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走向天安門廣場——四五運動回憶

今年是四五運動30周年。關於四五運動，今天的年輕人大都比較陌生，知道者、了解者大概屈指可數。但歷史畢竟是一面鏡子，回顧它，反思它，對於民族的進步，民族的發展，尤其對於民族的現代化是大有裨益的。不了解自己民族的真實歷史，就無法真正認識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社會，自己的制度，國家的現代化也就無從談起。

（一）

1976年3月30日上午，我與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的27名成員，抬着我們親手製作的花圈，從天安門廣場的北面，列隊走向天安門廣場的英雄紀念碑，投身到了四五運動之中。工人理論組原本是當局用以為文化大革命服務的御用工具，但我們卻以整齊和堅定的步伐走上了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道路，這種事態的出現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的必然結果。

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是73年秋組建的。組建工人理論組源於上海的經驗。據說此前上海市組建的工人講師團，在推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北京市為了學習這一經驗，也就仿照上海模式組建了北京市總工會工人講師團。最初從全市工礦企業按照初中以上文化程度、黨團員、第一線工人等條件，選拔了十五名成員。由於大家感到“講師團”牌子太大，大家都是普通的工人承擔不起，最後把講師團改成了理論組。由於我看的書相對比其他人多一些，在經過一段相互的了解後，大家選我擔任了組長，市總工會宣傳部長孫雲傑提出了由來自“五四一”廠的老工人同時擔任組長的建議，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74年，我因“不好領導”而被降為副組長。由於理論組的人員不斷增加，後來又增選了兩名副組長。

1974年春節前的1月25日，理論組成立後的第一個比較大的活動，就是參加了當天國務院在首都體育館召開的評法批儒動員大會。周恩來、江青等人以及國務院各部委、中央直屬機關的幹部上萬人參加了大會。會上除由湯一介、周一良等人講解中共中央關於“評法批儒”的“一號文件”外，周恩來、江青、謝靜宜、遲群、姚文元等也先後發了言。周恩來的發言主要是作檢查，講自己的工作沒搞好，“我們中央和國家機關已經落後了”等。關於這次大會，他說，他是頭天下午才得到通知的（而頭天上午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的幹部就已經得到了通知）。

這次大會在工人理論組內引起了軒然大波。理論組的成員雖然都是來自工礦企業，但大都是從文化大革命中走過來的年輕人，在長期“階級鬥爭”的薰陶下，政治上都很敏感。開會回來後大家便議論紛紛。大家當時普遍認為：“文革派”們在國務院和中央直屬機關大會上的以上講話及周總理的發言，再清楚不過地向我們表明：整個批林批孔運動完全是由毛澤東和江青一手操作和發動起來的；批林批孔運動的發動和操作完全把周總理排斥在了一邊；在整個大會期間，周總理一再作檢查，而文革派卻大講批大儒，矛頭所向一目了然，完全是衝着周總理去的；江青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以寫信、送書和派專人到部隊，農村及中央機關等單位進行宣講等方式，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完全把國家機構和黨組織拋在了一邊，這一切純屬非組織活動；……總之，這個大會給我們傳達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毛澤東和江青開展的評法批儒運動是要批周恩來總理。

1974年9月30日，在周恩來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他抱病主持了為國慶25周年舉行的盛大招待會。此時他的身體已經極度衰弱，病情已經極為嚴重。因此，周知道這大概是他最後一次主持這樣的國慶招待會了，所以想藉此機會，儘可能多地關照一下在文革運動中受到傷害的黨內外各方面人士，在政治上營造一個大團圓的局面。

工人理論組的成員以及北京市各工礦企業的廣大工人群眾對這次的國慶招待會的情況也非常關注，議論紛紛。大家對於周恩來總理的健康狀況尤為關切。人們在私下的議論中，對江青等人的敵視之情已經毫無隱諱，怒於言表。當時人們並不知道“四人幫”這個稱謂，通常是把他們稱作“上海幫”。大家普遍認為總理身體的虛弱和病情的惡化，完全是由於“文革派”對他的迫害和工作的極其繁重造成的。當時毛澤東在人們心目中的威信早已遠不如文革之初了。特別是不少人（尤其在高乾子弟中）已經認識到江青的猖狂源自於毛澤東的支持。對於文化大革命，對於政治運動，對於今天打倒張三，明天又打倒李四之類的階級鬥爭，人們已經普遍感到厭倦了，討厭了。人們的不滿情緒已經到了無法繼續忍受的程度。

