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走向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回忆

今年是四五运动30周年。关于四五运动，今天的年轻人大都比较陌生，知道者、了解者大概屈指可数。但历史毕竟是一面镜子，回顾它，反思它，对于民族的进步，民族的发展，尤其对于民族的现代化是大有裨益的。不了解自己民族的真实历史，就无法真正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社会，自己的制度，国家的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

（一）

1976年3月30日上午，我与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27名成员，抬着我们亲手制作的花圈，从天安门广场的北面，列队走向天安门广场的英雄纪念碑，投身到了四五运动之中。工人理论组原本是当局用以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的御用工具，但我们却以整齐和坚定的步伐走上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种事态的出现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是73年秋组建的。组建工人理论组源于上海的经验。据说此前上海市组建的工人讲师团，在推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北京市为了学习这一经验，也就仿照上海模式组建了北京市总工会工人讲师团。最初从全市工矿企业按照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党团员、第一线工人等条件，选拔了十五名成员。由于大家感到“讲师团”牌子太大，大家都是普通的工人承担不起，最后把讲师团改成了理论组。由于我看的书相对比其他人多一些，在经过一段相互的了解后，大家选我担任了组长，市总工会宣传部长孙云杰提出了由来自“五四一”厂的老工人同时担任组长的建议，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74年，我因“不好领导”而被降为副组长。由于理论组的人员不断增加，后来又增选了两名副组长。

1974年春节前的1月25日，理论组成立后的第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就是参加了当天国务院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评法批儒动员大会。周恩来、江青等人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上万人参加了大会。会上除由汤一介、周一良等人讲解中共中央关于“评法批儒”的“一号文件”外，周恩来、江青、谢静宜、迟群、姚文元等也先后发了言。周恩来的发言主要是作检查，讲自己的工作没搞好，“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已经落后了”等。关于这次大会，他说，他是头天下午才得到通知的（而头天上午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的干部就已经得到了通知）。

这次大会在工人理论组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理论组的成员虽然都是来自工矿企业，但大都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年轻人，在长期“阶级斗争”的熏陶下，政治上都很敏感。开会回来后大家便议论纷纷。大家当时普遍认为：“文革派”们在国务院和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的以上讲话及周总理的发言，再清楚不过地向我们表明：整个批林批孔运动完全是由毛泽东和江青一手操作和发动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和操作完全把周总理排斥在了一边；在整个大会期间，周总理一再作检查，而文革派却大讲批大儒，矛头所向一目了然，完全是冲着周总理去的；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写信、送书和派专人到部队，农村及中央机关等单位进行宣讲等方式，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完全把国家机构和党组织抛在了一边，这一切纯属非组织活动；……总之，这个大会给我们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毛泽东和江青开展的评法批儒运动是要批周恩来总理。

1974年9月30日，在周恩来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抱病主持了为国庆25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此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病情已经极为严重。因此，周知道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主持这样的国庆招待会了，所以想借此机会，尽可能多地关照一下在文革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党内外各方面人士，在政治上营造一个大团圆的局面。

工人理论组的成员以及北京市各工矿企业的广大工人群众对这次的国庆招待会的情况也非常关注，议论纷纷。大家对于周恩来总理的健康状况尤为关切。人们在私下的议论中，对江青等人的敌视之情已经毫无隐讳，怒于言表。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四人帮”这个称谓，通常是把他们称作“上海帮”。大家普遍认为总理身体的虚弱和病情的恶化，完全是由于“文革派”对他的迫害和工作的极其繁重造成的。当时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早已远不如文革之初了。特别是不少人（尤其在高干子弟中）已经认识到江青的猖狂源自于毛泽东的支持。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政治运动，对于今天打倒张三，明天又打倒李四之类的阶级斗争，人们已经普遍感到厌倦了，讨厌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已经到了无法继续忍受的程度。

