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珍

1981年9月我在大講堂參加新生入學典禮，主持典禮的是時任副校長兼教務長的王學珍。到了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開時，在中央候補委員的名單中我見到了王學珍的名字，1984年3月他擔任了北大黨委書記。不過對我這樣的普通學生來說，學校主要領導和我們的距離過於遙遠，我沒有印象還在其他場合中看見過王學珍。

1985年暑假後，我到校黨委辦公室報到上班，開始擔任書記秘書的工作。位於辦公樓二層南側的201室是一個大套間，當時的格局是進第一道門後右手是一個會議室，黨委常委會議一般都在這裡召開，左手一間20平米左右的房間是黨委研究室；進第二道門後又分外間和裡間，我和辦公室副主任李寶珍在外間，東西兩側共有3個各十多平方米的裡間，分別是黨委書記王學珍、副書記王孝庭、顧問項子明的辦公室。另一位副書記郝斌的辦公室則在辦公樓禮堂門口邊的一個房間裡。那時候辦公室的人員比較少，三位書記加一位顧問只有我一個秘書，不像現在的書記、校長們都有專門的秘書，有的領導還不止一位秘書。

在1980年代，北大校領導的作風是比較樸實的。我開始時不知道怎麼稱呼領導們，記得我最初和王學珍說話時稱他為“王書記”，王學珍聽過幾次後特意讓李寶珍告訴我不要稱職務。那時候在辦公樓里好像沒有稱領導們官銜的，於是我也跟着別人稱王學珍為“學珍”，稱王孝庭為“孝庭”，郝斌為“老郝”，稱校長丁石孫為“老丁”，副校長張學書為“學書”。遇到比較正式的場合，則會在名字後加上“同志”二字，如稱王學珍為“學珍同志”。這幾位領導里除了郝斌年輕一些之外，其他人當時也都60歲左右了，只有20歲出頭又身份最低的我直呼他們的姓名，似乎沒有人覺得不合適。王學珍平時喜歡穿滌卡中山服，我也挺喜歡這種服裝，但是北京沒有賣的，只有上海才能買到。有一次王學珍去上海出差，說他要買中山服，我就請他幫我代買了一件，秘書托領導買衣服，同樣也沒有人認為不合適。

我沒有到王學珍身邊工作之前，多次在學校的宣傳欄里看到過他的照片，總是滿面笑容，看起來很溫和。到了辦公樓之後，才知道王學珍經常也會發脾氣。黨委常委會一般都在201的會議室召開，在擔任黨委秘書的十多年裡，我只有極少幾次頂替黨辦負責人做過會議記錄，對會議的召開情況了解甚少。不過雖然和會議室隔着門，我偶爾還是能聽到裡面的聲音，但聽不清他們說的話。王學珍嗓音比較高，嗓門比較大，聽起來似乎經常和人吵架。時間一長，知道他也不是吵架，而是在意見分歧時和別人爭論。不過即使和別人爭論得很厲害，他真生氣的時候也不多，其他常委也沒有因為王學珍聲音大就不說話了。至少說明當時的常委們經常有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也經常會發生正常的爭論。

雖然在王學珍身邊工作的時間不短，我所做的無非是一些接聽電話、通知開會、安排用車等事務性的工作。雖然有時也看到王學珍處理工作，但往往也是一些具體的事情，加之年代已久，記憶不是太深刻了。我在王學珍身邊經歷最多、印象最深的事情，還是他對學潮問題的處理。我上班後沒多久就遇到了1985年的“918”學潮，此後又經歷了1986年底至1987年初從南方蔓延到北京的學潮，1988年夏天因柴慶豐事件引起的學潮，直到1989年的政治風波。從1985年的“918”學潮開始，處理學潮問題似乎一直是王學珍的一條工作主線。雖然學潮的具體過程往往只是一段時間，但事先事後的各種動態需要掌握，各級領導的指令需要貫徹落實，對學校的廣大師生，特別是對學潮的參與者更要進行多方面的工作。我印象中處理這些問題占據了王學珍的大部分時間。

王學珍畢竟是北大的黨委書記，在處理學潮的問題上，他的身份決定了他必須執行上級領導的指令。對於北大的許多教師、幹部，甚至學校的某些領導人來說，對學潮的認識是逐漸有一些變化的。在這幾年中王學珍的認識或許也有一些變化，但他在處理時基本上都是按照上級的要求進行的。在我的印象中，王學珍既沒有對上級指令有明顯的抵制，也沒有像王孝庭那樣表現出的強烈的個人色彩，對學潮痛心疾首、極為反感，必欲堅決制止而後快。他只是按部就班地做了他職責中應該做的事情，一直到1989年的政治風波開始，王學珍的態度都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變化。

