現在也緊張了，抽水馬桶沒有水，有的鋼鐵廠因為缺水要停產。在這個簡單的事情里，就非常突出地暴露了比例失調問題。問題反映到財政金融上，是結餘用完。一九五八年的結餘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三十七億元，也用掉了。國家大量的資金、物資浪費或者積壓，貨幣不能回籠，只好靠銀行增發鈔票。經濟上的問題，從財政金融不平衡上反映出來；財政金融不平衡，又對各方面產生影響。一個國家出現這樣的情況，就很危險；如果再發鈔票，問題就更大。這個問題可以解決，現在已經採取很多步驟，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解決的，要解決還得要有一段時間。

還有，國家的物資後備減少了。鋼鐵如此，糧食也如此。一個國家搞得只剩三百三十億斤糧食後備，確是相當緊張。計劃經濟要有後備，因為生產中的局部比例失調是經常可能出現的，有了後備就不怕。現在的情況是，比例失調太大，許多後備都用掉了。我們不僅不應把後備用掉，還要使它有所增加。一旦有個三長兩短，例如大荒年或國際形勢緊張，就能做到有恃無恐。

還有，外貿也很緊張。進口計劃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七，出口完成百分之三十七。也就是說，人家完成了計劃，我們完不成。進口多，出口少，逆差七億元。出口商品質量差，在國外名譽不好。總理專門為此召集會議，還是解決不了。經濟生活中這些方面的問題，應該同整個比例失調問題聯繫起來考察，不能誇大，但是要重視。

至於《記錄》草稿所列的第三條缺點，即虛報浮誇、強迫命令，情況已發展得相當嚴重，帶來的損失也相當大。它造成信譽損失，使我們黨在人民中、在國內外，失掉了信用。“你們吹牛皮，沒有生產這麼多，硬說這麼多。”弄得我們很被動，產量指標公布不公布都被動。虛報浮誇、強迫命令還造成很不好的風氣。群眾中本來是有不同意見的，但是不允許講話，不允許懷疑，懷疑了就給扣帽子，“懷疑派”、“觀潮派”之類。這些問題的嚴重存在，主要是去年三個月中的事。現在有了好轉，基本上有了好轉，但是要完全克服也不容易，這是要長期做工作的事。虛報現在還有，少報產量也是虛報。強迫命令也還有：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給你糧食，而且要斗你。這類事還不一定很少。下放太多，體制紊亂，造成了半有計劃、半無政府狀態，發展了某些地方的本位主義、地方主義，破壞了各地區之間的協作關係。

總之，這些缺點損害了我們黨和國家在人民群眾中以至在國外的信譽。主席就說，我們在宣傳問題上很被動。所以，我們在講大躍進時，不僅要講成績，也要講缺點及其後果。成績是主要的一面，要肯定。講缺點則可以使我們頭腦冷靜一些，全面一些。

當然，由於領導不同，條件不同，這些缺點的嚴重程度在各地區並不是千篇一律的。

四、對缺點的估計

我同意《記錄》草稿所說，這些缺點是局部的（但卻是重要的），暫時的，有許多是難免的。《記錄》草稿還講到，這些缺點糾正得快，這點講得很好。有的已經糾正，有的正在糾正。中央、毛主席領導很堅強，抓得緊，因此我們有信心糾正這些缺點。但是，糾正缺點，例如把比例調整好，也需要相當時間。可能有些問題現在還沒有發現。例如財政平衡問題到這次才提出來，過去就沒有得到重視。有了正確的決議案，能否一下子貫徹執行得很好，也不一定。而且，舊的缺點糾正了，新的還會產生。

五、產生缺點的原因

同意《記錄》草稿所說，主要是缺乏經驗。缺乏經驗既是主觀的，又是客觀的。但是,總結經驗時,就不能滿足於說缺乏經驗,而應該從思想觀點、方法、作風上去探討。腦子冷靜地想一想,就可以取得經驗,發現當時有些缺點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現在已經證明當時確實就有人堅持實事求是、擋住了“共產風”。他們當時被當作白旗拔了，現在證明是紅旗。所以，《記錄》草稿講到產生缺點的思想上的原因，說缺點部分地是由於主觀主義、片面性所引起，這話是對的。從研究、總結經驗的角度看，尤其應該着重從思想方法、思想作風方面尋找原因，研究哪些缺點難以避免，哪些又可以避免。這樣，今後就可以避免重犯這些錯誤。否則，都講客觀原因，就總結不出經驗，接受不了教訓。