上层的政治斗争通过各种曲折的方式和渠道，总会暴露在民众面前。“文革派”既然要发动群众批判周恩来，那就必须制造舆论，就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和途径，把他们的意图灌输到群众中去，以迷惑、愚弄和操纵群众。这就决定了民众必然会认识和了解到他们真正的政治意图。就在周恩来住院前后，“文革派”一伙人所控制的舆论宣传机器继续大搞影射史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矛头所指呼之欲出。那句 “反周民必反”的最高指示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海内外有关周氏地位不保的风言风语满天飞。这一切都在证实着大家的担心，同时也在不断地激发着大家的愤怒。

（二）

周恩来在久病之后的去世，立即在中国的政坛上掀起巨澜。噩耗传出，市面上用来制作黑纱、挽幛的黑布很快便销售一空，各个党政机关、各个厂矿企业、各个学校团体、各个军区部队……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了一片悲痛之中。从党政军的老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到普通的工人、学生、老百姓，大都为失去自己多年来的总理而感到难过，并且对眼下的时局忧心忡忡。人们自发地展开各种悼念活动，设灵堂，戴白花，首都北京的市民百姓则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地前往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抒发哀思，既是哭周恩来，哭国家，也是哭自己。

特别是当周恩来决定不保留骨灰的遗言传出后，更是在无形之中增添了人们心头的悲情。社会上自文革以来积聚压抑已久的不满和反抗迅速聚集在悼念周恩来的旗帜下，以“悼周、拥邓、讨江、射毛”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周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的那一天，北京百万人在凛冽的寒风中肃立街头，哭送他的灵车，就突显了这种社会情绪。一月份的某天晚上，我曾同工人理论组的李宁、王国良等部分同志去了天安门广场。整个广场上到处都是花圈和人流。悼念之声、抽泣之声不绝于耳。人们的脸色凝重，人们的双眉紧锁。这一切再清楚不过地预示着一场大搏斗，大震撼、大爆发。正是天安门广场的气氛让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也正是在这种气氛的感悟下，我才有了在清明节有所行动的决心。

这一时期，当局正要工人理论组写什么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讲稿。大家议论纷纷：如果说党内有资产阶级的话，那么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谁呢？在公开场合，孙惠等人常用手指在两眼前比划成两个眼镜状，互相会意。在几个人私下深谈时就公开指名道姓了。殷绥东说：“江青早就和林彪搞在一起了，‘913’以后，她又装成受害者。我看她就是煽动打、砸、抢的罪魁。”郤承志接着说：“张春桥、姚文元那两篇文章，讲‘法权’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基础，我看扩大‘法权’的就是他们。”夏增志说道：“那两个人的文章我根本就不屑一顾。”

那时候，人民群众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普遍不满，工人理论组的成员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听批判会、“取经”回来后，孙惠说：“照我看是，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字报千篇一律。”殷绥东接着说：“会上的发言稿都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搞运动的。”在这种情况下，熟悉情况的同志，凑到一起就大谈“不理解”。在工作中，大家依然违心地按照当局的要求写讲稿，去给工人们进行“理论辅导”，结果工人们反映很强烈，意见很大。在辅导毛泽东的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大会上，有的工人干脆走上台来，质问我们：“你们说，现在全国的形势是一片大好，是‘莺歌燕舞’、‘潺潺流水’，这符合实际情况吗？”搞得我们无言以对，狼狈不堪。有的工人指责我们：“你们自己搞清楚了没有，就跟着上纲上线扣帽子，搞四个现代化怎么就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两者有什么必然联系？”有些老工人说：“你们看看眼下的生产和工作，样样稀松二五眼，你们应该讲讲，五几年那种建设的劲头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周总理刚刚去世，人家就赤裸裸地逼上门来了，作为工人理论组的成员，还能继续沉默下去吗？不能！在理论组的几个人的一次私下聊天中，孙惠提议，清明节时，到天安门敬献花圈，悼念总理。她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并马上开始行动。北京铁路局电务器材厂的郤承志中午不休息，采来青翠的松柏枝；北京热力公司的夏增志找来木支柱；殷绥东从厂里找来了铅丝；孙惠和几个专门从厂里赶来的女同志，连夜开始绑扎花圈。有人看到白花太素，提出周恩来一生光辉，应该在花圈上有光辉反映出来。小殷、小孙一听，连夜从厂里拿来金粉和银粉，星星点点，精心喷撒在花朵上。