上層的政治鬥爭通過各種曲折的方式和渠道，總會暴露在民眾面前。“文革派”既然要發動群眾批判周恩來，那就必須製造輿論，就必須採取各種手段和途徑，把他們的意圖灌輸到群眾中去，以迷惑、愚弄和操縱群眾。這就決定了民眾必然會認識和了解到他們真正的政治意圖。就在周恩來住院前後，“文革派”一伙人所控制的輿論宣傳機器繼續大搞影射史學，批“周公”，批“宰相”，批“黨內大儒”，矛頭所指呼之欲出。那句 “反周民必反”的最高指示在社會上的廣泛流傳。海內外有關周氏地位不保的風言風語滿天飛。這一切都在證實着大家的擔心，同時也在不斷地激發着大家的憤怒。

（二）

周恩來在久病之後的去世，立即在中國的政壇上掀起巨瀾。噩耗傳出，市面上用來製作黑紗、挽幛的黑布很快便銷售一空，各個黨政機關、各個廠礦企業、各個學校團體、各個軍區部隊……整個國家都沉浸在了一片悲痛之中。從黨政軍的老幹部、民主黨派人士、知識分子到普通的工人、學生、老百姓，大都為失去自己多年來的總理而感到難過，並且對眼下的時局憂心忡忡。人們自發地展開各種悼念活動，設靈堂，戴白花，首都北京的市民百姓則扶老攜幼，絡繹不絕地前往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抒發哀思，既是哭周恩來，哭國家，也是哭自己。

特別是當周恩來決定不保留骨灰的遺言傳出後，更是在無形之中增添了人們心頭的悲情。社會上自文革以來積聚壓抑已久的不滿和反抗迅速聚集在悼念周恩來的旗幟下，以“悼周、擁鄧、討江、射毛”的方式表現出來。在周的遺體送往八寶山火化的那一天，北京百萬人在凜冽的寒風中肅立街頭，哭送他的靈車，就突顯了這種社會情緒。一月份的某天晚上，我曾同工人理論組的李寧、王國良等部分同志去了天安門廣場。整個廣場上到處都是花圈和人流。悼念之聲、抽泣之聲不絕於耳。人們的臉色凝重，人們的雙眉緊鎖。這一切再清楚不過地預示着一場大搏鬥，大震撼、大爆發。正是天安門廣場的氣氛讓我看到了中國的未來，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也正是在這種氣氛的感悟下，我才有了在清明節有所行動的決心。

這一時期，當局正要工人理論組寫什麼批判黨內資產階級的講稿。大家議論紛紛：如果說黨內有資產階級的話，那麼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誰呢？在公開場合，孫惠等人常用手指在兩眼前比劃成兩個眼鏡狀，互相會意。在幾個人私下深談時就公開指名道姓了。殷綏東說：“江青早就和林彪搞在一起了，‘913’以後，她又裝成受害者。我看她就是煽動打、砸、搶的罪魁。”郤承志接着說：“張春橋、姚文元那兩篇文章，講‘法權’是產生資產階級的基礎，我看擴大‘法權’的就是他們。”夏增志說道：“那兩個人的文章我根本就不屑一顧。”

