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说读得少。现在《色.戒》炒得热火朝天，也拿来读读。读后有一个感觉，谈出来和读者讨论。这个感觉，就是张的人性化，文学化主题对峙于政治和道德主题，引起死水微澜。何以如此说法，我们注意到，一般评者没有注意到的小说文后的落款："1950年"。疏于考证，不知道张先生此著在何处出版？大陆？香港？台湾？不管在哪里出版，都涉及到各自不同的政制背景。这个背景，在大陆，当然是上海解放；在香港，是岌岌可危的大限临近；在台湾，更是五味杂糅，本土化和中国化，日本化的交织对抗。小说既然是写抗战，当然不能躲过那个政治和战争背景。那么，她搬动抗日时期蒋汪斗争之背景，有何用意?我以为是涉及和对比一个更新的背景，就是上海解放。这个背景和那个背景的对照，当时读者，定会产生感受，除去那些较为木然的读者。她为什么要建设这个背景和背景的无意识对比，在于她试图超越"政治正确说"，回归到我们所言之文学主旨和人性分解。这个人性分解的文本，一如很多在我们看来诉诸人性无解之主题的，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这些或者那些作品，人们耳熟能详，却很少诉诸一个政治正确说，以结其果。近说，如，有人提到之苏俄电影《第四十一个》，《一个人的遭遇》；远一点的欧美著作，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马斯.曼的著作，他们在小说里丑化和抨击了自由主义者（《卡拉马卓夫兄弟》，《魔山》）；现代文本里，主张没有政治正确的文本很多。帕默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就企图颠覆西方文明的艺术观而恢复和拯救阿拉伯文化和艺术观，且涉及到他对人性定位，以排除西方个人主义。他在咀嚼阿拉伯文明的衰落和复兴之间，用尽了脑筋，并不呈现西方文明和文本一贯正确说。张氏文本的此类显示，当然不很明显，单一。她的文本，其实，起到了一种质疑背景政治的作用。这个作用，隐含很深。这个作用，又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她对于中国政治时代的厌恶和躲避。

中国在1950年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无需赘言。退一步说，如果按照当时万众归心于党文化，这个现象而言，张氏，本来当然要写这个背景后面的细节，如，《秧歌》。那里直接呈现了土改的一节节，一幕幕——她可以反对之，绝不拥护之。但是，张对此没有很多兴趣。这个无趣之表现，在此文本中，就是运用另外一种背景，来影射之。于是，50年的背景，错动到抗日时期。抗日时期的背景，是不是也有一个"正确说"呢？当然有。这个正确说，我们知道，有国防文学和大众文学以及其他文学之争，但是，抗日一说，不可更动，否则就是汉奸文学——但是，张氏偏偏要介入汪伪政权，且以牺牲一个花龄少女，作为对于抗日英雄类的比照——这个用心很尖刻，很复杂；有人说，这当然是在以个人角度，圆场或者反思其个人经历和爱情，其中牵涉到胡兰成。这个解释，已经介入到私人成分，我们后面细说之。我们的意思是，在张氏文本呈现汪精卫时代背景的时候，作为文学家和著名文学家的张，她是秉承政治文学分解和解构说，以达到她的文学智性和政治反讽。她的主导依据，就是我们所言之区隔政治文学的主旨，以司其道。这个道，又是什么呢？就是政治，文学的分道扬镳。

我们认为，文学之道，是诉诸终极人性和人性之悖论的，也就是说，文学主旨，并不会因为某种政治建构，而消除人性之永恒悲剧；而政治之道，则要求在最大的范围内，消除人为悲剧和制度悲剧，政治变革或可消除此类悲剧——也就是说，悲剧和悲剧，是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历史上，俄国和法国革命中发生的，都不是人性永恒的悲剧，而是可以启动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而消灭之的悲剧——文学悲剧，则不同，他不会因为某种政治制度的建立而消除——这就是我们所言之文学诉诸人性终极悲剧的原因。这个悲剧与世皆存，几乎是永恒的悲剧。这个悲剧，在张氏和很多卓越文学家文本里，有所展现。张氏文本，就此展开的文学逻辑，是不是非常有说服力，也许见仁见智，但是，起码，她对此有所意识，是没有问题的。

