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六四”，一個鑲着黑框的名詞，這黑框也框住中國的政治，使其無法踏入文明的芳草地；一個揪人心肺的記憶，這記憶藏於人心是如此之深，以至於任何淡化它的企圖都心機枉費。

難道“六四”真的只能是中國朝野永遠的“硬傷”？

又近“六四”紀念日，“人民廣場”又將不對人民開放。

難道，除此之外，政府就沒法有更明智的善舉？

“四和”的聲音正由黨國的領導高唱入雲宵，國共兩隻互沾對方血跡的手剛剛握到一起，中日的對罵抗議也已平靜下來。

難道，“和解”可以撇開“六四”來說事？“誠意”可以離開“六四”來證明？

一、本不該有的國殤

十六年前的那場國殤，本不該有。在現代文明國家，民眾遊行示威抗議政府的事，時有發生，筆者幾乎每年都會參加一、兩次。規模宏大的遊行示威，也會對政府和社會帶來巨大振動。但是，在現代文明國家，只要事先向警察當局登記，民眾遊行示威是完全合法的事，政府不會也無權阻止民眾遊行示威、不會也無權給遊行示威的民眾扣上的動亂罪名，警察當局則會全力維持交通秩序和社會治安。落伍於時代而處於專制制度下的政府則完全不同。1989年春天發生於全中國的遊行示威浪潮，如果是發生於文明國家，無疑會促成政府辦理一些好事。當時名義上的黨國最高領導紫陽先生也確實依照文明國家的國際慣例，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廣大愛國學生和市民們的抗議事出有因，他們提出的大多數要求也都合情合理，當時的黨國當局本來完全可以與廣大民眾良性互動，積極化解種種矛盾，並將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沿着健康的道路推向前進。然而，當年中國思想陳舊的“太上王”偏偏聽信奸人讒言，將那場豪情萬丈的民主愛國運動定性為“動亂”，進而將其升格為“反革命暴亂”，並冒天下之大不韙地調動野戰軍進行強暴殘酷的鎮壓，硬是在中華民族的肌體又劃下一道深深的傷口。

十六年後，這道深深的傷口還在血流不止。而中國執政黨繼聲稱要“與時俱進”之後正進行一場大規模的“保先”運動，與此同時，卻對“六四”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堅持落後的看法。

須知，動用人民軍隊大規模屠殺和平示威的民眾和愛國青年學生，無論如何也不能被證明為正當的行為，千萬條理由也不能夠。我們認為，繞開“六四”中國執政黨就無從“與時俱進”，迴避“六四”提出的民主化這一時代課題中國執政黨就無“先進性”可言。因為，中國執政黨的先進或“與時俱進”，首先應該從縫合“六四”的傷口開始。唯有縫合這一巨大傷口，中共才能贏回民心，才有可能擁有執政的可持續性。也唯有縫合這一巨大傷口，中國的國體才能真正復康，中華民族才能真正具有巨大的活力，中國社會才能真正擁有令人心誠口服的和諧。

對於執政黨來說，讓國民“此恨綿綿”，也等於讓自己心神難定，國無寧日。

二、寬容與進步

其實，現代文明的起點，是從制度和法律上實現宗教寬容和政治寬容。現在國人都□慕西方國家社會內部的寬容，而且往往以為西方人古來就比東方人寬容，而不明了西方國家社會內部的寬容只是晚近才有的事。從宗教不寬容、宗教迫害、宗教戰爭等角度說，西方的中世紀要比中國黑暗得多。包括極為血腥的“十字軍東征”（1096─1291）和“三十年戰爭”（1618─1648）在內，西方那時候的宗教戰爭連綿不斷、兵連禍結。天主教教廷“異端裁判所”迫害異教徒的冤假錯案數以萬計，而經過反抗分宗而立的基督教（新教）迫害異教徒的瘋狂程度也絲毫不亞於天主教。只是隨着人道主義和寬容精神為內核的自由主義現代文明以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等事件為標幟逐步興起，才使西方告別了以不寬容和野蠻為特徵的黑暗的中世紀。西方世界從此超越了東方而執人類歷史之牛耳，西方各民族也從此形成不可比擬的內聚力而蒸蒸日上迅猛崛起。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本來在精神領域儒、釋、道多教並存長期相安無事從而顯得相對雍容大度的中國，由於沒有及時跟上世界近代歷史的步伐，後來又在進退失據之中走上了“以黨治國”並欽定某一意識形態至尊地位的原教旨主義邪路，至今並未走出不寬容的專制主義時代。“君臨天下”、“唯我獨尊”、“黨同伐異”、“剷除異端”等惡習陋行仍大行其道。中國執政黨已經確定了建立現代文明政治和政治文明的目標，卻至今尚未學會寬容、妥協與懺悔。國和日本現政府已就二戰中的屠殺罪向世人懺悔與道歉。要日本政府道歉的中國現政府何時能反躬自問，就“六四”事件向國人謝罪？

