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零事件，学生非法

马悲鸣

一、闹葬礼者，天理难容

这几天澳门特首何厚铧的兄长去世，便有闹事者去葬礼上捣蛋，高举反何厚铧的标语阻拦吊唁者。中国自古是礼义之邦，澳门又是明朝时就租借给了葡萄牙，四百年未遇社会动荡。在回归祖国的当初，中国政府不但全盘保留了葡萄牙殖民当局的制度，而且大力整顿澳门的社会治安，把黑社会势力压制了下去，没想到却有今天无礼的市民来闹特首家葬礼。

黑社会可是最讲究礼仪的。胆敢闹人家葬礼者，天理不容！如今解放军进驻澳门，把黑社会连根拔断，谁料竟会出闹特首家葬礼的事来。

子曰∶“春秋无义战”。

春秋处于礼崩乐坏的时期，周辄东，王纲坠。天子失去权威，诸侯纷起，互相兼并攻杀。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与此相对应的兵家也讲究“师出有名”的正义之师。而“师出无名”乃是不义之师。春秋战国时期所谓的“师出有名”多是指对方背盟、包茅不贡（不给周天子上贡）、平定对方内乱。还有一个非常说得出口的理由，即责对方在己方国丧期间不派人来吊唁。

一国之故君崩，新君立，他国必定派使节吊唁故君兼贺新君即位。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常礼。如果哪国违反这条国与国之间的礼尚往来，则往往被对方视为敌意。所以那时候发兵常以此为借口。甚至事过多年，某国忽然想出兵攻伐他国，便借口多少多少年前，我国遇丧，贵国未派使节来吊唁，所以我们现在兴师问罪。可见吊丧在那时多么重要。

现在虽然时代有所不同，但各国之间派要员吊丧仍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礼尚往来。比如约旦国王侯赛音去世，他国吊丧多派元首级人物，有的派总理，有的派外长，最低也派驻该国大使出席葬礼。葬礼来宾的座次，就按该国所派使节的级别而定。元首级的上座，总理级次座，外长级又次座，大使级末座。

既然不派员吊丧可以兴师问罪，则比不派员吊丧更坏的举动便是趁丧发难。

一国有丧，不派员吊唁，除了失面子，与该国并无利益上的损失。但如果一国有丧，另一国趁机发兵猛攻，趁火打劫，则属在“春秋无义战”里属最大的不义。

二、趁丧发难，学生不义

胡耀邦四月十五日去世，葬礼一周，四月二十二日开完追悼会，遗体送去活化，结束吊唁。但就在这一周葬礼之中，四月十九日夜到次日凌晨，学生趁丧发难，在新华门前静坐示威并进一步冲击中南海，导致四二零事件的发生。学生之大不义无庸置疑。

卡玛丽达的电影「天安门」里有吾尔开希正对镜头的讲演∶

【吾尔开希目击记（1989年4月20日）

吾尔开希：“各位朋友，各位朋友，往后靠一靠！（众人：别挤，别挤！）

“我是、我是今天凌晨，四•二零惨案的目击者、组织者、还有一些其他情况的知情者。我们在那里静坐一直坚持到了早上五点！（众人：好！）

“在这个时候，他们出动了近千名军警，野蛮地冲击我们的队伍，野蛮地殴打学生，还有北京市的其他各界的朋友。打伤人数可以说不计其数！而且他们对我们的女同学进行了猥亵污辱！”】

军警当众亵渎污辱女同学？

简直不可思议！

退一万步讲，若非女大学生妹妹挺着小胸脯子硬往兵哥哥身上挤，阿兵哥如何亵渎得了？！
1986年12月31日北京市政府通过的《游行十条》里的第四条明确规定“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和首都机场的周围不许可游行、示威。”新华门属中南海正门，当然在不许可游行、示威地区的几何划界范围之内。

根据“先法管后事”的司法准则，1986年底通过的法案正好管着1989年的事。

四二零冲击新华门事件与当年的“揪刘（少奇）联络站”和后来的法轮功围困中南海鼎足而三。“揪刘联络站”与法轮功皆未冲击中南海，只是在中南海大门对面静坐示威。文革时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不过冲公安部而已。四二零冲中南海的学生超过了文革中的“揪刘联络站”和联动。照片显示，示威的学生竟然坐到了新华门卫兵的脚跟前，比文革还能胡来。

中南海门前是交通要道，非法静坐的学生妨碍交通。四二零事件导致一人（郭向东）因此死于车祸。另有派来接学生返校的大轿车被砸。在警方阻止学生冲击政府的相互冲突中，警民都有受伤。但试想，如果没有学生趁丧发难，非法示威，何来警民冲突？若没妨碍交通，何来车祸？学生趁丧发难是原因，警方被迫出动维持秩序是结果。

记得在国内时看过一本《越南妇女》，作者阮氏某已经记不清了，是讲越南南方妇女抗美斗争的。其中提到一次南方妇女被越共动员上街示威，遭到美伪军警的武装拦阻。示威的妇女愤怒之极，一声令下，大家一齐脱下裤子，露出下身，吓得美伪军警落荒而逃。