六、主觀主義和片面性

對於主觀和客觀、精神和物質關係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個時期，把主觀能動性強調到荒謬的程度。幹勁雖大，但是強調得過了分，還反對講條件，這就造成了主觀主義。這是違反馬列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願望是好的，但是還要考慮實際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實際，否則就會弄巧成拙，欲速不達，好事變壞事。說壞事也可以變成好事，是就可以接受經驗教訓而言的。壞事本身並不是好事，我們要儘可能不辦壞事。比如訂產量指標就不能憑願望，想當然。可是，在這類問題上，正好看出我們的主觀主義。冶金部過去訂鋼產指標，兩千萬噸、三千萬噸，都說可以做到，結果總是做不到。現在降到一千三百萬噸，能否完成，我看也還有問題。不論兩千萬噸，三千萬噸，所提根據都是同樣的幾條，究竟這些根據是否經過調查研究得來的呢？訂指標，總得有現實的可靠的根據。我們是外行，但是搞業務的人，應該是有這樣的根據的。在各個相互聯繫的部門中，如果有一個部門根據實際情況說高指標不可能實現，就可以對整個計劃產生好影響。當然，這個部門也可能會因此被插上白旗。如果說,雖然指標高了些,計劃沒有完成,但是總還是搞到了一些東西,我說,這樣搞到的局部的成績,不能拿來為主觀主義及其造成的損失辯護，損失總是大的。主席經常講要實事求是，上面這種說法就同主席講的精神不相符合。

七、政治和經濟

按照馬列主義學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因此，領導經濟要政治掛帥，這是對的。但是光政治掛帥還不行，還要根據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客觀經濟規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來為我們服務。經濟有經濟的規律，它與政治、軍事的規律不一樣。但是，搞經濟工作，不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同樣是要吃虧的。我們是否真正認識按經濟規律辦事的意義？是否注意研究和運用經濟規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經濟規律，認為只要政治掛帥就行。有的人公然違反客觀經濟規律，說是不用算經濟帳，只要算政治帳。這是不行的。我們的經濟活動，總是受經濟規律約束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能光憑主觀願望，光憑政治上的要求。單靠提幾句政治口號，那是空的。今天總結經驗，應該着重從經濟規律上進行探討。今後提任務，也不能單純從政治任務的角度考慮，而是一定要合乎經濟規律的要求。一定要考慮這項任務同各方面的平衡，否則，把重點過分突出，就會造成失調。工業布局，就不能光從戰略上考慮。比如建設武鋼，就要考慮到它與各方面的平衡，不能說武漢是戰略要地，從政治上考慮一定要建設武鋼，而其他條件是否適應就不加考慮。

 “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這是法則，當然是對的。但是在經濟建設中正是要找出相對平衡，利用相對平衡，按照相對平衡辦事。我們利用相對平衡制定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使之大體上是個平衡的計劃。在經濟上運用相對平衡，要考慮到計劃可能會突破，遇有某一方面被突破，便及時平衡，這就是積極平衡。保守,消極平衡,是必須反對的。但是，積極平衡也是平衡。

生產不能只滿足於得到產品，還要考慮成本，要計算。有些“高產田”確是高產，但所用的化肥、種子多，成本太高，要賠錢。農民搞這種生產就要破產。有些企業，如重工業的某些企業，開始時總要賠本。但是，到底賠多少，要有個數，要爭取逐步少賠，爭取早日做到能有盈利。因此，我建議，在《記錄》草稿中加一條——經濟核算。主張經濟核算，主張算帳，並不是“算帳派”。主席說，經濟工作要越做越細。就是說，要精打細算，要算帳。不算帳，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有一個時期，我們的建設有不計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說是要算“政治帳”。其實，“政治帳”同“經濟帳”是統一的，不能把它們對立起來。算經濟帳，不僅要算今天的帳，而且要算明天的帳。這就是政治。因而它同算政治帳是一致的。如果現在無利，將來也無利，這樣的事情就不能辦。有些準備興建的企業，如果從經濟上考慮不合算，就應該考慮修改決定。當然，特殊的可以例外。