3月28日，花圈扎好，大家提议由孙惠起草悼词。当晚，孙惠将写好的悼词拿给我看，经同孙惠商量，又加上了“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等话语。

3月下旬，南京市的各界群众首先走上街头，声讨《文汇报》及其后台张春桥的反周行径。示威抗议活动很快便蔓延到全国许多城市乃至首都北京，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工人理论组的同志们正是在这种气氛的感召下，投入到悼念周总理的大潮中去的。我们所以将悼念总理的时间确定在3月30日，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从一月份总理去世以来上面的态度看，清明节时必然会对悼念活动进行限制。因此，悼念必须赶在上面进行限制之前。其次，工人理论组每周二、五活动，推迟一次实际就得推迟三、四天。3月30日正好是理论组的活动日。我们的选择比上面的限制抢先了一步。我们的悼念活动刚刚结束，北京市限制悼念活动的禁令也传达到了理论组，可惜他们晚了一步。

我从天安门广场刚回到市总工会干校我的办公室，吴令华就来通知我，市总工会宣传部长孙云洁在等我。在去见孙的路上，在走廊里，吴叮嘱我：“你咬定祇是去悼念总理！”吴是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宣传科科长。她正派、耿直、也很有水平，自理论组成立开始，她和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孙云洁一直是我们的直接领导。吴对周总理的感情极深。总理去世的那天早上，广播里很早就广播了总理去世的讣告。我当时正住在陶然亭市总工会干校。快八点时她愁容满面地走进了办公室，脸上还带着泪水。进门后她一反总要同我们打招呼的习惯，一句话也没说径直走到了她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后爬在桌子上抱头大哭起来。哭了一会后断断续续地开始给我们讲每年五一节前、国庆节前总理来劳动人民文宫检查节日准备情况等，……我们上天安门悼念总理的准备工作，她在事前其实早已知道。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她也根本不向上级汇报。事后，当上面要拿我们开刀时，为了尽力保护我们，她不仅在孙云洁找我之前再三叮嘱我应掌握的口径，后来，当个别人在回答公安局的讯问时已经失言的情况也及时转达给我，以便我能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孙云洁当时年龄已过50，身体一直不好。由于他的“原则性”比较强，在同我们的4年的交往中，虽然关系也还可以，但相互间总不像我们同吴令华之间那样坦诚。这次我一进门，他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非常严肃地指责我们上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犯了三大错：其一、无组织、无纪律，这么大的事情，事前不请示，不报告，不经过领导批准就私自使用工人理论组的名义；其二、扰乱社会秩序；其三、悼词中不写“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好气，当场告诉他，我们用的是工人理论组部分成员，不存在私自使用工人理论组名义的事；悼念总理同扰乱社会秩序毫无关系；我们写的是悼词，不是大批判文章，没必要写上“反击右倾翻案风”一类的内容。我们两人当时争的比较厉害，最后还是吴令华把我劝走的。

悼词贴出后，社会上对我们的议论纷纷扬扬。许多人认为我们的悼念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理由有三条：其一、悼词贴在“五四运动”浮雕下面；其二、悼词全文只字不提“反击右倾翻案风”；其三、悼词中明确提出要与“党内外资产阶级”“披荆斩棘”，“血战到底”。其实，我们原先祇是打算把悼词别在花圈上，因当时风太大，别不住，才临时决定把它贴在了纪念碑上。由于理论组在全市工人中进行“理论辅导”时，有时是先将中央的新政策、新精神，以及毛泽东的最新讲话先一步通知我们，先行学习和准备，以便在中央向全国发布的同时对工人进行辅导。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上面的精神理论组早知道的印象。这次我们的悼词贴出后，许多人就猜测是否中央又有了什么新精神。