那時候，人民群眾對“反擊右傾翻案風”普遍不滿，工人理論組的成員到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看大字報、聽批判會、“取經”回來後，孫惠說：“照我看是，大字報鋪天蓋地，大字報千篇一律。”殷綏東接着說：“會上的發言稿都是從報紙上剪下來的，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搞運動的。”在這種情況下，熟悉情況的同志，湊到一起就大談“不理解”。在工作中，大家依然違心地按照當局的要求寫講稿，去給工人們進行“理論輔導”，結果工人們反映很強烈，意見很大。在輔導毛澤東的詩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的大會上，有的工人乾脆走上台來，質問我們：“你們說，現在全國的形勢是一片大好，是‘鶯歌燕舞’、‘潺潺流水’，這符合實際情況嗎？”搞得我們無言以對，狼狽不堪。有的工人指責我們：“你們自己搞清楚了沒有，就跟着上綱上線扣帽子，搞四個現代化怎麼就是搞階級鬥爭熄滅論？這兩者有什麼必然聯繫？”有些老工人說：“你們看看眼下的生產和工作，樣樣稀鬆二五眼，你們應該講講，五幾年那種建設的勁頭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呀？”……

周總理剛剛去世，人家就赤裸裸地逼上門來了，作為工人理論組的成員，還能繼續沉默下去嗎？不能！在理論組的幾個人的一次私下聊天中，孫惠提議，清明節時，到天安門敬獻花圈，悼念總理。她的提議立刻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贊成，並馬上開始行動。北京鐵路局電務器材廠的郤承志中午不休息，采來青翠的松柏枝；北京熱力公司的夏增志找來木支柱；殷綏東從廠里找來了鉛絲；孫惠和幾個專門從廠里趕來的女同志，連夜開始綁紮花圈。有人看到白花太素，提出周恩來一生光輝，應該在花圈上有光輝反映出來。小殷、小孫一聽，連夜從廠里拿來金粉和銀粉，星星點點，精心噴撒在花朵上。

3月28日，花圈紮好，大家提議由孫惠起草悼詞。當晚，孫惠將寫好的悼詞拿給我看，經同孫惠商量，又加上了“披荊斬棘”、“血戰到底”等話語。

3月下旬，南京市的各界群眾首先走上街頭，聲討《文匯報》及其後台張春橋的反周行徑。示威抗議活動很快便蔓延到全國許多城市乃至首都北京，規模越來越大。我們工人理論組的同志們正是在這種氣氛的感召下，投入到悼念周總理的大潮中去的。我們所以將悼念總理的時間確定在3月30日，是由兩方面的因素決定的。首先，從一月份總理去世以來上面的態度看，清明節時必然會對悼念活動進行限制。因此，悼念必須趕在上面進行限制之前。其次，工人理論組每周二、五活動，推遲一次實際就得推遲三、四天。3月30日正好是理論組的活動日。我們的選擇比上面的限制搶先了一步。我們的悼念活動剛剛結束，北京市限制悼念活動的禁令也傳達到了理論組，可惜他們晚了一步。

我從天安門廣場剛回到市總工會幹校我的辦公室，吳令華就來通知我，市總工會宣傳部長孫雲潔在等我。在去見孫的路上，在走廊里，吳叮囑我：“你咬定祇是去悼念總理！”吳是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宣傳科科長。她正派、耿直、也很有水平，自理論組成立開始，她和市總工會宣傳部部長孫雲潔一直是我們的直接領導。吳對周總理的感情極深。總理去世的那天早上，廣播裡很早就廣播了總理去世的訃告。我當時正住在陶然亭市總工會幹校。快八點時她愁容滿面地走進了辦公室，臉上還帶着淚水。進門後她一反總要同我們打招呼的習慣，一句話也沒說徑直走到了她自己的辦公桌前，坐下後爬在桌子上抱頭大哭起來。哭了一會後斷斷續續地開始給我們講每年五一節前、國慶節前總理來勞動人民文宮檢查節日準備情況等，……我們上天安門悼念總理的準備工作，她在事前其實早已知道。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她也根本不向上級匯報。事後，當上面要拿我們開刀時，為了盡力保護我們，她不僅在孫雲潔找我之前再三叮囑我應掌握的口徑，後來，當個別人在回答公安局的訊問時已經失言的情況也及時轉達給我，以便我能夠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孫雲潔當時年齡已過50，身體一直不好。由於他的“原則性”比較強，在同我們的4年的交往中，雖然關係也還可以，但相互間總不像我們同吳令華之間那樣坦誠。這次我一進門，他就給我來了個下馬威，非常嚴肅地指責我們上天安門廣場悼念總理犯了三大錯：其一、無組織、無紀律，這麼大的事情，事前不請示，不報告，不經過領導批准就私自使用工人理論組的名義；其二、擾亂社會秩序；其三、悼詞中不寫“反擊右傾翻案風”。我當時也沒有什麼好氣，當場告訴他，我們用的是工人理論組部分成員，不存在私自使用工人理論組名義的事；悼念總理同擾亂社會秩序毫無關係；我們寫的是悼詞，不是大批判文章，沒必要寫上“反擊右傾翻案風”一類的內容。我們兩人當時爭的比較厲害，最後還是吳令華把我勸走的。