换言之，张氏展开的政治背景，也许是非常必要的，也许是非常不必要的；一如有评论指出，其中王小姐，似乎也是可以转换政治背景的，她可以成为汪甚至毛的特务——这是张氏逻辑的广延发展吗？她是否依然可以成立？我们并无把握；但是，我们可以把握的是，张氏小说企图说明和状写的情节，倾向和风格，无论她是不是苟简和留白，总之，她是显示文本空间的大手笔，大写意者。如果她状写易，王二人，且进入帕默克所谓西方客观主义，他们的背景准确性，反倒会变得岌岌可危和缺乏说服力哩！因为，如果她和他的兽性和人性交织过程，被细节描述和剖析；如果易的残忍和虚伪，像俄国写实主义小说一样，不被删节和省略；如果，不管王氏是经过训练，还是没有经过训练，她的人性素质，被老陀或者契克夫或者莫泊桑一样深析，几乎所有细节，就要坍塌和崩溃了。此文本细节描述所在，仅仅是麻将桌，女人服侍和企图枪杀易奸的那家首饰店，而且，确实也显得惜墨如金。正像一些评者所言，如果汪精卫政权的种种显形，种种恶迹，被铺排在易奸身上，王氏之阴道之路，将会闭塞；如果易对面有某种政治正确的人物，比如《青春之歌》里的共党英雄，国军英雄等，易奸男性美，也会轻易破碎——按照当时的主流社会和青年取向，张氏塑造的王氏，并无正面意义——而潜在反对"正面"和进步甚至爱国异议的，正好是张氏所极度厌恶和躲闪的政治，1950年？故此，她矫枉过正地拿出一个汉奸男子美，来慑服一个国民党特务小女子，且全然不顾蒋介石正面抗日的理据和现实——其写作目的，自然不是为了证明汪精卫之正确，而是抵抗共产党意识形态正确说和泛意识形态正确说。由此及彼，以避开炮制很多党文化和爱国主义文学垃圾。

这是我们参透，或者尚未参透之张氏谋篇布局的、非意识形态文学构思所在。这个看法，当然可以讨论。但是，有一点是显见的——凡是爱情小说或者悲剧文本，所有这些结构的延续和发展，势必配合所谓时代和背景。凡此种种，在无数次宗教冲突，种族冲突，阶级冲突，国家冲突，集团冲突中，像是罗米欧和朱丽叶式结构的文本，不胜枚举；文学情节的构思，如果说是一种0度写作，即无法逃脱背景因素带来的文本逻辑——而这个逻辑，其实就是上述各种背景中，政党派系和宗族集团的冲突，在人性和个人层面的反射；如果我们认可张氏小说也是这样的文本，那么，这个文本，几乎就是全无意义的——但是，文学分析和人物分析，有他超越背景和时代的一面，而变成时代和背景与之脱离的独立存在——这时候，不管是贝多芬，还是伦伯朗，都会成为某种超然入圣的所在——而且，这个超然，即便经过玛格丽特或者艾舍尔的反讽和德理达和福科的解构/结构，其个性存在，依然是不无可能的，甚至成为纯个性化对象——当我们欣赏音乐和绘画，悲剧和小说的时候，接受美学带来的某种审美，可以超越时代，化为私人之物。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关照张氏，就不会因为她的殊于一般文本而感到不满足。于是，就像易奸和王氏一样，我们也可以容纳一种看不见的道德诉求。这个诉求，完全是每个读者自做主张的那种标准。我们说，张氏"政治不正确"，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道德层面和性爱层面

其实，排除政治层面的文学层面，往往就是道德和人性层面，只是如何估量这个道德尺度作用于情爱和性爱之上。其间的关系，往往是历史和道德之审美标准的交织和纠缠，当然包含政治标准。近代以来，反对道德主义，成为西方人新道德和反道德诉求的历史之时髦。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道德。这个道德存在和不存在论，逐渐演化成为对于旧时道德方式和范式的反抗。这个反抗，带来革命道德和对于道德本身的颠覆；例如，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之区隔，主要表现在他们的革命和保守，道德的守旧和道德的革命——以后又是复辟。我们不便赘呈这样的历史表述。张氏小说的道德诉求，或者说反道德诉求，虽然无法附和西方革命背景，但是，她对于中国革命带来的道德滑坡，却不可能不了解，必为感同身受。她的小说《色.戒》，恰好是对革命和爱国道德的反播和抗争，用她自身的感情纠葛和小说人物的幻化，推演出来一本反抗道德的非意识形态文本。此文本中，她通过现在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著名句子得到宣泄："阴道"论；"权利"论（"权势是一种春药"），"茶壶"论；等等。