1980年代學潮的發生發展和知識界的思想動態密切相關，而北大師生的思想動態一直是從中央高層到各個上級部門都非常重視的，報送北大師生的思想動態是校黨委的一項日常工作。當時有穩定工作“全國看北京，北京看高校，高校看北大”的說法，北大的穩定關係全局，北大師生的思想動態可能會直接關繫到全國的穩定。我參加工作後的那幾年裡，這些動態信息一般都是由黨委研究室的趙存生、趙亨利兩人撰寫，我也曾經寫過一些相關簡報，經黨委領導審閱後上報。上面比較看重的動態信息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對中央出台的重大決定、政策的反映，二是師生假期回鄉後看到、聽到的各地情況。雖然上面要求北大如實報送，但實際上領導們又很不願意聽到不好的反映，我曾聽王學珍說過，意見反映上去了，領導們往往會訓斥說：現在形勢這麼好，怎麼就是你們北大的意見多。慢慢地就形成一種固定的寫法：不管什麼情況下，尤其是中央新出台的決策，首先表明北大師生都是普遍擁護的，然後再婉轉地反映一些不同意見；如果假期後收集到的負面反映比較多，則先將其激烈程度降低一大半，以領導上能夠接受的尺度和語氣報送。比較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春節之後，可能是當時的社會情緒確實到了要出問題的地步，開學後師生們從各地帶回的基本上都是負面反映，如實上報上面肯定不高興。我們只好反覆從中尋找正面的事例，找了半天，發現天津的師生反映說李瑞環堅持彩電不漲價，於是如獲至寶，趕緊將其放在醒目的位置上報了上去。

1989年的政治風波產生、發展的過程比較長，情況非常複雜。《人民日報》4·26社論發表後，將學潮定性為“動亂”，北大師生普遍不能接受，情緒非常激烈。按照慣例要立即報送北大師生對社論的反映，那次的動態信息是趙亨利起草的，他還是按照往常的口徑，首先說大部分師生對社論是擁護的。這樣寫當然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如果是其他的表態也就罷了，而這次的反映實在是關係重大。王學珍沒有馬上簽發，後來我看見他親筆修改了稿子，將大部分師生擁護改成了大部分師生反對，如實地向上面反映了北大的情況。政治風波期間，不僅是廣大師生，許多黨員幹部對上面的決策也想不通。當時北大女性任系黨總支書記的只有3位，有一天這3位女總支書記一起來找王學珍，反映她們的思想問題。我不知道王學珍是怎麼和她們談話的，但從他事後談及此事的態度看，王學珍沒有簡單地進行斥責和壓制，而是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其實就是王學珍本人和學校整個領導班子，在當時中央出現了不同聲音，情況非常複雜的情況下，很多時候也無所適從。我曾經接到過一位黨員教師打來的電話，詢問北大黨委的態度，我請示當班的黨委領導該怎麼答覆，他也沒辦法表態，我只好告訴這位教師請他自己去分析判斷。

絕食事件後形勢進一步複雜，其間王學珍曾經去天安門廣場看過學生，並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記者會。我印象中他是看過學生後去的記者會現場，我們在辦公室看了電視直播，王學珍在談話中表達了希望進行對話協商，使絕食行動得到妥善解決的態度。不過隨後講話的李鵬態度仍然非常強硬。王學珍回到辦公室後我感覺到他的情緒有些複雜，心情比較沉重，他首先囑咐黨辦副主任李寶珍，讓她安排人買一些衛生巾送到廣場——有的女生來了例假，還堅持守在廣場。王學珍的這個做法無疑是人性化的，對學生是愛護的。那天的記者會在場的校領導都看了電視直播，但王學珍回來後沒有一個人說話。我那時候對學生是比較同情的，就主動說他今天的談話非常必要，使北大校方贏得了主動。王學珍似乎有點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不好明確表態，只說了其他人（對他的談話）也有一些不同意見。從第二天開始的一段時間內，連續收到了許多從全國各地寄給王學珍的來信，頭一天大概有幾十封，後來的幾天每天都有一二百封或者更多。我拆開看了不少，都是對王學珍的談話表示支持的。此後的事態發生了急劇變化，形勢極為嚴峻，王學珍當然也不可能再表現出什麼個人的傾向來。

政治風波平息之後，王學珍仍舊擔任校黨委書記一職，他當然需要根據當時的形勢，按照上面的指令進行工作。從1989年開始上面決定對北大、復旦的一年級新生進行為期一年的軍訓，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決定是不可能改變的。前幾年我聽他說過此事，他說他是不贊成這樣搞軍訓的，但既然是上面的決策，作為北大的黨委書記，他當然不能公開反對。在其他的事情上，他應該也只能是這樣的態度。到了1991年1月，王學珍不再擔任校黨委書記的職務。

王學珍任北大黨委書記一職將近7年，還當選過中共十二、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他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從上學到工作從來沒有離開過北大的校黨委書記。早在1951年王學珍就擔任了校黨委副書記一職（當時學校還不是黨委領導體制），此後一直在北大做行政工作，擔任過黨委組織部長、教務處長、社科處長、教務長、副校長等多種職務，對北大的情況非常了解。雖然我在他身邊工作期間，看到他處理的大都是學潮方面的問題，不過也曾經隨他到一些系進行過調研工作，我記得去過中文、歷史、哲學等系。他對北大這些基礎學科在全國高校中的位置比較關心，詳細了解過其他高校相關院系的情況。此項調研本來還要進行下去，只是由於學潮的影響而無法繼續。

在王學珍任內，雖然他也和其他人有不同意見，經常發生爭論，但沒有見過哪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受到過不公正對待。1986年召開了北大第八次黨代會，會上許多人對學校領導班子提出一些尖銳意見，如提出學校班子在如何辦學上思路不夠、辦法不多，這些意見都能得到正常表達。黨代會上發言比較尖銳的無線電系主任王楚，講話比較直爽的後勤黨總支書記趙桂蓮等人，都以較高票數當選為校黨委委員。在王學珍任黨委書記期間，北大的政治生活是比較正常的，各種不同意見是能夠得到表達的。政治風波期間，我還多次看到王學珍布置召開民主黨派、黨外人士等各方面人士的會議，隨時向他們通報情況、聽取意見。雖然王學珍有時會發一些脾氣，後來我也明白往往是由於學潮的問題，他經常受到上級領導的批評、指責，事後會顯得煩躁、易怒一些，而這些批評指責往往是以勢壓人、毫無道理的。到了政治風波平息之後，王學珍似乎也很少再有大嗓門、發脾氣的時候了，他不過是按部就班地說一些該說的話，做一些該做的事。

