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成了犬儒。統治者早就不相信他們口頭上宣揚的那套理論和原則，他們只把那些理論和原則當做維護權力的手段以及鎮壓反抗的籍口。被統治者一邊，放棄理想，放棄追求。甚至嘲笑理想，嘲笑追求。”這是胡平先生定義的“犬儒病”及其現象之一。應該說，在《犬儒病》一書中，胡平的冷靜剖析和雄辯論述，猶如一束電光或一柄利劍，穿透了當代中國人的霉暗心態。

胡平援引歐文•豪(Irving Howe)的“極權主義三階段論”：(一)、烏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誘發了狂熱，而狂熱則導致了(二)大規模的恐怖和人間地獄，然後，狂熱與恐怖被耗盡，於是，(三)、人們變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義。

的確，在中國，我們見證了這一“極權主義三階段”的邏輯進程。五十年代，美好的憧憬，“幸福的生活”；五十年代末，至六、七十年代，大躍進，文革，大狂熱與大恐怖；八、九十年代以降，全民皆商，“一切向錢看”。國人麻木，“莫談國事”。

中國共產黨能夠存活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三反五反”、“反右”、“
大躍進”、“大饑荒”、“文革”等一系列運動與事件。由毛澤東親自導演的這些鬧劇、醜劇、和慘劇，把中國推入一個歷史的最低點。今天所謂的“經濟繁榮”和“盛世”，就是建立在與這樣一個歷史最低點的對照之下，由此迷惑眾多的人，染上“犬儒病”的中國人。正是毛澤東的反覆折騰，竟能讓中共苟延至今。“紅孩兒
”胡錦濤、曾慶紅等人接班之後，立即到西柏坡朝聖，也就不足為奇。

人的生命畢竟有限。幾十年的短促人生，如果不了解歷史，又怎能參透現實？在所謂現實與歷史的比較中，有些人參照的，不是“旺周”，不是“盛唐”；並非“文景”，並非“康乾”。以為今日中國，正經歷“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事業”或“千年未有之變局”。現今，國內過得風光一時的所謂精英階層，大都在三十至五十歲之間，大抵經歷了上述“極權主義三階段”，或其大部分，罹患“犬儒病”，順理成章。二十幾歲的，一切都只是“聽說”，或“沒有聽說”，占據他們頭腦的，所謂“新潮”，無外乎金錢與物質，仿佛遺傳的或先天性的“犬儒病”患者。

人性的弱點，被極權主義者巧妙而卑鄙地利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金錢至上，唯利是圖，物慾橫流，聲色犬馬，笑貧不笑娼……這些詞句，都成了當代中國人的主要特徵。光怪陸離的今日中國，在外國人看來，煞是不解：中國人真沒有見過錢
？中國男人真沒有見過色？

犬儒主義，滲透在大量順口溜耳熟能詳的順口溜中，諸如：“什麼都可以有，不能有病；什麼都可以沒有，不能沒有錢。”“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錢少；到了海南島，才知道身體不好；到了成都，才知道結婚太早。”等等。

商界的朋友抱怨，跟中國人做生意，最難。因為，當今中國人，什麼都不相信，懷疑一切。你跟他宣傳產品或服務，他懷疑是騙局；你不向他宣傳什麼，他又懷疑你心虛，你的產品或服務不值一提。他們只堅信一條：在中國，什麼都是假的，只有騙子是真的。

政治上更是如此。許多中國人不僅不相信，不關心，甚至連聽都不想聽。“不聽，不聽……”然後就塞住了耳朵。他無法駁倒你，又不願意面對，就只有選擇“不聽”。

聽，也是選擇性地聽；看，也是選擇性地看。他們的眼睛、耳朵已經具有自動選擇的功能。比如，從同一張報紙上，他們可以一眼看見台灣的負面消息，因而得出結論，民主的台灣，一派“亂象”；對大陸，他們一眼看見的，都是正面消息，什麼“增長”啦，什麼“崛起”啦。即便滿紙的負面消息，對他們而言，要麼是“那算什麼？哪個國家沒有陰暗面？”言談之下，也不思考其中量與質的區別；要麼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觸而不覺，做十足犬儒狀。

共產黨文化對中國人民的毒害，深入骨髓。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名中國女生告訴我，直到前幾年，任何共產黨的東西，她都本能地傾向於相信；任何揭露或批評共產黨的東西，她都本能地傾向於不相信。甚至直到今日，她已經覺悟到許多真理的時候
，仍然在潛意識裡保持了那些“相信”和“不相信”的基因。比如，“毛澤東”三
個字，在她聽來，幾乎還是一個褒義詞。可見毒素之深沉。可見中國民主啟蒙工作之高難。

有必要提到胡平的文風。客觀，理性，深刻，簡約。邏輯嚴密，深入淺出。文字曉暢，通俗易懂。既沒有毛澤東式的故作豪邁，也沒有魯迅式的潑辣尖刻，更沒有郭沫若式的矯情造作。胡平獨樹一幟的清新文風，是對共產黨文化的正當告別。

在所有的角色定義中，我覺得，胡平，更像一個哲學家。中國社會稀缺的那種洞若觀火、深察入微的真正哲學家。“三十六行，行行出狀元。”在政治學或政治哲學方面，胡平的造詣，已經臻於至境；而在中國反對派的理論建樹方面，不庸置疑地
，胡平名列前茅。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胡平的成就，也正是中國反對派的成就。

最近十幾年，面對中國大陸，就狹義空間而言，流亡者處於缺席狀態，與祖國的聯繫，處於中斷狀態；但就廣義空間，尤其就時間而言，流亡者從來沒有缺席；與祖國的聯繫，也從未中斷。在海外這個擴大的華人世界裡，他們從事着各種各樣彌補歷史與建構現實的工作。藝術創造，政治批判，歷史研究，自由出版……歷史有一天會證明，這一切彌補和建構的意義。歷史很可能證明，對當代中國，缺席的，恰恰是那些行屍走肉於中國大陸的人；與祖國中斷聯繫的，恰恰是那些玩世不恭或漠不關心的浮魂，不管他們身處國內，還是置身海外。

這也正是胡平著作的價值，這也正是博大出版社存在的意義。

（在胡平新書《犬儒病》發表會上的引言，2005年6月18日；文載《北京之春》2005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