在意识形态大脑指挥和左右人们行为的时候，人们的身体和精神，已经本末倒置，因为他们没有发现一种确实"正确"的思索方式。张氏不可能对此毫无感受，相反，她肯定有着很多很强的感受。于是，在摘除了抗日正确说以后，其人性诉求，就转变成为对于人性感情的非道德性爱说。这个性爱说，又是以这样不可思议的方式表达出来。这里，我们认为，她首先去除的，是接近道德的爱情并将这个很是承重的大词幻化为一种举重若轻的把戏。王氏说，她知道了"他是爱我的……"；易奸说，"她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那么，王氏想法经得起常识考验吗？仅仅一枚戒指，就确信了爱情之存在吗？对此，无论如何简笔抒之，留有余地，也感其艰巨，难堪。但是，小说作者和很多读者，却完全信服这样的"点睛之笔"，从而认定王氏已然堕入情网。这个细节，也许可以被颠覆，但是，张氏这种回避当时流行的革命道德论之反抗姿态，在今天，还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得到很多读者的信任和信服。究其原因，就是他们的道德破产观和张氏面对上海易帜，革命战胜道德，以及用革命道德代替道德本身，这样一种历史荒诞的反射和阻抗——这个反对式，用在小说里，就是张氏用来解构爱国道德，任听本能主义，摘除正统假面；虽是用心良苦，而且含混不清，却是故意为之的一种伎俩。这个伎俩，却在中外文学史上比比皆是。只是我们要说，本能主义和自然主义，可以用于某种反抗当中，但是，他的得体运用还是要附和某种潮流——就连《尤利西斯》，也要考量爱尔兰人的某种正统之爱国主义和反对英国的潮流——用思想指挥本能，本是历史上很多作家和思想者的惯用武器；完全摒除正确思想，往往导致的不是思想除蔽而是思想的重新作祟。有时候，当强势的政治势力，迫使人们无法使用大脑的时候，当性爱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思想正统的时候，当浪漫主义——像白璧德和阿诺德一样批判的——超越了人性的道德底线和实用把握的时候，赤裸裸的情色势，必成为那个时代文字诉求的手段甚至目的。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出现在半个世纪以前的张氏小说里——现在，又出现在李安顺乎商业的情色转调之上——而那些本来在小说里非常隐蔽和含蓄的所在，被恶意膨胀起来，已经完全诱惑化，意淫化；这里，根本没有顾及张氏本人不愿意如此赤裸于兹的种种考量。小说里，她宁愿对此保持优雅的距离，而不是要展览阴道。这个展览会图画，我们只能认为，是电影的某种烂俗化和商业化。

在"权利"是不是"春药"这个问题上，回复，应该是非常简单的。设想希特勒的爱娃，毛氏的情人——其实，是性人，性工具——难道缺少对于权利的倾慕和疯癫吗？反而观之，希特勒和毛氏，是不是因此而获得了他们的魅力而摘除了女人的所有防御和甄别了呢？稍有常识者，自然不会如此做答。阴道主义和"操我"一类寡廉鲜耻的女性变型自白，究竟是一种无可如何，还是一种什么审美变异，笔者不甚了了。但是，当权利和性相系而在的时候，我们看到，她已经违反了古往今来、一切道德文章和榜样文本的惯常范本。所有超越阶层和阶级，甚至皇室和平民之间的爱情故事，宣扬的，是一种权利之解构而非权利是春药——这样的观念，人们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在这个课题上，张氏究竟要如何说话和塑造人物为其（她和胡兰成）辩解，我就完全不能了解了。