我個人倒有個不見得準確的看法，我認為王學珍主政期間對幹部的使用顯得保守了一些，在他的任內，北大中層幹部的年齡普遍偏大，在幹部退休的問題上也不夠嚴格。到了1994年北大召開第九次黨代會，黨政班子成員中年紀最輕的朱善璐以最高票數當選為校黨委委員，倒不見得是朱善璐有多高威望，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對北大幹部普遍老化的不滿。雖然王學珍時期的幹部隊伍狀況有當時的歷史背景，也有歷次學潮的衝擊和影響，但他在幹部的使用上思想不夠解放，步子不夠大。這樣就沒有能夠選拔培養出一批思想作風比較正派，對北大的傳統比較堅持的年輕幹部群體，為以後任彥申等人改變北大的風格，安排使用符合自己意願的幹部留下了空間。

離職後的王學珍一直還在工作，我知道的是他在搜集整理北大的史料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例如由他主編並親自撰寫了很多內容的《北京大學記事（1898—1997）》，全書200多萬字，為北大留下了大量珍貴的史料。我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就多次查閱過這部《記事》。在目前在世的北大的老人中，王學珍對於北大這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可以說是了解的最全面的，堪稱是北大的“活字典”。我在寫陸平的生平，寫北大統戰史略的過程中，首先想到的就是找王學珍了解情況，主要的內容都是他提供的。在我離開黨委辦公室之後，他對我個人的工作、生活、家庭情況也多次詢問，表示了真誠的關心。王學珍是1926年出生的，已經是耄耋之年了，不過他的身體狀況不錯，還經常到辦公樓工作，搜集、整理北大大量的歷史資料。王學珍卸任後的所做的這些工作，對北大、對北大的歷史無疑都是很有價值的。

丁石孫

丁石孫是1984年3月和王學珍同時上任的，王學珍任黨委書記，丁石孫任校長。此前我還不知道丁石孫的名字，只是在他任校長時聽說他當過數學系主任。我第一次看到丁石孫是在電視上，當時我們1981級的學生到位於昌平的北大200號植樹，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訪華並在北大發表演講。丁石孫在辦公樓禮堂主持了演講會。在我有印象的歷任日本首相中，我認為中曾根是最有派頭的。但是當我們在電視直播中看到身材高大的丁石孫穿着筆挺的西裝，風度翩翩地致歡迎詞，邀請中曾根上台演講，姿態不卑不亢，舉止極為得體，都不禁為之感慨：到底是北大的校長！在同學們的普遍印象中，丁石孫的風度絲毫不亞於中曾根，我們都由衷地為丁校長的氣質所折服。

1985年我大學畢業後到黨委辦公室工作，我在辦公樓二樓上班，丁石孫的辦公室在一樓，他經常也會上來和書記們開會、商量工作，多半是在201的會議室或是王學珍的辦公室。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上下班時經常會在辦公樓前看見丁石孫，這時候的他穿的往往是一件洗的有些發白的藍色或灰色制服，騎一輛舊自行車，在他停自行車要進辦公樓或推車準備離開時，多半會有人上去和他說一些事情，下班時他經常是推着自行車邊走邊和人談話。在辦公樓上班的若干年裡我有一種體會：我是書記辦公室的秘書，經常會聽書記們說話，處理事情，所以對歷任的書記、副書記基本上都有一定了解；校長們則不同，雖然也能隨時看到他們，但平時沒有直接的接觸，所以我對歷任校長、副校長的特點、脾氣秉性就不甚了了。包括丁石孫在內，只能從有限的了解中談一些看法，而丁石孫在校長任內給我印象最深的，主要也是他在處理學潮問題上的一些態度。

1985年發生了“918”學潮，此次學潮的發起主要是由於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等政要參拜了靖國神社，同學們出於愛國主義熱情要表示抗議，但是上面又不願意讓學生上街遊行。9月18日當天北大部分學生聚集在南校門內，準備出去遊行，剛上班沒幾天的我也被派到南門，和一些學校的幹部負責攔阻遊行學生。我到現場的時候，看到南門已經關閉了。其實聚集的學生們硬要打開南門，推開我們幾個手無寸鐵的工作人員並不用太費力，他們也可以轉到其他校門出去。但是這些情況都沒有發生，學生們只是聚集在南門內，情緒並不激烈，和我們形成一種僵持但並無任何衝突的局面。這時候丁石孫發表了廣播講話，他在講話中說：有一些同學是出於愛國熱情要紀念“918”，校方已接受同學們的要求，在五四操場舉行紀念大會，請同學們前往參加。現在有些同學去南校門集結，堅持要到校外進行活動，這是錯誤的。我鄭重地請同學們考慮，不要一時衝動，做出錯誤的行為，要警惕少數人利用你們的愛國熱情做出後果嚴重的事情來（丁石孫講話內容摘自《北京大學記事》）。我曾估計丁石孫的廣播講話是根據上面的口徑起草的，不過也基本符合這個時期他本人和學校多數幹部、教師對學潮問題的認識。2013年底我在《炎黃春秋》上看到丁石孫《我在北大當校長》的訪談，丁石孫說講話稿是陳昊蘇給他準備好的，他自己也不清楚南校門是誰下令關的，我想應該也是上面的領導下的指令。