4月2日晚九点多，市总工会来车把我从陶然亭的市总工会干校，接到市总工会。在二楼会议室，市总工会副主席刘锡昌和马小六召见了我，要求我们取下贴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的悼词。此前我和理论组的同志在分析了广场的形势后已经决定“先撤下来，以后再进攻”，更何况当时天安门广场早已经成了花圈的海洋，诗歌的海洋，群众的海洋，我们这第一篇悼词的使命早已完成。有鉴于此，我同意取下悼词。随即市总工会出车派人和我到广场取下了悼词。

在4月4日清明节那天，北京上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祭奠周恩来，并发表演说，张贴声讨檄文、诗词，锋芒直指祸国殃民的“文革派”，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未能幸免，被指为“现代秦始皇”。

这种声势浩大、群情激愤的抗议场面，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是从来没有领教过的。以往他总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民众的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如今竟成为人们声讨的对象，“文革派”的几员大将更是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靠搞群众运动起家，一生凭此斗垮了所有政治对手的毛当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知道自己已经毁在这件事情上了，而且身后恐怕也无法避免历史的清算。

（三）

工人理论组曾是北京市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表扬的三个单位之一。而在关键时刻我们却上了天安门广场，上边既大感意外，又很气愤。谢静宜指责我们“带了个坏头”。

北京大学法律系也向校领导小组打书面报告，揭发我到法律系工农兵学员中间进行煽动，破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攻击中央领导。此事迅速反映到中央。

根据以上两点，上边决定抓我。抓我的请示报告是由北京市公安局起草的。北京市总工会看到这个决定后，提出以双方的名义打报告，得到公安局的同意后，即在公安局的报告上加盖了北京市总工会的章子，上报给了上边，经公安部和北京市的所有主要领导签字后，对我进行了一个月的专人盯梢，以追查“后台”，然后于4月30日抓了我。

接着市总工会便开始对工人理论组的清查。孙惠被单独隔离审查。殷绥东、夏增志、郤承志等人被办了审查学习班。理论组的全体成员在市总工会的部署下，开了几次全体会，对我们进行揭发。然而理论组的成员大多数成员的心是相通的。当时理论组已经扩大到了60人，分成了4个小组。每组一名组长，两名副组长，正副组长共计12人。其中8人去了天安门广场，一人公开埋怨我没有通知他。市总工会指定的会议主持者，“文革派”的追随者张荫华（他也是一名组长，他是“文革派”在北京市树立的用以取代著名劳动模范时传祥的典型）在理论组内实际上时非常孤立的。大家根本不买他的帐。据后来理论组的同志告诉我，第一次开会，大家很少发言，主要是孙云杰和张荫华在那里反复作动员。第二次开会，情况更糟，有一位青年工人很气愤的站起来发言说：“曹志杰真不象话，悼念总理这样的好事居然不叫着我！……”当张荫华起来阻止他时，他便质问张荫华悼念总理有什么错？整个会议全被搅了。他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工人，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其中的一些人还没有跟我们去天安门广场，你能把他怎么样？有鉴于此，此后市总工会不得不完全停止了工人理论组的所有活动。

我在狱中一直被单独关押，条件比其他人好，直到临出狱前才同其他被抓人员关在了一起，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工人，他叫臧克坚。一天，一位年轻人突然走过来对我说：“你就是曹志杰吗？”当他确认了我就是他要找的人后，质问我：“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工人理论组的悼词贴出后，据说三天内市总工会接到了二百多封信和四百多个电话。内容大都是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支持我们的行动的，认为我们说出了工人阶级的心里话。当然，也有的人询问是否上边有了新精神。这些信全部被市总工会交给了公安局。这位年轻工人的信肯定就是这样落到公安局手中的。他告诉我，为了便于我找到他，他家的地址写的非常清楚。信发出后，他就一直在等我的回信，结果回信没收到，却等来了公安局抓他的车。

我在狱中见到的年龄最小的是一位才13岁的学生。他的罪名是翻汽车。他是因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中被抓的380人中唯一因烧汽车而被抓者。他说看到别人在翻汽车，他也上去搭了一把手，结果就把他抓了进来。1978年，我在《人民的悼念》画册中见到的翻汽车的照片照得很清楚，有7、8人之多，可为什么唯独就抓了他一个刚刚搭了把手的孩子？后来听说翻汽车的大都是公安局的便衣。