悼詞貼出後，社會上對我們的議論紛紛揚揚。許多人認為我們的悼念活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理由有三條：其一、悼詞貼在“五四運動”浮雕下面；其二、悼詞全文隻字不提“反擊右傾翻案風”；其三、悼詞中明確提出要與“黨內外資產階級”“披荊斬棘”，“血戰到底”。其實，我們原先祇是打算把悼詞別在花圈上，因當時風太大，別不住，才臨時決定把它貼在了紀念碑上。由於理論組在全市工人中進行“理論輔導”時，有時是先將中央的新政策、新精神，以及毛澤東的最新講話先一步通知我們，先行學習和準備，以便在中央向全國發布的同時對工人進行輔導。這就給人們造成了一種上面的精神理論組早知道的印象。這次我們的悼詞貼出後，許多人就猜測是否中央又有了什麼新精神。

4月2日晚九點多，市總工會來車把我從陶然亭的市總工會幹校，接到市總工會。在二樓會議室，市總工會副主席劉錫昌和馬小六召見了我，要求我們取下貼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上的悼詞。此前我和理論組的同志在分析了廣場的形勢後已經決定“先撤下來，以後再進攻”，更何況當時天安門廣場早已經成了花圈的海洋，詩歌的海洋，群眾的海洋，我們這第一篇悼詞的使命早已完成。有鑑於此，我同意取下悼詞。隨即市總工會出車派人和我到廣場取下了悼詞。

在4月4日清明節那天，北京上百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祭奠周恩來，並發表演說，張貼聲討檄文、詩詞，鋒芒直指禍國殃民的“文革派”，就連毛澤東本人也未能倖免，被指為“現代秦始皇”。

這種聲勢浩大、群情激憤的抗議場面，就是毛澤東本人，也是從來沒有領教過的。以往他總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民眾的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而如今竟成為人們聲討的對象，“文革派”的幾員大將更是成為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靠搞群眾運動起家，一生憑此鬥垮了所有政治對手的毛當然清楚這意味着什麼，知道自己已經毀在這件事情上了，而且身後恐怕也無法避免歷史的清算。

（三）

工人理論組曾是北京市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受到表揚的三個單位之一。而在關鍵時刻我們卻上了天安門廣場，上邊既大感意外，又很氣憤。謝靜宜指責我們“帶了個壞頭”。

北京大學法律系也向校領導小組打書面報告，揭發我到法律系工農兵學員中間進行煽動，破壞“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攻擊中央領導。此事迅速反映到中央。

根據以上兩點，上邊決定抓我。抓我的請示報告是由北京市公安局起草的。北京市總工會看到這個決定後，提出以雙方的名義打報告，得到公安局的同意後，即在公安局的報告上加蓋了北京市總工會的章子，上報給了上邊，經公安部和北京市的所有主要領導簽字後，對我進行了一個月的專人盯梢，以追查“後台”，然後於4月30日抓了我。