雖然恢復高考後曾有過北大學生因對住宿、伙食、熄燈等問題不滿而鬧過事，但1985年至1989年之間的學潮，卻沒有哪一次是由於北大校方的原因造成的，歸根到底都是社會思潮和社會問題在青年學生中一種反映。但是上面卻並不這麼看，學潮一發生，北大校方往往會受到指責，認為是他們沒有做好學生的工作。我記得“918”學潮之後，有一次上面幾位領導來北大，就在辦公樓201會議室開會。我在外面聽到時任北京市委副書記的徐惟誠大發雷霆，雖然聽不清他說的話，但聲音實在是太大，只能說是在咆哮。後來黨委研究室副主任趙存生出來說，他看見徐惟誠訓話時唾沫直噴到對面人的臉上，不過我不記得那次丁石孫是否在裡面。前些年我和曾在黨委研究室工作的金小鵬閒聊，他說有一次他參加了學校的幹部研討會，何東昌、徐惟誠等領導來北大聽匯報時就由他介紹情況，丁石孫也在場。當金小鵬匯報到研討會上北大的幹部普遍對“自由化”、對學潮問題有不同意見時，何東昌就不高興了，質問說難道都是這樣的看法？副書記郝斌在一旁證實說的確都是這種看法。丁石孫隨即拍案而起，大聲說：就是嘛，學潮跟我有什麼關係！然後拉開門拂袖而去。後來金小鵬從郝斌那裡了解到，匯報開始之前，何東昌一再指責丁石孫對“自由化”、對學潮“立場不堅定，旗幟不鮮明”。

不過我那時候還不了解丁石孫對學潮的看法，沒有聽過他這方面的言論，但我還是能感覺到他的一些變化。1985年學潮時丁石孫發表廣播講話勸阻學生；1987年元旦當天北大有數十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被帶離現場，當晚有幾千名學生包圍了辦公樓，丁石孫出面和學生對話。處理學潮屬於思想政治工作領域，雖然主要由校黨委負責，但丁石孫都會參與，只要一發生學潮，丁石孫都會到辦公樓二樓和王學珍等領導一起商量，研究應對之策。不過據我的記憶，到了1988年柴慶豐事件發生後，丁石孫似乎不再直接參與處理學潮了。

其實北大的幹部、教師那幾年逐漸對處理學潮的方式方法產生了不同意見。季老雖有“真話不全說，假話全不說”的處世哲學，但他在懷念胡喬木的文章中，講到1986年冬天胡喬木詢問他應該如何看待學潮。季老明確表示“青年學生是愛國的。在上者和年長者唯一正確的態度是理解和愛護，誘導與教育。個別人過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胡喬木當着季老的面表示完全贊成。季老的觀點也代表了大多數北大教師、幹部對學潮的看法。1988年暑期學校召開了工作研討會，我參加了部分院系幹部小組討論會的記錄工作，我現在無法查閱當初的記錄稿，但我印象中與會的幹部們普遍對處理學潮的做法不贊成。當時聽說中央政治局針對柴慶豐事件開了四次會，有人就說政治局為北大的事情開了四次會，實在是讓我們很榮幸，不過希望中央能就教育問題多開幾次會；我記得中文系主任嚴家炎說，現在是改革開放的時代了，不能還像過去那樣，總是要求思想統一、萬眾一心，要允許出現不同的聲音。我雖然沒有直接聽到過丁石孫的言論，但估計他總體上也是這些看法。

1989年的學潮規模空前、過程複雜，影響極其深遠。政治風波期間我經常晝夜在辦公室值班，但幾乎沒有印象看見過丁石孫，更不了解他的態度。到了這年的5月初，丁石孫率北大代表團出席在美國舉行的大學校長會議，離開了工作一線。大概是在宣布戒嚴之後，丁石孫此時尚未回國，他在夏威夷發表了一次談話，對這次學潮有所肯定，在學生中引起極大反響。不過到了丁石孫回國時，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他的談話明顯不合時宜了。我不記得他再參加過學校的相關會議，也沒有印象他以校長身份參加過公務活動，好像是住到醫院去了。我們都明白，在當時的形勢下，丁石孫肯定不會再擔任校長了。不過按照中國政治的特點，也沒有明確說過他不宜再擔任校長，或是乾脆宣布免去他的職務，只是到了這年8月份，丁石孫以任期屆滿的理由離開了校長崗位。丁石孫在《炎黃春秋》的訪談中對1988年的柴慶豐事件和1989年的政治風波均沒有涉及，多少也印證了我他沒有參與處理這兩次學潮的記憶。

丁石孫離任後到民盟中央擔任了副主席，費孝通先生退下來前，據說在民盟內部進行過多次測評，丁石孫一直是接替費老呼聲最高的人選。於是他接任了民盟中央主席，並擔任了兩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進入了國家領導人的行列。不過正如人們只知道蔡元培當過北大校長，而不大知道他還當過政府考試院院長等高官一樣。在現有體制下，不管丁石孫是當民盟中央主席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基本上都是榮譽性質的，不可能有太多發揮餘地。我們只能在電視上看到丁石孫出席各種會議、活動，偶爾也會看到他回北大參加一些公務活動。