總之，我們國家“一窮二白”，社會主義制度給了我們很快改變面貌的條件，但是目前還是“一窮二白”。我們的資金有限，應該嚴格控制使用。應該實行節約原則，把錢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攤子不能鋪得過大。要反對大少爺作風，反對滿不在乎，大而化之，以為從政治上算個大帳就行。我們每增一個工人，都要經過核算。現在有些工廠不執行中央關於招工的規定，一招工就是千把人。聽說太原鋼鐵廠現在有萬把人放着，要做很多工作動員他們回去。這樣的事是很不好的，划不來的。主席要我們學政治經濟學，據我的體會，就是因為我們忽視客觀經濟規律，對它估計不足。領導經濟建設，不懂或不熟悉經濟規律是不行的。中國的經濟建設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規律在我國的建設中同樣起作用。問題在於要使普遍規律同我們的實際相結合，使馬列主義理論得到發展。否認普遍規律是不對的。我們一定要研究、認識和掌握運用客觀經濟規律。

政治經濟學，不僅高級幹部要學，一般幹部也要學。我提議編些通俗本。例如，農業上花多少人工，多少化肥，要計算成本，不然就要賠本。搞經濟工作，要學點科學技術知識。這方面許多東西我們缺乏常識。許多已有的技術措施、操作規程等，要研究其科學根據。要改革，也要在人家已有科學成就的基礎之上改革，不能隨便把原有的東西推翻。更不能隨便吹，使人家看了覺得我們很外行。鞍鋼把工業生產質量定額制度一把火燒掉了，好象打土豪時燒地契一樣。現在到處找也找不到，弄得一個時期生產秩序很亂。生產技術措施沒有科學根據、光用土辦法蠻幹不行，蠻幹是要死人的。節約原材料，也要有根據。基建中不適當的節約，搞得建築物搖搖晃晃，危險之至。對於已有的科學成果要重視。要搞新辦法，一定要反覆試驗。“一切經過試驗。”試驗確實成功了，再推廣。實驗室里成功了的，還不等於在工業生產中也已成功。工業中少量生產和大批量生產也不一樣。使一項產品的生產工藝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穩定下來並不容易，這也要經過一個時期的反覆試驗才能做到。例如，活性染料，我們說已經超過英國，英國人說我們吹牛。上海的“英雄”１００型鋼筆超“派克”，據說美國人開始很怕，後來試驗了，說：“沒有什麼了不起，很多關鍵沒有摸到。”原來並不超“派克”。上海造的表，也吹了一陣，其實走得也並不怎麼行。“八字憲法”　　的原則完全正確，但是密到何種程度，肥要施多少，等等，也還要反覆試驗。超過世界水平之類的話，要謹慎，的確比人家高明再講也不遲，而且以自己不講、讓人家替我們講為有利。

八、三種所有制的關係

在刮“共產風”時，這方面的偏向很大，現在已經基本糾正。集體所有制的歷史使命還沒有完成，它還有生命力。現在的問題是要把它鞏固、穩定下來。目前是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將來發展到基本公社所有制，也還是集體所有制。要發展到全民所有制，時間還相當長。現在不要強調它的改變。要堅決貫徹按勞分配。我個人建議，取消“吃飯不要錢”，改為實行社會保險。對少數喪失勞動力的人，實行“吃飯不要錢”是對的，但對多數人這樣做，就不對了。我們不能搞平均主義。按現在的規定，工資部分在社員的勞動報酬中應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這個比例實際上達不到，即使達到了，也還嫌少；以百分之三十作為社會保險，比例還是嫌大。我主張徹底一點。不縮小供給部分，按勞分配的原則就貫徹不了。現在有些人把供給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怕取消供給制就不夠進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是兩個不同的範疇。社會主義並不一定要採取供給制、公共食堂這種辦法。