接着市總工會便開始對工人理論組的清查。孫惠被單獨隔離審查。殷綏東、夏增志、郤承志等人被辦了審查學習班。理論組的全體成員在市總工會的部署下，開了幾次全體會，對我們進行揭發。然而理論組的成員大多數成員的心是相通的。當時理論組已經擴大到了60人，分成了4個小組。每組一名組長，兩名副組長，正副組長共計12人。其中8人去了天安門廣場，一人公開埋怨我沒有通知他。市總工會指定的會議主持者，“文革派”的追隨者張蔭華（他也是一名組長，他是“文革派”在北京市樹立的用以取代著名勞動模範時傳祥的典型）在理論組內實際上時非常孤立的。大家根本不買他的帳。據後來理論組的同志告訴我，第一次開會，大家很少發言，主要是孫雲傑和張蔭華在那裡反覆作動員。第二次開會，情況更糟，有一位青年工人很氣憤的站起來發言說：“曹志傑真不象話，悼念總理這樣的好事居然不叫着我！……”當張蔭華起來阻止他時，他便質問張蔭華悼念總理有什麼錯？整個會議全被攪了。他們都是再普通不過的工人，沒有任何社會背景，其中的一些人還沒有跟我們去天安門廣場，你能把他怎麼樣？有鑑於此，此後市總工會不得不完全停止了工人理論組的所有活動。

我在獄中一直被單獨關押，條件比其他人好，直到臨出獄前才同其他被抓人員關在了一起，在這裡我遇到了一位工人，他叫臧克堅。一天，一位年輕人突然走過來對我說：“你就是曹志傑嗎？”當他確認了我就是他要找的人後，質問我：“我給你寫了一封信，你為什麼不給我回信？”工人理論組的悼詞貼出後，據說三天內市總工會接到了二百多封信和四百多個電話。內容大都是表示同意我們的觀點，支持我們的行動的，認為我們說出了工人階級的心裡話。當然，也有的人詢問是否上邊有了新精神。這些信全部被市總工會交給了公安局。這位年輕工人的信肯定就是這樣落到公安局手中的。他告訴我，為了便於我找到他，他家的地址寫的非常清楚。信發出後，他就一直在等我的回信，結果回信沒收到，卻等來了公安局抓他的車。

我在獄中見到的年齡最小的是一位才13歲的學生。他的罪名是翻汽車。他是因天安門反革命事件中被抓的380人中唯一因燒汽車而被抓者。他說看到別人在翻汽車，他也上去搭了一把手，結果就把他抓了進來。1978年，我在《人民的悼念》畫冊中見到的翻汽車的照片照得很清楚，有7、8人之多，可為什麼唯獨就抓了他一個剛剛搭了把手的孩子？後來聽說翻汽車的大都是公安局的便衣。

我出獄前，專案組的人員告訴我：“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幫’，你早就沒命了。”後來才知道，天安門事件中有9人被定為死刑，我是其中之一，後因唐山大地震，四五運動的案件被擱置起來，才得以倖免。這一點是我在關押期間始終沒有想到的。我一直認為頂多也就是判幾年刑而已。四五運動中定了兩個“八大案件”。公開簽名的定為“1號案件”、“2號案件”……匿名案件定為“01號案件”、“02號案件”……我們工人理論組的悼詞被定為“一號案件”。

我出獄後的某天晚上去胡耀邦家。當時已經來了五六位領導幹部。在他家北屋客廳，我和胡坐在長沙發上。胡當時問我天安門事件到底死了幾個人？我回答說，你在外面都不知道，我在裡邊就更不知道了。當胡向在座的老幹部介紹了我以後，其中一位老幹部講，天安門事件中有四個人，公安部每天都有個人簡報直報政治局，四人中就有你。

我的專案組據說是由市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長親自掛帥，擔任組長。審問過程中經常出現一些新面孔。其中有一位70多歲的老頭。他是第一天晚上參加審問者。他並不坐着，而是在我身邊轉來轉去，拿着一隻削得很尖的鉛筆指着我說：“你比國民黨特務還壞！”“四人幫”垮台後據說此人跳樓自殺，摔斷了肋骨，但沒死。