丁石孫任北大校長將近五年半，任期不算很長，我和他的直接接觸更是極為有限，寫不出更多內容。在丁石孫任內，我確實很難說出他有多少了不起的言行，我印象比較深的，是1986年他率先提出了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使北大師生深受鼓舞。他提出過北大應該像國外大學那樣向社會開放，大學不是“管”的，而是要“經營”的；還說過他只是搞專業的，當校長並不合適，應該讓會管理的人做大學校長。在北大的具體事務上，丁石孫也只是領導班子成員之一，何況他這個校長還要受到許多上級部門的干涉，不可能有太多的發揮餘地。但我認為丁石孫仍然是北大歷史上一位重要的、有特殊地位的校長，他應該是北大歷史上最後一位有自己的獨立思想，保持了自己獨立人格的校長。在當時的背景下，丁石孫不可能對中國大的政治環境有多少影響，但是他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判斷，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守住了作為北大校長的底線。

幾年前我和曾任過北大社科處處長的蘇志中閒談，蘇志中告訴我：丁石孫任職期間北大曾提出過對政治課進行改革，結果消息傳到了上面，就變成了北大要取消政治課。教育部等部門開始追查，蘇志中他們面臨很大的壓力。丁石孫知道後明確表態：不要理睬他們。我還聽見過丁石孫曾以半開玩笑的口氣說教育部應該取消。對於任何一位有獨立思想、有自己辦學主張的大學校長而言，來自行政部門的干預都是難以忍受的，蔡元培如此，劉道玉如此，丁石孫也是如此。但遺憾的是劉道玉、丁石孫這些有作為的大學校長卻生不逢時，難以實現他們的理想和主張。

在丁石孫校長之後，北大的行政化、官僚化傾向越來越明顯，權力的干預更是不斷加強、無所不在，北大已經自覺自愿地徹底同化於體制。期待北大再出現蔡元培、胡適那樣的校長已經如同天方夜譚，產生丁石孫那樣保持着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的校長也基本上不再有可能性。丁石孫之後的北大是一個不斷自我矮化的北大，丁石孫之後的歷任北大校長則呈現出持續矮化的形象。於是丁石孫校長留給我們的高大背影也就愈發顯得高大起來，當我們在對蔡元培、胡適等老校長的風采感到無限神往的時候，還應該記得北大曾經有過一位丁石孫校長。

王孝庭

大概是在1985年的上半年，我作為學生中的入黨積極分子在辦公樓禮堂參加了一次報告會，聽時任校黨委副書記王孝庭做關於徹底否定“文革”的報告。王孝庭是河南洛陽人，講話完全是地道的河南口音。報告內容豐富，列舉了“文革”中北大大批教師、幹部、學生受迫害的事實，很有說服力。過了若干年之後，我也聽到有人說起王孝庭的報告雖然講的不錯，但他對“文革”初期一些高乾子弟的行為卻避而不談。不過我當年作為一個涉世未深的青年學生，確實對他的報告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

我到辦公樓上班時王孝庭還是校黨委副書記，我也知道了他此前長期在北大做黨務工作，擔任過系黨總支書記、黨委宣傳部長等職。大概是由於“孝庭”這個名字的傳統色彩太濃，不符合黨員幹部的形象，所以王孝庭在發表文章或其他一些場合往往會用“王效挺”這個名字。

1985年“918”學潮發生後，上面的領導高度重視，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市委副書記徐惟誠、副市長陳昊蘇，教育部長何東昌等高級幹部多次來北大了解情況、布置工作，或直接與學生座談、對話。王孝庭作為主管宣傳和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黨委副書記，更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處理學潮的工作中。有一次在辦公樓103會議室李錫銘、陳希同等領導和北大學生座談，我也隨王孝庭參加了。在中國凡是出現群體性事件，一般都會將其歸結為有“壞人”進行操縱，上面也很快將“918”學潮定性為有“壞人”要利用學生的愛國熱情，達到破壞安定團結的目的。王孝庭貫徹上級領導的指示非常堅決，我好幾次聽他在幹部或學生大會上講要把那些“壞人”揪出來，每次講話時都聲色俱厲。

大概在1985年年底，校團委和某家電視台合作，拍攝了一部反映北大學生生活的電視片。錄像帶在校黨委審查時我也看了，我那時候畢竟年輕，只覺得電視片拍的並不見得真實，但實在沒看出有什麼原則問題。王學珍等其他領導可能也有一些不滿意，但王孝庭卻非常生氣，之後我看到時任校團委書記的朱善璐及團委宣傳部長等人被王孝庭叫來訓話。當時我坐在外屋，和書記們的辦公室隔着一道上半部嵌了一層毛玻璃的木頭門，雖然不能聽清裡面說的話，但可以聽到王孝庭聲音很大，一直在大發雷霆。過了很長時間，朱善璐他們才走出來，和我們尷尬地笑了笑。

王孝庭雖然發火時很厲害，但有時候有點空，也會走出辦公室放鬆一下，和我們黨辦的人說幾句閒話，甚至開一點玩笑。這時候的他往往會笑容滿面，表現出隨和的一面。不過我在王孝庭身邊的時間不長，到了1986年春天，北大召開第八次黨代會。王孝庭是1984年才擔任黨委副書記的，按照事先的安排，他是要繼續擔任這一職務的，但卻在黨委委員差額選舉時落選，就此離開了校黨委領導崗位。對於王孝庭的落選，當時就有一些議論，主要的看法有兩點：一是有人認為他太“正統”，有些“左”；二是認為他工作中過於嚴厲，難免得罪了不少人。