懺悔與道歉的目的不是要糾纏於已往的歷史，而是從歷史中學習智慧並換取歷史的進步。

三、大智大勇大和解

在對台問題上，中共愛說的一句話是：“我們願以最大的誠意和努力爭取台海的和平”。同理，中共在解決“六四”這一歷史遺留問題上，也應拿出“最大的誠意和努力”。唯此，中共才能求得民眾的諒解，求得社會的和諧，也求得執政的合法性。

黨國當局當年將中國民眾的遊行示威定性為“動亂”和“暴亂”，給出的理由是“反革命黑手”和“海內外敵對勢力”組織和操縱了那場運動。現在真相大白，根本就沒有那回事，按理黨國當局早就該向國人認錯謝罪，還廣大愛國民眾和學生以清白。黨國當局在談論“六四”時也確實早就不再使用“動亂”或“暴亂”的概念，而是改口為中性的“風波”一詞，這其實表明他們也已認識到當初的判斷有誤。當年陷於冤獄的主要學生領袖和其他人士多已以保外就醫或流放美國等較為人道的方式了結。然而，黨國就是拒不認錯，而繼續維持當年編造的種種藉口為當年的罪錯辯解。知錯而不改，實在不知其可也。按照古聖先賢的遺訓，“知恥近於勇”。迫害同胞，屠殺無辜百姓，是十分可恥的事，是沒有任何藉口可以辯解開脫的。鄧小平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復出時喊得最響亮的口號是“解放思想”，但恰是此公在政治方面的思想很不解放。以黨派之見將國民分為“革命”和“反革命”、“人民”和“階級敵人”，那是十分陳舊的觀念和思路，與當今世界的文明政治和政治文明格格不入。中國執政黨如果真有誠意要“與時俱進”擁有“先進性”，就必須以大智大勇直面歷史，悔過自新。

中華民族的進步呼喚“大和解”，“大和解”需要大智慧、大勇氣。郭飛雄最近提出頗有見地和新意的“解結”思路：“國內人士如果在五年前將主要訴求轉向要求賠償，而不是平反，是否更具實際意義？政府和六四死難者家屬長期處於對抗中也不是一個辦法，如果索賠，政府公開很難答應，但背地裡還是可以拿出一筆錢，比如幾個億，賠給死難者家屬和傷殘者。這樣，死難者家屬和傷殘者得到了實在幫助，他們很需要這種幫助，象齊志勇（左腿被打斷）近來生活十分艱難，如果政府給了他們經濟賠償，他們心中多少會感到一些寬慰，（為了爭取道義的說法）他們當然還會要求平反，但是和官方的關係就會變得緩和多了。政府因為拿出了錢，也多少會有一種還算過得去的感覺。這種賠償的辦法是有利於最終實現和解的。對於民間來說，政府願意賠償，本身就證明政府做錯了。其餘的事在一個好的起點上再慢慢地推動。”（《與國保朋友談及六四問題》http：//www·ncn·org/5/24/2005）我們認同這一路向，認為政府按政治妥協的規則拿出實質性的方案，一點一點求得國民的原諒，一步一步走向和解，最終就能縫合“六四”的傷口。執政黨在“六四”的傷口每縫上一針，國人對執政黨的希望就增加一分，世界對中國的印象就改善一點，相應的，社會的穩定因素就加深一層。

結語

普世人權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底線和基石，全球至少已有三分之二的國家在這一基石上建立起民主政治，我們這個文明古國急起直追切實落實“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加入人類文明的主流，徹底改變我們的國際形象，就從縫合”六四“的傷口開始　

晚清以來，中國人的政治和平變革的願望一次次被無情的暴力擊破。中國的政治血腥味極濃。告別“暴力政治”，開啟朝野間“非暴力善治”與“非暴力訴求”的良性互動，讓中國的政治從血色轉向棕色、綠色，就從縫合”六四“的傷口開始。

靠仇恨和暴力建立不了美好家園，讓和平取代暴力、文明取代野蠻、對話取代對抗，化解仇恨，實現和解，再創中華民族的輝煌，就從縫合“六四”的傷口開始。

燭光閃閃，那是“六四”不安的冤魂在游湯；淚血滴滴，那是活着的人們對還歷史以公道的無聲祈盼。

2005─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