貫徹按勞分配，就要強調保護消費品個人所有制。現在在農村里，個人所有的東西比消費品還多一些，如自留地、小農具。至於消費品個人所有制，到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存在的。生產愈多，消費也應該愈多。對於窮和富的觀念，要慢慢改變。按照多勞多得原則，勞動好，對國家貢獻大，所得報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於勞動好。這樣的富對個人好，對國家更好。它是應該的，光榮的。由於不愛勞動，好吃懶做而使生活窮苦，是活該，是可恥的。在社會主義社會，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結合的，不能否定個人利益。共產主義風格、為集體犧牲個人的思想，這些可以宣傳，可以用來要求少數人、先鋒隊、先進分子，但是不能當作制定現行政策的根據。如果社會主義不能滿足個人物質、文化需要，就沒有奮鬥目標，社會主義也就建設不起來。對於這一點，中央是清楚的。但是一部分幹部中認識上有問題。他們仍想來一個拉平，用平均主義的態度來對待貢獻大、生活富裕的農民，批判多勞多得而生活較好的人，說他們有資本主義思想，等等。對這些幹部，要多做解釋工作，給以耐心的教育，使他們的錯誤思想得到糾正。　

九、民主和集中

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中國社會歷來分散，革命勝利後需要強調集中。搞計劃經濟，不多注意集中更不行。過去的集中有缺點，分散一下是對的，但體制下放過多了，分散主義搞得很厲害。這有其社會、歷史、地理的根源，往往是分散容易集中難。現在中央、毛主席強調權力收回，很好，我很贊成。企業隨便招工，銀行隨便用錢，這怎麼行？當然，集中要同發揮地方積極性結合。什麼叫地方積極性？它主要應該表現在保證完成國家計劃上。地方根據本身特點需要投資建設一些項目，也要列入國家計劃。至於地方搞點油水，則是在完成國家計劃後，在所得的利潤中適當地分點成。

工業化要求分工更細。分工協作的發展，在歷史上是一個進步。現在對這點應該加以強調。不能讓各省、區都搞自己的經濟體系，甚至一個工廠也要搞成既煉鋼、又搞機械的托拉斯。這樣做，據說是為了方便，簡單，自己要什麼就有什麼，結果卻是搞得質量降低，資金積壓。社會愈進步，組織愈複雜，就愈加要求分工協作；想簡單，原始社會就更簡單。

工廠企業內部的民主集中制，採用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形式，是正確的。但是，一經黨委討論決定，廠長負責這一條就很重要，不能弄得廠長不敢負責。現代化企業的特點是生產的連續性，需要有科學的、果斷的指揮，不能慢騰騰，不能凡事都要討論討論。好象打仗要有指揮官一樣，生產中也必須有集中的指揮，只能一人指揮，不能多人插手。

群眾路線問題很重要，我們在這方面有很多創造。問題在於經濟建設中實行群眾路線應該有其特點。它與群眾鬥爭中的情況不一樣。搞群眾運動要適應生產的要求，要有利於生產，而不能妨礙生產。我看到有些工廠里花樣太多，似乎要想把所有好事一下子都做完。又是黨的會議，又是團的會議，又是工會活動，還有寫詩、學習，等等。結果搞得工人疲倦不堪。開會太多，工人休息不了，第二天就出事故。馬雅可夫斯基諷刺“開會迷”，諷刺得很厲害。我們工人在這方面花的精力也相當多。所以，會議必須精簡。還有大字報，是否要經常貼？我看，總結工作時可以貼，但是不能規定指標，追求數量，每人一定要寫多少張，弄得工人通宵不眠。總之，花樣要精簡，政治工作要保證工人精力充沛,有利於生產。否則,搞得工人精疲力竭,不利於生產,算什麼政治工作？