（四）

1978年10月，中央為“四五運動”平反後，被抓者中的200多人組成“四五運動受迫害者公民起訴團”。大家成立了一個領導小組，並公推我為領導小組組長。我們寫了一份有200多人簽名的起訴書，抄了兩份，準備將一份貼到西單民主墻，一份遞交最高法院。我們起訴的對象主要是“文革派”的部分成員，除王張江姚外，還有原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長劉傳新等人。起訴的時間安排在星期天。報社和電視台的記者也已聯繫就緒。在我們準備行動的前一天下午6點左右，團中央派車把我和其他人接到東四的青年旅館。胡啟立和高占祥等在那裡。他們要求我門取消起訴行動。我當時提出，此事無錯，不應取消。後來高占祥說：“希望你們應該信任黨中央，不要打亂中央的統一部署。”我才同意了他們的要求，決定停止起訴活動。後來據說，當天晚上他們兩人實際上是代表黨中央來要求我們停止起訴活動的。第二天，我便到廣場向大家宣布取消了這次的起訴活動。

在這次起訴活動中，我認識了鐵道部部長劉建章的兒子劉潤伏。文革前他是解放軍某部一個連隊的指導員，文革初由於受到父親被打成走資派的牽連，被部隊復員處理回到北京。1976年時，他正在北京市無線電三廠當工人。四五運動爆發後，三廠的廣大工人群眾自發地製作了花圈，準備送到天安門廣場以緬懷周恩來總理。由於劉潤伏在廣大群眾中的威信極高，人緣很好，大家公推他領頭去。劉潤伏雖然出身高幹家庭，但為人憨厚，老實，辦事比較慎重。他鄭重其事地向廠黨委匯報了此事。當時廠黨委對於他們的行動非常支持，很痛快地同意了他們的要求。得到領導同意後，他便帶領全廠數百名工人，抬着花圈，列隊前往了天安門廣場。由於他們祇是單純的敬獻花圈，悼念總理，並未搞其他的活動，而當時各個工廠列隊遊行，敬獻花圈是極為普遍的，因此，四五運動被中共中央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後，公安局並未抓劉潤伏。四五運動被鎮壓後，三廠黨委因自己同意大家去送花圈，而感到壓力很大，為了開脫自己，並表示自己對中央鎮壓四五運動決定的堅決擁護，便主動把劉潤伏押送到了公安局。結果，他一直被關押到了12月底，“四人幫”垮台後兩個多月才被無罪釋放。他是我認識的因四五運動而被抓的388人中唯一的一位高乾子弟。

1978年9月，我參加了全國總工會第九次代表大會，並進入了主席團。實際上起初並沒有我，連普通代表都不是，祇是由於全國不少省的工會組織向總工會強烈要求，一定要有“四五運動”（當時“四五運動”還未平反）的代表，如果名額有限，他們寧願減少自己的名額，作為四五運動代表的名額。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才得以參加大會，並從普通代表當選為主席團成員。

大會第一天，在主席團休息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總工會主席倪志福特意找到我。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談。由於他也在抓我的報告上簽了字，所以一開始談話，他就反覆地向我表示歉意，說他當時沒能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為我平反時他正在住院，患的是乙型肝炎，發燒39度，沒法參加我的平反會。他出身工人，在抓我的報告上簽名的北京市和公安部的領導人中，祇有他一人敢於承認自己的錯誤，並向我道歉，品格實在難得，這說明他還保持着工人的樸實。接着談話便轉入正題，他告訴我，讓我到全國總工會負責宣傳工作。當時我才僅僅是一名普通幹部，突然讓我擔任全總宣傳部長，實在是一步登天。對此我不得不一再表示自己能力不行。後來我才知道，當時我被內定為全總執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後來被上面一撤到底。當時還是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他反對為“四五運動”平反。據說胡耀邦主張“四五運動”參加者好的可以用幾個，但遭到其他老幹部的反對，並決定“四五運動”參加者“一個不用”。會議快結束前，倪志福又同我談了一次。這次實際上是通知我上面取消了對我的起用。他對我說：“你先到基層去工作一個時期。你一定要保持榮譽。馬小六就沒有保持好自己的榮譽。”云云。其實上面不讓起用我的消息，李瑞環在此之前就已經告訴我了。

