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六四”，一个镶着黑框的名词，这黑框也框住中国的政治，使其无法踏入文明的芳草地；一个揪人心肺的记忆，这记忆藏于人心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任何淡化它的企图都心机枉费。

难道“六四”真的只能是中国朝野永远的“硬伤”？

又近“六四”纪念日，“人民广场”又将不对人民开放。

难道，除此之外，政府就没法有更明智的善举？

“四和”的声音正由党国的领导高唱入云宵，国共两只互沾对方血迹的手刚刚握到一起，中日的对骂抗议也已平静下来。

难道，“和解”可以撇开“六四”来说事？“诚意”可以离开“六四”来证明？

一、本不该有的国殇

十六年前的那场国殇，本不该有。在现代文明国家，民众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事，时有发生，笔者几乎每年都会参加一、两次。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也会对政府和社会带来巨大振动。但是，在现代文明国家，只要事先向警察当局登记，民众游行示威是完全合法的事，政府不会也无权阻止民众游行示威、不会也无权给游行示威的民众扣上的动乱罪名，警察当局则会全力维持交通秩序和社会治安。落伍于时代而处于专制制度下的政府则完全不同。1989年春天发生于全中国的游行示威浪潮，如果是发生于文明国家，无疑会促成政府办理一些好事。当时名义上的党国最高领导紫阳先生也确实依照文明国家的国际惯例，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广大爱国学生和市民们的抗议事出有因，他们提出的大多数要求也都合情合理，当时的党国当局本来完全可以与广大民众良性互动，积极化解种种矛盾，并将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沿着健康的道路推向前进。然而，当年中国思想陈旧的“太上王”偏偏听信奸人谗言，将那场豪情万丈的民主爱国运动定性为“动乱”，进而将其升格为“反革命暴乱”，并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调动野战军进行强暴残酷的镇压，硬是在中华民族的肌体又划下一道深深的伤口。

十六年后，这道深深的伤口还在血流不止。而中国执政党继声称要“与时俱进”之后正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保先”运动，与此同时，却对“六四”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坚持落后的看法。

须知，动用人民军队大规模屠杀和平示威的民众和爱国青年学生，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证明为正当的行为，千万条理由也不能够。我们认为，绕开“六四”中国执政党就无从“与时俱进”，回避“六四”提出的民主化这一时代课题中国执政党就无“先进性”可言。因为，中国执政党的先进或“与时俱进”，首先应该从缝合“六四”的伤口开始。唯有缝合这一巨大伤口，中共才能赢回民心，才有可能拥有执政的可持续性。也唯有缝合这一巨大伤口，中国的国体才能真正复康，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具有巨大的活力，中国社会才能真正拥有令人心诚口服的和谐。

对于执政党来说，让国民“此恨绵绵”，也等于让自己心神难定，国无宁日。

二、宽容与进步

其实，现代文明的起点，是从制度和法律上实现宗教宽容和政治宽容。现在国人都□慕西方国家社会内部的宽容，而且往往以为西方人古来就比东方人宽容，而不明了西方国家社会内部的宽容只是晚近才有的事。从宗教不宽容、宗教迫害、宗教战争等角度说，西方的中世纪要比中国黑暗得多。包括极为血腥的“十字军东征”（1096─1291）和“三十年战争”（1618─1648）在内，西方那时候的宗教战争连绵不断、兵连祸结。天主教教廷“异端裁判所”迫害异教徒的冤假错案数以万计，而经过反抗分宗而立的基督教（新教）迫害异教徒的疯狂程度也丝毫不亚于天主教。只是随着人道主义和宽容精神为内核的自由主义现代文明以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事件为标帜逐步兴起，才使西方告别了以不宽容和野蛮为特徵的黑暗的中世纪。西方世界从此超越了东方而执人类历史之牛耳，西方各民族也从此形成不可比拟的内聚力而蒸蒸日上迅猛崛起。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本来在精神领域儒、释、道多教并存长期相安无事从而显得相对雍容大度的中国，由于没有及时跟上世界近代历史的步伐，后来又在进退失据之中走上了“以党治国”并钦定某一意识形态至尊地位的原教旨主义邪路，至今并未走出不宽容的专制主义时代。“君临天下”、“唯我独尊”、“党同伐异”、“铲除异端”等恶习陋行仍大行其道。中国执政党已经确定了建立现代文明政治和政治文明的目标，却至今尚未学会宽容、妥协与忏悔。国和日本现政府已就二战中的屠杀罪向世人忏悔与道歉。要日本政府道歉的中国现政府何时能反躬自问，就“六四”事件向国人谢罪？