我不知道这事究竟真实与否，总之让人觉得这些参加反美示威的越南妇女真够鲁的。而对面美伪军警面对这么多自愿露出下身的示威妇女居然没有扑上来群奸，反而知礼而退，真够有教养的。

「四二零」是一个八九民运要求彻查的流血事件，双方都有受伤。学生明显非法，故咎在学生，不在政府。这个时候的政府不但没有动用机枪坦克，连催泪瓦斯都没用，全凭军警徒手的肉身拦阻，一点责任都没有。

四月二十二日，学生再度趁丧发难，在追悼会场的门外免冠徒跣，以头抢地，简直丧心病狂！

考查一个历史事件的是非并不难。和围棋下完之后的复盘一样，就是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把过程再走一遍。

这节课讲完了，现在就可以复盘。

整个「四二零」事件除了新华门前有守军的徒手阻挡，防止酿成三一八事件外，政府没作任何形式的抵抗。既没宣布戒严，也没开来军车，更没有武装驱逐，甚至第二天《人民日报》连篇社论都没发表。

王丹说，「如果学生有策略上的错误，那么政府犯下的是罪恶，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层次上的问题，因而不容混淆」。

现在的问题是，在1989年4月20日午夜12:00之前，王丹所谓的“政府犯下的是罪恶”根本就没有发生。在这之前大批学生在新华门口冲中南海是否非法？

如果认为不非法的话，请拿出证据来证明。

王丹声称「把人的生命视为草芥，认为可以为了政治目的不择手段，这种反思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而4月20日学生不做任何申请就聚众冲中南海，导致一人死于车祸，才是货真价实的「把人的生命视为草芥，认为可以为了政治目的不择手段」。

马悲鸣邮址

ma.beiming@gmail.com

【附录】～～～～～～～～～～～～～～～～～

「游行十条」

【分类号】 A111401198602
【标题】 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
【时效性】 有效
【颁布单位】 市人大
【颁布日期】 19861227
【实施日期】19861227
【失效日期】
【内容分类】 公安、民政
【文号】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布）
【名称】 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
【题注】
【章名】 全文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依法行使游行、示威的权利，维护首都的公共秩序，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公民依法举行的游行、示威，本市各级人民政府予以保护。

第三条　举行游行、示威的组织应当在五日前到游行、示威的区、县公安机关提出书面申请，跨区县的到市公安机关提出书面申请，说明游行、示威的目的、人数、时间、地点、路线，并注明组织者的姓名、职业、住址。

第四条　市、区　县公安机关对于游行、示威的申请，除违反宪法、法律规定，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的以外，应当予以许可。同时，公安机关根据维护交通、治安秩序的需要，可以改变原申请的时间、地点和路线，并可提出相应的要求。

　　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和首都机场的周围不许可游行、示威。

第五条　市、区、县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游行、示威的申请报告的次日起三日内，做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组织者。

第六条　游行、示威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游行、示威应当按照许可的时间、地点和路线等条件进行。

　　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应当负责维护游行、示威队伍的秩序。

　　游行、示威不得扰乱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

　　游行、示威不准携带和使用武器、凶器、易燃易爆等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

　　游行、示威不得扰乱治安、妨碍交通，不得沿途涂写刻画、张贴标语，不得破坏园林、绿地、公共设施。

第七条　公安机关对于许可的游行、示威，应当负责维护交通秩序和治安秩序；对于违反本规定的游行、示威，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劝阻、制止。

第八条　对于游行、示威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障或者抗拒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或者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九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解释。

第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录】～～～～～～～～～～～～～～～～～～～～～～

王丹：反思六四坚持两个底线

　(纽约记者曾慧燕／四月纽约--波士顿电话访问)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四日晚为八九民运辩护。他呼吁世人反思「六四」必须坚持两个道义底线：即坚持正面评价八九民运和不能遗忘「六四」。

　　王丹在接受联合报电话访问时指出，今年美国各地纪念「六四」的民众未减，说明人们并没有忘记「六四」。他针对一些「诋毁」八九民运的舆论说，「六四」已经过去十一年，当年席卷全球声势浩大的声援浪潮已平息，以八九民运为原始推动力的海外民运陷入低潮；近年由于某些原因，另一股以反思为名的思潮开始暗潮汹涌，出现诋毁「六四」和混淆视听的情形。

　　王丹指出，他一向主张对「六四」进行深刻反省，但必须坚持两个最基本的道义底线，否则将产生负面意义。第一要坚持的道义底线，对八九民运的整体评价是正面的。他不讳言，在当年八九民运中，包括他在内的学运领导人有各种各样策略上的错误，诸如是否应当发起绝食，是否应当早日撤出广场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反思。

　　不过，王丹强调，如果因此认定八九民运就是扰乱社会秩序，甚至是要颠覆政府，或认为政府应当开枪，这种反思已超越基本的道义底线，「把人的生命视为草芥，认为可以为了政治目的不择手段，这种反思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他强调，八九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绝不是几个所谓「学生领袖」可以代表的，不能因个别领导人的问题，而抹杀广大学生参与运动的正义性；更不能因为反思学生运动的得失，而掩盖政府犯下的屠杀罪行。「如果学生有策略上的错误，那么政府犯下的是罪恶，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层次上的问题，因而不容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