還有，熬夜妨礙工作很大，不可多搞，只能在十分必要時，偶爾來一次。

講一下黨內民主作風問題。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記錄》草稿的第三部分第二小段有一段話說：“……必須在全黨幹部中間提倡說老實話，提倡實事求是的討論。對於有些問題的認識一時可能有參差不齊，只要大家在實際行動中遵守紀律，那麼這種現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許的。應該通過真正同志式的交換意見，逐步達到一致，不要採取粗暴武斷辦法，不要隨便扣帽子。”我很欣賞這一段話。這個問題對我們當權的政黨特別重要。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講共產黨英明、偉大，講我們的成績，因為這些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決不能因為人家講幾句不同意見，就給扣上種種帽子。是否提錯了意見，就一定是觀潮派、機會主義、右派呢？這也不一定。一個人是否真有問題，要經過一定時間觀察。對一個人，經過長期觀察其言論、行動，證明他確實是右派或觀潮派，再扣帽子也來得及。這樣做，對團結幹部有利，對工作有利。

總之，民主風氣很重要。要造成一種生龍活虎、心情舒暢的局面，才會有戰鬥力。過去一個時期就不是這樣，幾句話講的不對，就被扣上帽子，當成懷疑派、觀潮派，還被拔白旗，有些虛誇的反而受獎勵，被樹為紅旗。為什麼這樣呢？為什麼不能聽聽反面意見呢？刀把子、槍桿子，都在我們手裡，怕什麼呢？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的人，一定能夠聽，也一定會聽的。聽反面意見，是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條件。毛主席關於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講話，我認為是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真正要培養這種風氣不容易。

十、缺點講透很必要

至於說缺點正在改正或者已經改正，就可以不必講了。這不對。現在經歷了這樣一段過程，問題看得更清楚了，事後諸葛亮嘛。這一段有痛切的經驗，應該嚴肅研究，認真總結，這樣才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育。如果採取輕率態度，泛泛地講幾句，就不解決問題。缺點要經常講，印象才會深刻。我們那時犯盲動主義，毛主席就經常講。所以，對缺點要採取鄭重的態度，不要採取輕描淡寫的態度。

有人說：“講缺點會泄氣，會打擊積極性。”我看不會。對於我們參加廬山會議的同志說來，就更不會了。至於有些人不懷好意，企圖否定大躍進的成績，把我們說成漆黑一團，那就要同他們辯論、鬥爭，也不是泄氣不泄氣的問題。相反地，光講成績，不講缺點，是否會保持積極性呢？我看也不會，因為人家不服。我們對農民檢討幾句，他就高興，積極性就提高。馬列主義者鼓勵積極性靠真理；現在我們覺得有些虛，就是真理不夠。增產數字報了那麼多，實際上沒有那麼多。馬克思說過，革命時容易辦蠢事。列寧也說，要正視這些蠢事。做了蠢事不要怕講，不要怕泄氣。合乎馬列主義的氣，要鼓，但是不合乎馬列主義的氣，就是要泄。虛氣泄掉，實氣才會上升。是鼓是泄，要有一個標準。這次會議的文件，就是針對缺點寫的，就是泄虛氣的。至於說，講了缺點，就被認為是對成績懷疑，對總路線怎麼樣，這種現象我看不會有。如果有，就要防止。講缺點不是反對總路線，而是為了擁護總路線。何況總路線本身也是發展的，正如馬列主義也是發展的一樣。它也要通過實踐的證明，並且不斷修正補充，達到完整。所以，擁護總路線也要批評缺點，這不是同哪個人算帳。