我出狱前，专案组的人员告诉我：“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你早就没命了。”后来才知道，天安门事件中有9人被定为死刑，我是其中之一，后因唐山大地震，四五运动的案件被搁置起来，才得以幸免。这一点是我在关押期间始终没有想到的。我一直认为顶多也就是判几年刑而已。四五运动中定了两个“八大案件”。公开签名的定为“1号案件”、“2号案件”……匿名案件定为“01号案件”、“02号案件”……我们工人理论组的悼词被定为“一号案件”。

我出狱后的某天晚上去胡耀邦家。当时已经来了五六位领导干部。在他家北屋客厅，我和胡坐在长沙发上。胡当时问我天安门事件到底死了几个人？我回答说，你在外面都不知道，我在里边就更不知道了。当胡向在座的老干部介绍了我以后，其中一位老干部讲，天安门事件中有四个人，公安部每天都有个人简报直报政治局，四人中就有你。

我的专案组据说是由市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亲自挂帅，担任组长。审问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新面孔。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头。他是第一天晚上参加审问者。他并不坐着，而是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拿着一只削得很尖的铅笔指着我说：“你比国民党特务还坏！”“四人帮”垮台后据说此人跳楼自杀，摔断了肋骨，但没死。

（四）

1978年10月，中央为“四五运动”平反后，被抓者中的200多人组成“四五运动受迫害者公民起诉团”。大家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并公推我为领导小组组长。我们写了一份有200多人签名的起诉书，抄了两份，准备将一份贴到西单民主墻，一份递交最高法院。我们起诉的对象主要是“文革派”的部分成员，除王张江姚外，还有原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等人。起诉的时间安排在星期天。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也已联系就绪。在我们准备行动的前一天下午6点左右，团中央派车把我和其他人接到东四的青年旅馆。胡启立和高占祥等在那里。他们要求我门取消起诉行动。我当时提出，此事无错，不应取消。后来高占祥说：“希望你们应该信任党中央，不要打乱中央的统一部署。”我才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决定停止起诉活动。后来据说，当天晚上他们两人实际上是代表党中央来要求我们停止起诉活动的。第二天，我便到广场向大家宣布取消了这次的起诉活动。

在这次起诉活动中，我认识了铁道部部长刘建章的儿子刘润伏。文革前他是解放军某部一个连队的指导员，文革初由于受到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的牵连，被部队复员处理回到北京。1976年时，他正在北京市无线电三厂当工人。四五运动爆发后，三厂的广大工人群众自发地制作了花圈，准备送到天安门广场以缅怀周恩来总理。由于刘润伏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极高，人缘很好，大家公推他领头去。刘润伏虽然出身高干家庭，但为人憨厚，老实，办事比较慎重。他郑重其事地向厂党委汇报了此事。当时厂党委对于他们的行动非常支持，很痛快地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得到领导同意后，他便带领全厂数百名工人，抬着花圈，列队前往了天安门广场。由于他们祇是单纯的敬献花圈，悼念总理，并未搞其他的活动，而当时各个工厂列队游行，敬献花圈是极为普遍的，因此，四五运动被中共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公安局并未抓刘润伏。四五运动被镇压后，三厂党委因自己同意大家去送花圈，而感到压力很大，为了开脱自己，并表示自己对中央镇压四五运动决定的坚决拥护，便主动把刘润伏押送到了公安局。结果，他一直被关押到了12月底，“四人帮”垮台后两个多月才被无罪释放。他是我认识的因四五运动而被抓的388人中唯一的一位高干子弟。