賀延光同志是四五運動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是共青團第十次代表大會的團中央委員。胡耀邦曾在他的大會發言稿上批示，“我們就是要選這樣的人擔任團中央委員”。1979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提出讓他出北京市工作。北京市領導對他說，北京市就是需要他這樣的幹部，希望他不要離開北京市。他表示服從組織安排。但後來不僅哪一方都沒有用他，反而開始了對他的排擠和歧視。中越戰爭後，北京市委組織了由團市委書記掛帥的赴老山慰問團，他是成員之一。到達部隊後，在向部隊官兵介紹慰問團的成員時，誰是市團委書記，誰在團組織中擔任什麼“官”，都作了詳細的介紹，唯獨沒有介紹他。在同戰士們的接觸中，不少戰士就問他，包括領隊在內的所有慰問團成員中，你在團組織中的職務是最高的，你是團中央委員，領隊祇是團市委委員，而不是團中央委員。可為什麼就是不介紹你的職務呢？你是不是犯了什麼錯誤？對戰士們的這些疑問他除了一笑了之之外又能說什麼呢？由於實在無法繼續呆在北京市，他祇好找個機會去了《中國青年報》。

1984年，我正在北京市玉器四廠擔任書記兼廠長，上級公司——北京市工藝美術品總公司決定調我擔任總公司黨委常委。總公司黨委書記和總經理薄熙成找我談話，讓我把廠領導班子調整一下後，到總公司來，“把黨政工團全面抓起來。”（當時黨委書記馬上退休，副書記準備調走）但他們沒有想到報告到市里後被打了回來。事後薄熙成對我說：“市里一看到你的名字就拒絕批。”

“四五運動”10周年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過一次小規模的紀念會。會前北京市委宣傳部派來一名幹部找我布置大會發言事宜。他通知我將以群眾代表的名義發言。他反覆告誡我，發言稿中不許用“四五運動”、“天安門事件”、“群眾運動”等話語，祇許用“丙辰清明”。發言稿上報後由當時的市委宣傳部長徐維誠親自修改把關，直到開會前十幾分鐘他還在人民大會堂的前廳對稿子作了最後一次修改。

會議結束後，立刻有人來通知我：“你先不要走，到休息室休息。”我問為什麼不讓走？回答說：“不少外國記者要見你，怕你回答不了問題。”在休息室，薄一波、李鵬、胡啟立、徐維誠等均在場。一名幹部進來告訴徐維誠，許多外國記者要求見我。胡啟立提出讓我準備一下，再見記者。我告訴他我見過不少中外記者，不用準備。後來他們決定祇讓香港《大公報》採訪我，時間定在第二天下午。第二天下午在《大公報》駐京辦事處，兩男一女接待了我。女士是記者，另兩人是大公報駐京辦事處主任和國家安全部的幹部。這次採訪無果而終，沒有見報。

關於“四五運動”，1978年12月22日通過的中共中央11屆3中全會公報中是這樣講的：“會議指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億萬人民沉痛悼念周恩來同志、憤怒聲討‘四人幫’的偉大革命群眾運動，為我門黨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9－10頁）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是這樣講的：“同年（1976年——編者注）4月間，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同上書814頁）然而到了五年之後的1986年，官方宣傳喉舌對“四五運動”的看法卻變成了不許用“四五運動”、“群眾運動”等話語，祇許用“丙辰清明”。“天安門事件”當時雖然已經被“平反”了，但從以上領導的要求口徑中，不難看出這種“平反”的實質。“丙辰清明”祇是一個時間概念，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是。既不是“群眾運動”，也不是“事件”。“四五運動”10周年紀念會後，各報紙在報道這次會議時也沒有使用“四五運動”和“群眾運動”一類的提法，而用的是“‘四五’10周年”。由此可見，找我寫稿的那位市委宣傳幹部對我提出的用詞要求，其實是傳達了當局的新精神。