此後的幾年我雖然也見過王孝庭，但沒有什麼能記起來的事情。到了1989年政治風波平息之後，因為要對政治風波中的問題展開清查清理工作，並要進行黨員重新登記，黨支部的活動比較頻繁。王孝庭的組織關係在黨委辦公室研究室支部，那段時間每次支部會議他都會參加。我感覺王孝庭對這幾年的學潮，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乃至對自己的下台都積累了許多怨氣，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對學潮是反感的，對“自由化”是敏感的。大概是物不平則鳴吧，每次支部開會王孝庭都很活躍，經常發言。我印象比較深的一次是他大罵一些老同志，北大有不少老黨員、老幹部政治風波期間都參加過請願、遊行等活動。他罵道：“你們這些老同志，你他媽的革命幾十年了，你們也去簽名、遊行，給我們黨施加壓力，簡直是他媽的蠢…蠢驢！”講話時過於激動，甚至氣的說不出話來。我實在印象太深了，迄今都可以一字不差地記得他的原話。還有一次王孝庭說到上級組織徵求他的意見，讓他參加工作組到政治風波中出了問題的單位進行整頓。他考慮自己是落選下台的，不便於再出面，說自己入黨幾十年了，“從來都沒有拒絕過黨的要求”，這次卻因為個人的考慮，沒有服從組織安排，說着說着，竟一下子自責的老淚縱橫、語氣哽咽起來，很長時間都不能平靜。1989年國慶節前的一次支部會上，王孝庭回憶起1949年北平解放後青年學生歡慶勝利的情景，當他們聽到解放軍勢如破竹，解放南京、上海、廣州等一個又一個大城市時，他們是如何地激動、興奮，走上街頭唱歌、跳舞、扭秧歌。說起這些往事來，王孝庭又不禁流露出孩子般的幸福神情，彷佛回到了那些歲月。

此後的兩、三年間王孝庭還是經常來參加黨支部會議，他在多次發言中都對蘇聯、東歐的情況非常關注，對蘇東局勢的演變至為痛心。他多次大罵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並認為戈爾巴喬夫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來最大的叛徒！”1991年蘇聯“819”政變失敗後，參與其事的蘇聯內務部長、原蘇軍總參謀長等人開槍自殺。王孝庭再次痛罵，不過這一次他沒有罵戈爾巴喬夫、葉利欽，而是大罵那些搞政變的人：“你們這些笨蛋！有子彈自己吃！你們給戈爾巴喬夫、給葉利欽一人吃一顆不就行了嗎！”蘇東演變期間北大西語系的嚴寶瑜教授正在東德任教，回國後向王孝庭講述過蘇東的情況（後來我也聽過嚴寶瑜的報告，他講的相對比較平和）。不過之前王孝庭就已經在支部會上轉述了嚴寶瑜的見聞，雖然他講的是嚴寶瑜的感受，卻遠比嚴寶瑜本人講的要生動、激憤得多。他說嚴寶瑜認識的一些蘇東的老共產黨員，向嚴寶瑜講述了他們“亡黨亡國”的痛苦，他們欣慰的是只有中國還堅持打着紅旗。那些老共產黨員們向嚴寶瑜說：他們有生之年的最大願望，就是想到中國來，要再看一眼紅旗啊！ “紅旗！”兩個字王孝庭是提高了聲音喊出來的，在他的心目中，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紅旗”無疑都是極其神聖的。

1990年代初期，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關於“姓社姓資”的問題開始引起了爭論。王孝庭絕對是堅定的“姓社”派，他對輿論界開始出現的“不要問姓社姓資”的言論極為氣憤，認為是“放屁的話！”大概到了1992年前後，北大成立了黨史校史研究室，由王學珍任主任，王孝庭任副主任，他的黨組織關係隨之轉到了研究室支部，我也就沒有機會再聽到他的言論了，很感到有些遺憾。

此後我很少再見到王孝庭，到了2000年前後，當時的校黨委副書記趙存生讓我為《新中國北京高等教育的開拓者》一書寫一篇關於陸平的文章。於是我找了王學珍、王孝庭等老領導了解情況，他們都向我做了詳細介紹。稿子寫好後請他們審閱，我提到“大躍進”時可能是用了“一場災難”的說法。王孝庭看後指出這種說法不準確，當即向我說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有關表述，令我十分佩服他對黨內文獻的熟悉程度。從2001年上半年開始，我應當時的校報主編魏國英之約，為校報寫一些評論文章，校報為此設了一個“博雅論壇”的專欄。魏國英告訴我可以寫一些對學校的批評意見。我那時還有些天真，以為自己的文章會有很大衝擊力，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就用了一個筆名。殊不知北大的體制已經到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程度，那裡會在意我的那些言論。不過還是有一些人對我表示了支持，第一篇文章見報後，我聽魏國英說是王孝庭第一個打電話給她，問文章是誰寫的？並表示了肯定。王孝庭雖然早就退下來了，但卻遠比許多在任的校領導們更敏銳、更重視宣傳輿論工作。雖然我不見得認同王孝庭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但也不排除我們在另一些問題上有相同或類似的見解，能夠得到他的關注和肯定，我還是感到非常榮幸。