十一、光明前途問題

前途光明，這是不成問題的。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只有兩個人，就開創了無產階級的天下。我們加入共產黨，就看到了光明前途。我們現在有成績、有希望、有辦法，國內形勢對我們有利，使我們可以繼續躍進，因此，早已是光明前途。對我們參加廬山會議的同志說來，這一點更不成問題，講不講都可以。現在的問題是要防止驕傲自滿、麻痹大意的情緒。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着問題的一面。有些地方發生浮腫病，死了一些人，數字雖不大，但是問題是存在的。我們是樂觀主義者，但是問題既然存在着，也得憂慮一點。主席講的“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話中，“問題不少”一句值得特別重視。我們的勝利一個接着一個。勝利本身有消極面，因為它容易使人頭腦發熱，驕傲自滿，問題也就容易隨着產生。這一點必須嚴加警惕。去年搞了大躍進，就很容易地產生不冷靜。去年九月以後，在國際關係中產生了嚴重的驕傲情緒，氣焰很高，大國主義思想表現得相當明顯。中國人過去受壓迫，現在不斷勝利，容易產生大國主義。不碰這個釘子，氣焰還壓不下去。中央現在糾正這種現象，很必要。謙虛一點有好處。頭腦冷靜一點，傾聽一下不同意見，苦苦想一想我們的問題在哪裡，把熱鍋上的螞蟻變成冷鍋上的螞蟻，就可以總結經驗，接受教訓。否則，滿足於成績，雖然心寬體胖，卻研究不了問題，接受不了教訓。

許多事情，要等待時間來證明。毛主席就講，要證明總路線正確與否，需要十年時間。我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到底怎樣，還要做起來看，要等待事實來證明。現在不要吹。農業生產能否每年保持增加百分之十，也要研究，要多想辦法，不能驕傲。我們的發展一定比蘇聯快，也應該快，因為我們有它的經驗可以借鑑，我們是“拿來主義”，把人家最新最先進的東西拿來。加上我們人口比它多，天然條件比它好，中央領導堅強，能把普遍原理同具體條件相結合。但是，我們究竟能夠快多少，還要研究，還要努力。現在不要吹，做到以後再吹不遲。我的意見是即使做到了也不要吹，讓人家吹比我們自己吹更好些。我們有了成就，人家自然而然就會來研究我們的經驗。

十二、關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　

這份意見書提出了一些問題，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很好的。但是從各方面的反應看，不少同志似乎對彭德懷同志這個出發點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這封信中的一些具體說法。其實，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績的。他說，成績是基本的。這同大家說的一樣。至於個別說法，說得多一點少一點，關係就不大。例如，他說，“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這話是對的。毛主席說，總路線正確與否要看十年。彭德懷同志說，一年就基本上證實了總路線是正確的。這估計就很高，沒有什麼不足。關於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問題而言的：在煉鋼問題上，有得有失。而且從他講話的意思看，他強調的是成績。在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慮一下是可以的。至於各方面關係的緊張具有政治性的說法，我認為要看怎樣講。在刮“共產風”時，各方面的關係確實緊張。現在已基本好轉，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攻擊我們外，人民內部還有矛盾，還有些問題沒有妥善解決，我們還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考慮。

他講浮誇風，是從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估產過高說起，說它吹遍了各地區、各部門。他這樣說，是說它的普遍性。當然，各地區、各部門的情況不平衡，對某些地區、部門說來，他講的話可能嚴重了一些。但是，浮誇風確實是嚴重的，是很大的問題，現在也並不是已經完全解決。

彭德懷同志說：“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樣，可以考慮。但是，刮“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至於說“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我認為，如果講的是一個時期的事，這樣講問題並不大。關於糾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糾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難的問題，有人說容易，有人說困難。“左”的毛病我犯過，那是盲動主義的路線錯誤，現在是局部問題，糾正錯誤肯定比過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麼容易，容易到什麼程度，還要看我們的工作做得怎樣。做得好，抓得緊，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麼容易。

十三、成績和缺點的關係

關於大躍進中缺點和成績的關係，有人提二八開或三七開，我認為是一比九的關係。但是，人家那樣說，我們也不要生氣。這些說法可以研究，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壞處。即使說是三七開，也是肯定它基本上是好的。我們肯定斯大林，但是也說斯大林三七開。當然，斯大林是一個人的問題，我們的問題性質與斯大林不同。總之，成績和缺點是客觀存在，說多說少，都不會對它有所增減。今天我對缺點講得多些，目的是為了總路線，為了更好地躍進；我並非懷疑派。有些地方措詞不當是可能的，外行人容易說外行話嘛！

（源自人民出版社《張聞天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