1978年9月，我参加了全国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并进入了主席团。实际上起初并没有我，连普通代表都不是，祇是由于全国不少省的工会组织向总工会强烈要求，一定要有“四五运动”（当时“四五运动”还未平反）的代表，如果名额有限，他们宁愿减少自己的名额，作为四五运动代表的名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得以参加大会，并从普通代表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大会第一天，在主席团休息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特意找到我。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谈。由于他也在抓我的报告上签了字，所以一开始谈话，他就反复地向我表示歉意，说他当时没能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为我平反时他正在住院，患的是乙型肝炎，发烧39度，没法参加我的平反会。他出身工人，在抓我的报告上签名的北京市和公安部的领导人中，祇有他一人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向我道歉，品格实在难得，这说明他还保持着工人的朴实。接着谈话便转入正题，他告诉我，让我到全国总工会负责宣传工作。当时我才仅仅是一名普通干部，突然让我担任全总宣传部长，实在是一步登天。对此我不得不一再表示自己能力不行。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被内定为全总执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后来被上面一撤到底。当时还是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他反对为“四五运动”平反。据说胡耀邦主张“四五运动”参加者好的可以用几个，但遭到其他老干部的反对，并决定“四五运动”参加者“一个不用”。会议快结束前，倪志福又同我谈了一次。这次实际上是通知我上面取消了对我的起用。他对我说：“你先到基层去工作一个时期。你一定要保持荣誉。马小六就没有保持好自己的荣誉。”云云。其实上面不让起用我的消息，李瑞环在此之前就已经告诉我了。

贺延光同志是四五运动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是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团中央委员。胡耀邦曾在他的大会发言稿上批示，“我们就是要选这样的人担任团中央委员”。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让他出北京市工作。北京市领导对他说，北京市就是需要他这样的干部，希望他不要离开北京市。他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后来不仅哪一方都没有用他，反而开始了对他的排挤和歧视。中越战争后，北京市委组织了由团市委书记挂帅的赴老山慰问团，他是成员之一。到达部队后，在向部队官兵介绍慰问团的成员时，谁是市团委书记，谁在团组织中担任什么“官”，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唯独没有介绍他。在同战士们的接触中，不少战士就问他，包括领队在内的所有慰问团成员中，你在团组织中的职务是最高的，你是团中央委员，领队祇是团市委委员，而不是团中央委员。可为什么就是不介绍你的职务呢？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对战士们的这些疑问他除了一笑了之之外又能说什么呢？由于实在无法继续呆在北京市，他祇好找个机会去了《中国青年报》。

1984年，我正在北京市玉器四厂担任书记兼厂长，上级公司——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决定调我担任总公司党委常委。总公司党委书记和总经理薄熙成找我谈话，让我把厂领导班子调整一下后，到总公司来，“把党政工团全面抓起来。”（当时党委书记马上退休，副书记准备调走）但他们没有想到报告到市里后被打了回来。事后薄熙成对我说：“市里一看到你的名字就拒绝批。”

“四五运动”1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过一次小规模的纪念会。会前北京市委宣传部派来一名干部找我布置大会发言事宜。他通知我将以群众代表的名义发言。他反复告诫我，发言稿中不许用“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群众运动”等话语，祇许用“丙辰清明”。发言稿上报后由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长徐维诚亲自修改把关，直到开会前十几分钟他还在人民大会堂的前厅对稿子作了最后一次修改。

会议结束后，立刻有人来通知我：“你先不要走，到休息室休息。”我问为什么不让走？回答说：“不少外国记者要见你，怕你回答不了问题。”在休息室，薄一波、李鹏、胡启立、徐维诚等均在场。一名干部进来告诉徐维诚，许多外国记者要求见我。胡启立提出让我准备一下，再见记者。我告诉他我见过不少中外记者，不用准备。后来他们决定祇让香港《大公报》采访我，时间定在第二天下午。第二天下午在《大公报》驻京办事处，两男一女接待了我。女士是记者，另两人是大公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和国家安全部的干部。这次采访无果而终，没有见报。