對王孝庭的事情我了解的不多，基本上就是上面寫到的這些。我還知道王孝庭解放前在北大學習時做地下黨工作，曾到解放區匯報工作，以在解放區的見聞寫了《大江流日夜》一書，對國統區的進步學生產生了很大影響。中文系的樂黛雲教授回憶她做地下宣傳工作時，在手電筒的微光下讀過這本封面偽裝成周作人著作的書，曾令她激動得徹夜難眠。遺憾的是我一直沒有看到過。

從我和王孝庭的有限接觸及通過其他人的看法，我以為王孝庭應該是一位很有能力，理論政策水平比較高的共產黨幹部，是一位傳統的、堅定的老共產黨員。他思想上確實有比較“左”的東西——這一點連王學珍等人都不諱言，他也有過於“正統”，甚至不近人情的一面。但他的信仰是非常真誠的，他對共產黨是無限忠誠的，而且從來沒有動搖過。儘管我不見得認同他的工作方式，不見得贊同他的所有觀點，但我卻十分佩服他對於理想信念的那種執着，哪怕是他所堅持的理念某些可能已經過時，某些已經被當局者拋棄。

魯迅先生曾講過中國有一類伶俐人，伶俐人都明白，不管形勢怎麼變，“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着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運命。”在我不算太長的人生閱歷中，確實也見過一些魯迅筆下善於見風使舵，而自己總是一貫正確的“伶俐人”。相形之下，王孝庭顯然不是這樣的“伶俐人”。不過我倒寧願我們的社會裡能更多一些不那麼“伶俐”的人，也許他們會落後於時代，但他們對於理想信念的那種如同宗教般的執着、堅定，甚至是固執，都還是值得人們尊重的。

郭景海

1984年的國慶35周年慶典，我參加了由北大學生組成的群眾遊行方隊，我們這個方隊就是打出“小平您好”橫幅的那個方隊。國慶節前幾個月我們就開始在東操場進行隊列訓練，當時郭景海是學工部部長，多次到現場檢查指導我們的訓練情況。郭景海還不時向我們傳達國慶遊行總指揮部的指示，他講話時口音比較重，當時我沒聽出來是什麼地方的，後來才知道他是天津郊縣人。我們辛辛苦苦地訓練了幾個月，但是到長安街預演時指揮部又認為方隊走的太整齊了，也像是閱兵，不符合群眾遊行的歡樂氣氛。郭景海事後向我們傳達了指揮部的意見，於是給我們拿的單一顏色的花束上加上五顏六色的彩帶，並讓我們正式遊行時也不必走得太整齊。國慶節當天我們的方隊出發、匯合時還好，集結過程氣氛輕鬆、活躍，過北京飯店時我看到陽台上有不少外國人拍照，向我們打招呼。走到天安門前方隊就開始亂了，不過如果隊列一直很整齊，也不方便打出那個著名的橫幅。通過天安門後隊伍就完全散開了，我們一路跑到了復興門，花束等更是扔了一地，多年後有人想找到“小平您好”的橫幅作為文物收藏，估計當時就被隨手丟棄了。按照要求遊行隊伍是不能夾帶任何標語的，郭景海作為方隊的負責人肯定會非常緊張，好在這條標語很快就成為了那個時代的標誌。

我參加工作後郭景海還是學工部長，他經常會來書記辦公室匯報、商量學生工作。在1986年北大第八次黨代會上，因為準備繼續留任的黨委副書記王孝庭落選，於是安排郭景海接替了王孝庭的職務，主管學生和宣傳工作，他隨後也搬到辦公樓201的書記辦公室上班。郭景海上任前後的那幾年，處理學潮一直是北大學生工作的主線，他的主要工作都是圍繞着學潮進行的。

郭景海任副書記以後，我對他的了解逐漸多了一些，我覺得郭景海總體上是一個比較樸實的幹部，他不僅個人生活比較簡樸，沒有什麼官架子，而且他對共產黨的感情，對上級領導的態度也是非常樸實的。北大一出現學潮，上級領導經常對北大的負責人橫加指責，認為是他們沒有管好自己的學生。如果換作別的校領導，如王學珍可能並不會太在意，丁石孫會有不同的意見，但郭景海則會非常自責，認為確實是自己沒有做好工作，儘管當時的學潮沒有哪一次是由於北大校方的原因引起的。上面對北大學生的任何動向一向都非常重視、敏感，郭景海作為主管學生工作的副書記，自然要承擔最直接的責任，只要學生中出現了情況，郭景海都要親臨現場。1987年10月底中國足球隊戰勝了日本隊，第一次進軍奧運會，學生、市民紛紛上街慶祝，郭景海也馬上要去街上察看。那天晚上天氣比較冷，他還是穿了我的呢子大衣出去的。不過這一次只是慶祝活動，沒有出現其他動向，郭景海回來後也顯得比較輕鬆，還向我們敘述了看到的場景。

同他的前任王孝庭一樣，郭景海對學潮也是非常反感的，在立場上他們是一致的，不過他的表現似乎沒有王孝庭那麼激烈。這裡面有個人性格的因素，也有認識上的差別。王孝庭理論水平比較高，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認識更清醒一些，他的態度也更主動、堅決一些；而郭景海在理論方面功底比較一般，但他對體制絕對是忠誠的，以服從上面的指令為準則，對“自由化”、對學潮似乎更多一些被動和無奈。郭景海也罵過戈爾巴喬夫，對他有一種本能的反感，有一次戈爾巴喬夫和美國總統老布什在馬耳他會晤，我記得郭景海曾罵道：你看那戈爾巴喬夫見了布什，就跟奴才見了主子似的，搖尾乞憐。