也许，张氏和我们在毛氏旗帜下成长过来的一代人，迄今隔阂依旧。在理论上，权利本来就等同于政治腐败和宣传的强势，但是，在小说文本上，她怎么可以宣布权利等于春药呢？这并不是人性或者性爱的泛反抗存在。其实，这个阴道主义和钻戒、和男性美、和胡兰成的才华等等，都是建筑在本能主义立场上的。我理解这个主义及其与自然主义的接近甚至接轨，但是，排除一切大的背景说，我们依然很难在细微末节上，看到这个项目势必成立的理据。一般而言，无法无天，是历史上莎乐美主义的翻版；要杀死施洗约翰，和摩西之不许杀人，背道而驰——她们诉求的，是完全的、真正的反道德、反正统主义，而不是倾慕权利意识（当然，莎乐美利用了权利，她以性格抬高了女性的权利：身体，舞蹈和咒语——而王小姐，却是屈服于权利和易奸之人，被权利屈辱了性别；和莎乐美刚刚相反）。这个权利意识的无解，在我看来，正好和张氏小说的反道德论，背道而驰——如果可以说她诉诸反道德。有一点可以理解，张氏本人，无论是对于共党易帜，还是汉奸上台，都得出一个女性遭殃的说法，且贡献身体力行的经验——在此意义上，我们就会转换对于那句"权利就是春药"说法的含义。这当然也就是张氏小说带来的独到魅力。她的所带含蓄的文本，却要和她惊世骇俗的语出惊人，赤裸相系，其中郁闷和发泄同在，不满和反抗共存，只是，她的反抗，给人很多犬儒和抗争共构的疑惑和不解。然而，张氏小说的总体效果，还是可以启动人们的思索。我们不知道是否一如别林斯基所言，评家言论，往往为作家所不觉——我们所道之政治和文学，道德和性爱层面，究竟是不是张氏隐约感到的课题，还是她仅仅是一个性情中人，并不了解如此众多的思维赘物，只要干净一个文本，就好。问题是，究竟是我们带了紧箍咒，还是张氏滑入了自戕和自虐，亦不好说也！

疯癫与惩戒

《色.戒》无疑包含了福科所谓"疯癫与惩戒"的中国内涵。色，就是疯癫；这个疯癫，不是来自精神失常，抑或有意或者无意间寻求的终极体验，而是涉及到世界上整体理性和非理性，无理性之间的博弈。这个价值取向的是非，迄今并无结论。理性像是非理性一祸害人类而迄今不绝。根据这个倾向，人们往往抬出诗歌和艺术，以医治所谓的泛理性主义和泛科学主义。在此意义上说，惩戒方，是理性，权势和正统；疯癫方，则一直在野，处于边缘状态，成为惩戒对象。这就是福科主义的要旨。但是，这个终极体验的呈现，却还是以变形的方式，出现在小说文本和人物角色里。因为王小姐和易奸，都是某种疯癫和惩戒，色与戒的主观追求者。易奸，最终代表了惩戒方，而王小姐成为被惩戒方，也就是疯癫为之最终付出代价方。这个理据很是不让人舒服。他们的色欲固然不同，却也分别在不同的主观间性中得到彰现。一个，是善良者的失身，一个，是政客的操弄。这种写作方式，给出张氏文本不便说明的某种理据，也许，也是她自身身世的一种写照和回忆，自道和醒悟。她的省悟方式，不是无迹可寻，而是有迹可查；她整体的小说构思，布局，倾向，已经将此意志合盘托出，却依然不为人察，不为人鉴。很多评述不搭边际，自相矛盾，没有把握住张氏小说谋篇布局的深刻用心。这个用心，究竟又是如何？我们通篇观察，她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取舍，即可得出一二。小说从麻将桌子开始写起，其中，且涉及关于女人戒石和服侍等的描写；最后，在结尾处，这张桌子和女人们重新出现，只是缺少了一个王氏。这个安排看似简单，其实个中深意已在。小说发展线索，在刺杀场地出现的一系列进行时，往往带出情节和逻辑的交代，是全篇进入悬念而不可苟简之处；以后，王氏放人和再以后的易奸杀人，都是简单笔墨，交代一下，并不铺叙。我们看到，关于阴道主义和茶壶主义等等居间话语，都是张氏为了交代王氏思维而做出的温火状述，并无要发扬光大之须。最后，在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中，读者看到，王氏已除，天下归安，牌照打，戏犹唱，易奸，好像赶走了一只苍蝇般无情动。这是什么布局？