忏悔与道歉的目的不是要纠缠于已往的历史，而是从历史中学习智慧并换取历史的进步。

三、大智大勇大和解

在对台问题上，中共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和努力争取台海的和平”。同理，中共在解决“六四”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上，也应拿出“最大的诚意和努力”。唯此，中共才能求得民众的谅解，求得社会的和谐，也求得执政的合法性。

党国当局当年将中国民众的游行示威定性为“动乱”和“暴乱”，给出的理由是“反革命黑手”和“海内外敌对势力”组织和操纵了那场运动。现在真相大白，根本就没有那回事，按理党国当局早就该向国人认错谢罪，还广大爱国民众和学生以清白。党国当局在谈论“六四”时也确实早就不再使用“动乱”或“暴乱”的概念，而是改口为中性的“风波”一词，这其实表明他们也已认识到当初的判断有误。当年陷于冤狱的主要学生领袖和其他人士多已以保外就医或流放美国等较为人道的方式了结。然而，党国就是拒不认错，而继续维持当年编造的种种藉口为当年的罪错辩解。知错而不改，实在不知其可也。按照古圣先贤的遗训，“知耻近于勇”。迫害同胞，屠杀无辜百姓，是十分可耻的事，是没有任何藉口可以辩解开脱的。邓小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复出时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是“解放思想”，但恰是此公在政治方面的思想很不解放。以党派之见将国民分为“革命”和“反革命”、“人民”和“阶级敌人”，那是十分陈旧的观念和思路，与当今世界的文明政治和政治文明格格不入。中国执政党如果真有诚意要“与时俱进”拥有“先进性”，就必须以大智大勇直面历史，悔过自新。

中华民族的进步呼唤“大和解”，“大和解”需要大智慧、大勇气。郭飞雄最近提出颇有见地和新意的“解结”思路：“国内人士如果在五年前将主要诉求转向要求赔偿，而不是平反，是否更具实际意义？政府和六四死难者家属长期处于对抗中也不是一个办法，如果索赔，政府公开很难答应，但背地里还是可以拿出一笔钱，比如几个亿，赔给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这样，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得到了实在帮助，他们很需要这种帮助，象齐志勇（左腿被打断）近来生活十分艰难，如果政府给了他们经济赔偿，他们心中多少会感到一些宽慰，（为了争取道义的说法）他们当然还会要求平反，但是和官方的关系就会变得缓和多了。政府因为拿出了钱，也多少会有一种还算过得去的感觉。这种赔偿的办法是有利于最终实现和解的。对于民间来说，政府愿意赔偿，本身就证明政府做错了。其余的事在一个好的起点上再慢慢地推动。”（《与国保朋友谈及六四问题》http：//www·ncn·org/5/24/2005）我们认同这一路向，认为政府按政治妥协的规则拿出实质性的方案，一点一点求得国民的原谅，一步一步走向和解，最终就能缝合“六四”的伤口。执政党在“六四”的伤口每缝上一针，国人对执政党的希望就增加一分，世界对中国的印象就改善一点，相应的，社会的稳定因素就加深一层。

结语

普世人权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底线和基石，全球至少已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在这一基石上建立起民主政治，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急起直追切实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加入人类文明的主流，彻底改变我们的国际形象，就从缝合”六四“的伤口开始　

晚清以来，中国人的政治和平变革的愿望一次次被无情的暴力击破。中国的政治血腥味极浓。告别“暴力政治”，开启朝野间“非暴力善治”与“非暴力诉求”的良性互动，让中国的政治从血色转向棕色、绿色，就从缝合”六四“的伤口开始。

靠仇恨和暴力建立不了美好家园，让和平取代暴力、文明取代野蛮、对话取代对抗，化解仇恨，实现和解，再创中华民族的辉煌，就从缝合“六四”的伤口开始。

烛光闪闪，那是“六四”不安的冤魂在游汤；泪血滴滴，那是活着的人们对还历史以公道的无声祈盼。

2005─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