1989年的政治風波開始之後，除了風波初起時郭景海的態度比較堅決，曾經指責過學生的一些行動之外，我沒有印象他有特別突出的言論和行動，多數時候會表現出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在當時情況那麼複雜、局勢經常不明朗、上面又時不時沒有聲音的情況下，對郭景海這樣完全聽命於上級的人，可能也確實感到有些無所適從。

政治風波平息之後，國家教委組織了一個代表團，由郭景海帶隊，去美國了解在美留學生的思想狀況。他們出發時我從車隊要了一輛麵包車，順便送幾個一同赴美的人員去機場。當時留學生普遍同情和支持國內學生，很難接受國內的現實，郭景海對此比較憂慮，在路上就和同行人員商量怎麼開展工作。其中有一位國家教委的幹部，看年紀快要退休了，位置估計也不高，還需要北大的車去接，但講起話來卻慷慨激昂，完全是一副社論口氣，說這些留學生“他們受了美國政府的發動宣傳”。不過話題一轉，他又馬上為自己能有機會去美國而感到很得意，說“機關黨委，我是頭一名”。估計是國家教委機關黨委的一名幹部，沒什麼實權，也沒什麼機會出國，大概在機關黨委的幹部里他是第一個被派去美國的。我開始聽他講話很是義憤填膺，對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國家似乎十分痛恨，緊接着說出的話又讓我大跌眼鏡，實在是生動地體現出此類官員的分裂人格。

到了1989年下半年，林炎志調到北大任黨委副書記，接替了郭景海主管的學生思想政治工作。郭景海後來又兼任了副校長，主要負責學校的日常行政和安全保衛方面的工作，之後他搬到了辦公樓一層的校長辦公室。郭景海之前可能有慢性咽炎，經常咳嗽，那幾年忙於處理學潮時我聽他說過：人家說我這個病如果不注意，可能會發展成喉癌。隨後又嘆口氣說：哎！活着干，死了算。不想一語成讖，幾年後他竟死於一種比癌症更可怕的疾病。

大概在1992年前後，郭景海發現自己的腿沒有力量了，走路很吃力，隨後的檢查結果是他患上了運動神經元方面的疾病，隨着運動神經元的壞死，身體各部位的肌肉逐漸不能運動，成為了“漸凍人”。郭景海病情確診後就不能再上班了，家也搬到朗潤園公寓一套一層的住宅，以方便他外出。他生病後的幾年裡我多次去他家裡，有時是給他送文件、報紙，為他辦一些事情，有時是帶校外的人去看他。郭景海一開始就知道自己的病情，我認為他對待疾病的態度是令人尊敬的。我每次去他家裡，他都會向來看望他的人談起病情，不像有些人，特別是有些掌握權力的人那樣很快出現崩潰。我不了解他私下時的狀況，但他在外人面前是比較從容、平和的，沒有表現出激烈、絕望的情緒，當然隨着病情的發展，也能逐漸感覺到他內心的悲涼。郭景海一直在積極尋求治療，生病後他的夫人董麗芬專職在家照顧他，有一次他們得知《山西日報》專版介紹了一位治療這方面疾病的專家，就托我找一份報紙看看。我打電話聯繫了山西一所高校的辦公室，但沒有等來回音，後來我記得又聯繫了山西省委教育工委，他們寄來了那份報紙。

雖然郭景海一直在尋求治療，但此種疾病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隨着病情的發展，他身體各個部位逐漸都不能動了，即使蒼蠅蚊子飛到臉上也無法揮手去趕，其痛苦可想而知。因為後來安排住在朗潤園的辦公室同事為他送報紙、材料，我也就很少再去他家裡，只是聽說他的病情繼續惡化。到了1996年底，郭景海被送到西苑醫院，實際上就是等待最後時刻的來臨。住院當天我陪任彥申去看他，那種情況下任何語言、安慰對他已完全沒有意義，我們也沒有進病房，只在門外隔着玻璃看了看，和董麗芬說了一些後事安排就離開了。第二天郭景海就去世了，我和校辦的人到醫院後聽董麗芬說他臨終前沒有太大痛苦，是由於各器官衰竭去世的。郭景海的生命力很頑強，是同一批病人中存活時間最長的。校辦的邸振江為他穿了衣服，穿的是一件普通的夾克衫，董麗芬說老郭不講究這些。

郭景海本質上是一個樸實、樸素的人，他不僅個人生活如此，對共產黨也有一種很樸素的感情，對黨的組織、對黨的領導人都是忠誠的。他的知識、理論素養不是很高，也不大會從另外的角度思考問題，而是本能地服從、執行上級的指令。不過郭景海待人還是比較厚道的，我沒有見他很嚴厲地斥責過什麼人，也沒有聽說他整過什麼人。可能正是因為他的樸實，使他在遭受某些領導人的無端指責時，也會違心地自覺接受，這樣長期下來可能會積累一些不良情緒，而這些情緒又可能對他的致病產生一定影響。郭景海在罹患不治之症後沒有失態、絕望，而是比較從容、平和，維護了自己的尊嚴，他對待絕症時的表現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