我们说过，如果按照一种类似西方均衡主义小说的谋篇布局，此文本看来几乎无法成立；像一些评论所言，如果均衡到小说给出易奸一些真实杀戮之写照，很多阴道主义和性爱都会付之东流，根本无法拱上台面。但是，出于角色和情节的疯癫和惩戒之虑，之察，张氏只好将此结构如此建构和如此处理。她至少把握住一个冷酷的现实——也许是对她本人，哀莫大于心死的生活和观念坦白——易奸，自始至终，在小说文本里，在人物角色的逻辑构成里，都成为一个生杀自如，来去无碍的男性和权势世界中人——也许，也是那个时代，某种"权利春药"的掌握者，衣冠禽兽的真面揭示。他的存在，不单单可以以其正统或者掌控的权利，把女人玩弄于鼓掌之上，还可以同样操控某种政治层面和民族层面的生杀予夺之权——这个权势的解读，可以是汪伪政权，也可以是蒋政权，也可以是毛政权——这个哀莫大于心死，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悲观主义甚至是宿命主义。如果参出这个玄机，此小说文本的魔力和魅力，尽可迸射而出。这里无须平衡布局，相反，如果使用平均布局，使用背景或者人物，场景，性格和对话，以期展现整体，小说家悬念和玄念的移用，将会因为整体展现而自动塌陷。反倒是，如果张氏不这样写，她的言外意图，将有所所展现，且完成她本人对于易奸或者胡兰成的深度厌恶。这里，王小姐的身份，同样完成为一个易奸掌控局势，要挟天下的辅助人性构成。这样的构成对于张氏，也许是极为痛心的安排，但是，由于各种可以言表或者不可以言表的感情和思索，她只能以这样一种深文周纳，不落声色之剪裁达到心机。其意，尽在文本言说之外。这个小说布局，是她用来诅咒胡兰成的悲苦用心。上述几种背景之存在，有、无交织，对、错交织，人、兽交织，成就为一种罕见的文本留白方式。其间，她诉诸的道德剥离，语系断裂，背景取舍，性格走势，爱情和性爱，无耻和成功，比比反衬了她对于邪恶的斥责和鞭挞，造就一个活脱脱张爱玲方式和张爱玲现象。如此等等，都是天才张爱玲深刻掌握的胸中成竹，府中城池和情中思索。她不是不懂1950年，不是不懂1940年代，或者更早时代那些政治背景，含，上海或者香港的万人万象。她作为一个观察者和写作者，居然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把这个短篇的言外之意，传达到很深，很远。这是她的天才显示。于是，我们说，我们看重此文本之整体效果的惊心动魄之处。这个魄力，呈现在小说高妙的结构和取舍艺术中。

那么，张氏小说有无不为人道的某种矛盾和隐蔽、隐私之处呢？这样的矛盾比比皆是。如果按照艺术构思而言，张氏可能在细节上，故意违反逻辑一致的要求，抬出很多惊世骇俗之言，造成一种反叛效应——但是，这样的效应，恰恰和她的反叛世界观，形成深刻龃龉和矛盾。"春药"说，就是。还有，好像是辜宏铭提出的"茶壶"说，也是。戏谑而言，如果张氏是站在汪精卫立场上，他的政治正确缺失，就是理所当然。但是，这个叛逆之王氏，仅仅对于易奸要送她的一枚钻戒，就出卖党性，这个事情，是没有普遍性的。反之，如果王氏根本就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她自当线人的潜伏状态，也根本无法成立——抑或像是好莱坞电影，普遍状写的妓女政治和政治妓女那样，惟利是图，惟色是图，那也就没有什么好说。我们现在常说的《窃听者》之道德发现，可以和此文本反向对比。在小说里，王氏像是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性情中人，这个塑造，违背常理，难于成立。人们搬出一打理由，来论证性爱的遮蔽效应，说，性爱本身就是高于家、国和政权的；美人计的历史，就一直以来存乎于历史上；但是，常识说，特务们和妓女们的道同之处，就是他们已经充分完成了非人化的过程，即便有良心发现，也很快就会枉道从势。于是，刚刚说过，张氏除去造就她的易奸角色以外，也许不自觉地，也要为王氏——有人说是她自己——来说几句话；不然，这个胡兰成情节压在她身上，化之不开，挥之不去。