兩種不同的提法決不僅僅是話語上的差異，而是對“四五運動”的兩種不同的定性。新的提法實際上是對過去提法的倒退和一定程度的否定。

（五）

在人類社會進步的道路上，中國人患有極其嚴重的健忘的頑疾。當然，這種忘卻是具有極強的選擇性的。人們常說：“好了傷疤忘了疼。”我們其實不僅“好了傷疤忘了疼”，而且經常是傷疤仍在流血，疼痛早已忘卻。我們對於自己祖先曾經有過的輝煌，總是念念不忘，時時陶醉；然而對於先人們的錯誤和教訓，以及他們給民族和國家造成的巨大災難，卻是傷疤仍在流血，疼痛早已忘卻。

今天當政者所做的一切，如果揭開時髦的現代話語的層層包裝，你就會清晰地發現，所謂“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開創前人從未開創過的偉大事業”，其實不過是在步前人的後塵，把慈禧太后那位老嫗在100多年前走過的路，重新走了一遍而已。洋務運動所創造的經濟奇蹟曾讓這位老嫗陶醉不已。（據許滌新、吳承明所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介紹，洋務運動創造了民族資本始終保持兩位數的極高增長率。）甲午戰爭的隆隆炮聲居然未能把她從昏睡中驚醒；戊戌變法的吶喊，更招致了她對變法君子們的血腥屠殺。當她終於從夢中醒來，拉開“新政”的序幕時，早已時過境遷，清政府的滅頂之災已進入倒計時。在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慈禧太后式的人物總是像幽靈一樣地驅之不去。

關於四五運動，王軍濤在其《四五運動與中國民運》中指出：“‘四五運動’是中國現代化史的轉折點。”“20年前的‘四五運動’，不僅是結束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的終點，而且是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開端。”“這場革命實踐帶來歷史上空前的災難，在‘文革’中達到頂點，並最終為中國人民唾棄。‘四五運動’正是這樣的轉折點，它標誌着中國人民開始厭惡並且反對社會主義模式，它是中國人民重新選擇現代化模式的新的起點。”陳子明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在《歷史大視野中的四五運動》一文中寫道：“如果說最近100多年來的中國歷史主要是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那麼以五四和四五為兩個轉折點，可以將其分為三個階段：從自強運動至五四運動是第一階段，從五四運動至四五運動是第二階段，從四五運動以來是第三階段。第一階段是渾渾噩噩的現代化；從五四運動開始了對現代化模式的自覺選擇，但是卻走上了一條疏離世界現代化主流的歧途；以四五運動為起點，逐漸放棄了以毛澤東為典型的錯誤路線，開始向世界現代化主流回歸。”他們的這些看法對於我們認識四五運動，認識中國的現代化，認識中國的現代歷史具有很好的啟迪作用。

四五運動在20世紀開創了中國社會向世界現代化主流社會回歸的起點，但起點畢竟不是終點，有了起點也並不標誌着回歸的必然成功。當你翻開近現代的中國歷史，你就會發現，類似的起點在中國早已不是什麼第一次了，發生於19世紀中葉的洋務運動就是一次向世界現代化主流社會靠攏的起點。然而那次運動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痛定思痛，在經歷了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戰爭和辛亥革命的洗禮之後，中國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這可以算作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新起點吧！然而新文化的耀眼成果，統統在農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蕩然無存。100多年過去，我們的科技和經濟固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然而我們的體制、我們的思想卻重又回到了洋務運動的起點。

中國的近現代歷史還會重演嗎？中國人還會在文化和制度上繼續原地兜圈子嗎？那將是民族的大悲劇。100多年來，這種兜圈子的民族頑疾，使得我們錯過了許多歷史的機遇。21世紀的機遇我們能把握得住嗎？

戰國時期的楚大夫屈原在他的淒悽慘慘的《離騷》中，有一句著名的話語——“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四五運動雖然開啟了中國社會向現代主流社會的回歸，但回歸的道路不僅“路漫漫其修遠兮”，而且在回歸的路上依然荊棘叢生，虎狼險惡，1989年春夏之際的“平息反革命暴亂”就是最有力的鐵證，國人仍需進行持續而艱難的“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