关于“四五运动”，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11届3中全会公报中是这样讲的：“会议指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门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9－10页）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讲的：“同年（1976年——编者注）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同上书814页）然而到了五年之后的1986年，官方宣传喉舌对“四五运动”的看法却变成了不许用“四五运动”、“群众运动”等话语，祇许用“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当时虽然已经被“平反”了，但从以上领导的要求口径中，不难看出这种“平反”的实质。“丙辰清明”祇是一个时间概念，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既不是“群众运动”，也不是“事件”。“四五运动”10周年纪念会后，各报纸在报道这次会议时也没有使用“四五运动”和“群众运动”一类的提法，而用的是“‘四五’10周年”。由此可见，找我写稿的那位市委宣传干部对我提出的用词要求，其实是传达了当局的新精神。

两种不同的提法决不仅仅是话语上的差异，而是对“四五运动”的两种不同的定性。新的提法实际上是对过去提法的倒退和一定程度的否定。

（五）

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路上，中国人患有极其严重的健忘的顽疾。当然，这种忘却是具有极强的选择性的。人们常说：“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们其实不仅“好了伤疤忘了疼”，而且经常是伤疤仍在流血，疼痛早已忘却。我们对于自己祖先曾经有过的辉煌，总是念念不忘，时时陶醉；然而对于先人们的错误和教训，以及他们给民族和国家造成的巨大灾难，却是伤疤仍在流血，疼痛早已忘却。

今天当政者所做的一切，如果揭开时髦的现代话语的层层包装，你就会清晰地发现，所谓“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开创前人从未开创过的伟大事业”，其实不过是在步前人的后尘，把慈禧太后那位老妪在100多年前走过的路，重新走了一遍而已。洋务运动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曾让这位老妪陶醉不已。（据许涤新、吴承明所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介绍，洋务运动创造了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两位数的极高增长率。）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居然未能把她从昏睡中惊醒；戊戌变法的呐喊，更招致了她对变法君子们的血腥屠杀。当她终于从梦中醒来，拉开“新政”的序幕时，早已时过境迁，清政府的灭顶之灾已进入倒计时。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慈禧太后式的人物总是像幽灵一样地驱之不去。

关于四五运动，王军涛在其《四五运动与中国民运》中指出：“‘四五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史的转折点。”“20年前的‘四五运动’，不仅是结束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的终点，而且是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开端。”“这场革命实践带来历史上空前的灾难，在‘文革’中达到顶点，并最终为中国人民唾弃。‘四五运动’正是这样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开始厌恶并且反对社会主义模式，它是中国人民重新选择现代化模式的新的起点。”陈子明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一文中写道：“如果说最近1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主要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那么以五四和四五为两个转折点，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从自强运动至五四运动是第一阶段，从五四运动至四五运动是第二阶段，从四五运动以来是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浑浑噩噩的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开始了对现代化模式的自觉选择，但是却走上了一条疏离世界现代化主流的歧途；以四五运动为起点，逐渐放弃了以毛泽东为典型的错误路线，开始向世界现代化主流回归。”他们的这些看法对于我们认识四五运动，认识中国的现代化，认识中国的现代历史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四五运动在20世纪开创了中国社会向世界现代化主流社会回归的起点，但起点毕竟不是终点，有了起点也并不标志着回归的必然成功。当你翻开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你就会发现，类似的起点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第一次了，发生于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就是一次向世界现代化主流社会靠拢的起点。然而那次运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痛定思痛，在经历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和辛亥革命的洗礼之后，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这可以算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吧！然而新文化的耀眼成果，统统在农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荡然无存。100多年过去，我们的科技和经济固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思想却重又回到了洋务运动的起点。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还会重演吗？中国人还会在文化和制度上继续原地兜圈子吗？那将是民族的大悲剧。100多年来，这种兜圈子的民族顽疾，使得我们错过了许多历史的机遇。21世纪的机遇我们能把握得住吗？

战国时期的楚大夫屈原在他的凄凄惨惨的《离骚》中，有一句著名的话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五运动虽然开启了中国社会向现代主流社会的回归，但回归的道路不仅“路漫漫其修远兮”，而且在回归的路上依然荆棘丛生，虎狼险恶，1989年春夏之际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就是最有力的铁证，国人仍需进行持续而艰难的“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